陈寅恪最初从国外回国，任蔡锷的秘书，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却和鲁迅来往频繁。鲁迅那时候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是陈寅恪兄长陈衡恪题写。
陈寅恪
清明节后的那一天，他取了几册书来到蔡将军府。陈寅恪正埋首在案前一摞卷宗里，鲁迅和他打招呼时，他眼睛直愣愣地瞪着他，老半天没有任何反应。鲁迅将书放到他面前，陈寅恪才回过神来，摘下眼镜擦拭了一番，然后找出茶杯，每一只都积满了茶垢。他叫门房给他们送来两盏热茶，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喝了茶，陈寅恪才缓和了些。
鲁迅将几本书往他面前推了推：“刚刚出版的几册书，闲来贤弟可以翻一翻。”陈寅恪将书拿起来，随手翻了翻，然后说：“我记得当年在日本，你就不来上课，尽找外国小说看，翻译的底子就是在那时候打下了。”鲁迅说：“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单纯做学生，这钱绰绰有余，但我后来回国结了婚‘游学’的。抽烟、喝酒、购书，这钱就不够用了。你知道的，加上周作人很快与羽太信子谈起了恋爱，钱更不够用。”陈寅恪说：“不过你会挣钱，给《浙江潮》写稿子，给各种小刊物、同乡会写文章做校对，日子还是过得不错。”鲁迅说：“那跟你们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当然，你那时还小，我的成就就远不如陈衡恪。”陈寅恪说：“陈衡恪是拼了命的，他生来就是读书的命。”鲁迅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陈寅恪说：“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鲁迅说：“这是我和师曾（陈衡恪）不同的地方，他用一只眼紧紧地盯着学业，另一只眼关注着绘画、音乐、古诗，广交日本艺术界朋友，完全游离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与革命有一点点关系的是：陈衡恪与李叔同经常在一起讨论、研习中国古诗、古画、古乐。”
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忆录》里说鲁迅：“退学后住东京的这几年，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不进，平常只逛旧书店——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怪不得鲁迅能如此全面地编辑出几部《域外小说集》了，正是自由地研究、自由地创作，在俄、法、德、波兰、匈牙利文学的大海里自由翱翔，为日后回国扛起新文学大旗打下坚实的基础。
鲁迅
陈寅恪从蔡锷将军府辞职后再度出国，离开北京时来到教育部向哥哥陈衡恪告别，顺便也和鲁迅打个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个饭店聚餐，陈衡恪为弟弟送行，鲁迅和几个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酒过三巡之后，鲁迅与陈寅恪回忆当年发生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趣事。当时陈寅恪与鲁迅床抵着床，两人年龄最为接近，关系十分密切。
有一次已回国的同学来信询问弘文学院的近况，鲁迅和陈寅恪、陈衡恪等人联名回信，把学院情况事无巨细地一一告诉了他们。陈寅恪对鲁迅说：“你那时候就看了很多书，我那时还小，并不太懂事。你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候你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我感到很吃惊——你那时就一直鼓励我，受到你的鼓励，我给家父写了很多信，我记得有许多话比如指出日本包藏祸心，其实都是平常你跟我说的。”鲁迅说：“你从小就与别人不一样，看得出来，你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
陈寅恪再度出国后，与鲁迅再没有联系。但是鲁迅日记中却不时地提到他，而陈寅恪却再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这也是陈寅恪孤高与自尊的证明。他默默地走着一条漫长无尽的学术之路，最终成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师，他的学问被傅斯年称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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