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的霏霏淫雨，让我再度忆起江南。
江南的茶山该醒了吧，那么多鹅黄的新叶，仿佛就是遍布山野的小眼睛，调皮地泛动着鲜嫩的春意，在清寒的斜风细雨中抖一抖，摇一摇，像是招手，像是呼唤，夹着道路，缘着缓坡，把春天唤进群山，唤进星布于林间山坳的村庄，唤进乡亲们闪动的目光和博动的血脉。
江南便活泛了起来。
风总是很小心，轻轻地拂来又轻轻地滑走；雨总是缠绵，柔软着腰身飘摇着。披着雨衣戴着箬笠的妇女陆续走进茶山，收购茶叶的小贩往来于山间小路，托拉机的声音在坡顶坡谷“奔突奔突”地欢叫，村里的茶叶加工厂传来机械运转发出的“晃啷晃啷”的声响。山丘田像带子像弯月，亲密依附柔缓的坡面，三两个村民挽着裤管扛着锄头让光裸的双脚陷入清鲜的泥土。孩子们的旧书包里装着新书，一路嬉戏结伴而来，坐落于山顶凹陷处的学校，带着笑闹的读书声像蹦蹦跳跳的蝌蚪飞起来，舞起来。
这是一片广阔的山区，枕着一道宽阔的海港，那是东海伸进来的一条手臂，这或许就是被叫作江南的理由了。它自然不是作为通常地域概念的江南，仅仅是十多个小小的山村，远离平原和闹市，用茶叶和各种杂乱生长的草木的绿、野生野长野放野谢的红黄蓝紫的花、四季不同的鸟鸣虫鸣和夏凉冬温的山泉滋润着的山村江南。
十八岁那年初秋，父亲挑着担子领着我登上那条蜿蜿蜒蜒的黄土公路，把我送进江南。担子的一头是被席，另一头是锅碗瓢盆。十来里的山间公路，大段大段被茶园簇拥着，余下的部分，是葱葱郁郁的树林。潺潺的溪流声一路相伴，有时从哪里突然就飞来一声问询，移动目光寻找，便看到路的上方下方或对面的山坡上有人在忙活，父亲便停下来，向对方回问一声，谈上几句话。
公路的尽头，是一个显得很开朗的山坳。山坳里蹲着三座两层的房子，砖木结构的那一座便是学校教学楼，傍着楼的一溜房子住着一户人家。另两座是石头房，其中之一有几间是村委办公室，有几间是驻在村里的一两户干部和我们几个教师的宿舍，楼下是一家小杂货店、一家卫生室，剩下的是烧火做饭和用餐的地方；另一座叫老屋，像是已经废弃不用了，茶季开始时运来几台机械，权当作茶叶加工厂房，平时就住着一个单身老人，我们都叫他阿龙公。
父亲和村里人显得很熟悉，一边互相问候一边卸下担子。其他几个老师都来了，几个人正准备张罗午餐，住在另一个村子里的村支书遣人来叫，说是家里已经准备了大家的午饭。这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经营小店的阿姆笑笑说，往年也这样，没别的意思，我们这地方，偏僻，你们能来，书记要表示感谢。果然如她所说，书记只是一个劲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然后就是忙着劝酒，给我们夹菜。都是家常菜，样数却很多，看得出来是经过认真准备的。
在山村江南的一年里，我走遍了她的每个角落、每一户人家，喝过他们家酿的米酒、担心我不合口味特意花钱购买的啤酒。他们的朴实厚道与热情善良，冲淡了因为偏远而带来的不方便感受。他们客气地称老师，在老师的前面加了我的名字，再在名字前面加一个“阿”字作前缀。我则与村里同龄的朋友一样，称他们或她们为某哥某伯某嫂某婶，这些称呼至今未变，有时遇到他们或她们，互相的称谓仍然是这样的原汁原味。那是我告别校园走进社会的第一站，仿佛就是又一个家乡，以致在离开她的头几年，每年都要回去一次，向她问候一声。
我常常不经意地就会想起我的那些学生。想起他们，便自然会想起清明。江南的清明是明亮的，即使飘飞着轻盈的细雨，满目绿色也足够清洗弥漫于天地间和人们心中的的阴霾。学生们从一条条不同方向的山径陆续走来，却不直接到教室，带着一丝羞怯，走进老师住宿的房间，把书包翻过来，掏出两条三条被称作鼠菊粿的食物。一张长两米宽半米的四人课桌很快就铺满了，然后往上叠，一层两层三层，不能再叠了，怕底层的被压坏了，于是又瞅着书桌，往上面堆放。这是一些地方特有的节令食品，新鲜的食物散发着清淡的香味，柔软而温热，引出我们的食欲，当即便抓起一块送到嘴里。往后的十多天，我们或煎或炒，天天享用。从清明到谷雨，那些日子浓郁着鼠菊粿特别的滋味。
时间还是在我和江南之间制造了距离。有十多年不曾回去了吧，那些常常浮出记忆的人与事、物与象，现在又是怎样的模样？我确实很想知道。偶尔遇到江南的乡亲，总是感到很是亲切。问起现在的江南，说是很多人家都搬到集镇或其他地方去了，村委会和小学也已搬到了另一个交通方便些的村庄。这样的回答让我不免有些失落，失落仅仅是为了留在心底的记忆；于江南的乡亲们，因为搬迁，对幸福的追求自然更多了实现的希望。
于是抬起头，放飞充满信心的目光，降落心中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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