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布格罗，《奥瑞斯忒亚的悔恨》
杰斐逊人文讲座（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创立，被认为是“联邦政府向人文领域的杰出成果授予的最高荣誉”。讲座始于1972年，基金会全国委员会每年都会挑选一位在人文领域作出杰出贡献者发表演讲，主讲人在收获学术荣耀之余还能拿到一万美元酬金。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72）、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2000）、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2007）乃至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2013）等名家巨匠都曾受邀发表演讲。
今年的主讲人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古典学、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学等诸多领域，纳斯鲍姆都声名卓著。作为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纳斯鲍姆对古希腊罗马世界中的运气、德性和情感结构作过深入分析，而这种分析连接着她对当代世界的思考。近年来，她声望日著，约翰·洛克讲座（2014）、京都赏（2016）等人文领域顶级荣誉都已被她收入囊中，杰斐逊人文讲座则是她的最新斩获。
在杰弗逊人文讲座上演讲的纳斯鲍姆
纳斯鲍姆的演讲题目是《无力感与责备政治》（Powerles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Blame），讲座的核心话题依然是她近年来着重关注的愤怒（anger）。2016年，纳斯鲍姆出版了《愤怒和宽恕》（Anger and Forgiveness），而她尚未付梓的新书《恐惧的君主：一位哲学家对我们政治危机的观察》（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 to be published in 2018 by Simon & Schuster.）进一步考察了愤怒与恐惧的内在联系。此次演讲的内容大多来自这两本书，是她最近几年工作的集中体现。
愤怒、正义与民主社会
纳斯鲍姆的讲座以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奥瑞斯忒亚》（Oresteia）开场。在这部剧结尾，雅典娜以法律制度取代并终结了血腥的复仇循环，但她没有驱逐复仇女神，而是许以尊位，说服复仇女神加入城邦。按一般理解，雅典娜的这一举动证明了法律体制无法脱离复仇激情，复仇女神虽然接受法律的制约，但本质一如往昔，充满了黑暗的复仇欲。
而根据纳斯鲍姆的解读，在故事结尾，复仇女神已洗心革面，转变了自己的性情。雅典娜劝说她们平复愤怒，以仁爱取代复仇欲，而最为根本的一点是，她们必须听从劝诫，唯有如此，她们才能加入雅典娜的事业。复仇女神接受了这一请求，不仅性情变得温和，外貌也不再令人心生怖畏，就连名字都变成了仁慈女神（Eumenides）。
纳斯鲍姆强调，复仇女神的转变与从复仇到法治的转变一样重要，并且，这一转变是后一种转变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埃斯库罗斯向我们表明，民主法律秩序不能只给报复套上牢笼，而必须从根本上将自己从一种嗜血残杀的非人之物转变为一种能晓之以理的人性存在，转变为保护生命而非危害生命的存在。”我们依然需要复仇女神，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总会有犯罪存在。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原来的复仇女神，复仇女神必须变为正义与人类幸福的工具。
和现代民主制一样，古希腊民主制也存在“愤怒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以各种理由相互责备。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很熟悉一种愤怒，即因自己作为人的脆弱性而引发的充满恐惧的愤怒。卢克莱修甚至认为，所有政治愤怒都是恐惧的产物。
希腊人和雅典人虽然发现了周遭的愤怒，但并不接受它，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女性气质，而女性在当时人眼中是缺乏理性的。总之，他们认为愤怒有害于人类幸福和民主制度，因此要与之斗争。纳斯鲍姆认为，希腊人和雅典人对愤怒的看法不无道理：愤怒是民主政治的毒药，而当它受到潜在的恐惧和无助感的刺激时，只会更加糟糕。
在结束这一开场白后，纳斯鲍姆抛出了自己的结论：“我们要抵抗自己的愤怒，抑制它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
纳斯鲍姆承认这一观点颇为激进，容易引发强烈反对，因为愤怒毕竟是一种普遍的感情。很多人认为，若不愤怒于不正义，就不可能关心正义。人们还认为，若无愤怒，则个人无法捍卫自尊，不以愤怒回击羞辱和不义之举的人是懦弱而受人践踏之人。在刑事正义领域，如今最流行的学说是报复主义，报复主义认为法律的惩罚应表现出正义怒火的精神。还有许多人相信，对严重不正义的成功挑战需要由愤怒来推动。但在纳斯鲍姆看来，我们依然可以坚持埃斯库罗斯对愤怒的怀疑主义态度。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毫无疑问在为自尊和他人的尊严而战，他们发动自由运动的高尚而成功，且表现出一种“非愤怒”的精神。
这次讲座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愤怒作出哲学分析，说明为什么从规范立场来看愤怒有着致命的缺陷，为什么愤怒会败坏民主政治。
愤怒的根基：暴怒与不公正的观念
纳斯鲍姆引用卢克莱修的观点，对愤怒作了一番发生心理学分析。
刚出生婴儿没有愤怒，因为愤怒离不开这种想法：某人对我做了坏事。但很快，婴儿有了下述念头：我饿、我冷都是因为别人没照顾好我。本能的自爱使我们看重自己的生存与舒适。当别人不顺从我的心意时，他们便威胁到了我。心理学家把这种情感反应称为“迫害焦虑”。这确实是一种恐惧，但也不仅是恐惧，而还伴之以来自外界的模糊威胁。纳斯鲍姆喜欢把它叫作恐惧-愤怒或恐惧-责备。
我们初临人世时脆弱无助，因此不得不依靠他人。但他们并不总是行我们所欲之事，于是我们责备他们。责备给了我们如下策略：通过大发脾气、制造噪音来实现我的意愿。责备也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要求什么世界就得给我们什么，不这么做的人都是坏人。
抗议和责备可以算是积极的，因为它们寻求改善自己的状况。但报复的愤怒往往会侵染责备和惩罚的念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使那些应受责备之人遭受痛苦。有学者把这种念头看作正义感的起源，而纳斯鲍姆更喜欢把它称为我们心中的复仇女神，她认为这种念头与真正的正义无关。
定义愤怒
那么，愤怒究竟是什么呢？在此，定义可以帮我们理清思路。纳斯鲍姆认为，西方哲学传统中对愤怒的所有定义都或多或少模仿了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将愤怒定义为对我们在乎的某人或某物的严重伤害的一种反应，并且愤怒者相信这种伤害是错误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愤怒是痛苦的，但也带有一种愉悦的报复愿望。
严重伤害和错误，愤怒的这两个元素似乎问题不大，且已被现代心理学研究证实。容易引发争议的是愤怒者的报复，而这也是愤怒概念的组成部分之一。现代心理学对愤怒的经验研究也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愤怒有两个步骤：从痛苦到希望报复。
纳斯鲍姆强调，愤怒的这两个部分可以分离，即可以在因错误行为而暴怒的同时却没有以牙还牙的念头。她认为，如果我们的信念正确，那么愤怒的前一个部分在个人和社会层面都很有价值：“我们要承认错误行径并对此提出抗议，这表明我们关切违反重要规范的行为。”纳斯鲍姆相信存在一种不受报复欲干扰的愤怒，这就是她所谓的“过渡愤怒”（Transition Anger）。这种愤怒只有如下内容：“太不像话了！应该要做点什么才行！”因此，过渡愤怒表达了抗议，却又面向未来：“它致力于发现解决之道，而非停留于对痛苦经历的回想。”比如，父母经常因孩子的错误行为而暴怒，他们抗议错误，但并不想施加报复，而只希望孩子能在未来改正错误。
报复的愿望植根于人性深处，并受到诸多宗教和社会文化的鼓励，但认为可以用痛苦来减轻痛苦却是个幻想。杀死杀人犯并不能挽回死者的生命。以痛苦回敬痛苦只能带来更多痛苦，而无法有所弥补。正如甘地所言：“以眼还眼使整个世界盲目。”
当然，我们都同意严重的错误行为应受到惩罚，而惩罚往往既痛苦又有用。但纳斯鲍姆并不认为这一点会挑战她的论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惩罚：惩罚不是向后看的，不是为了报复既成的痛苦，而是在表达我们关切的价值，使其他人不敢犯罪，因此惩罚是未来取向的。
亚里士多德的愤怒定义还包含这样一种观点：“愤怒往往不是对任何陈旧伤害的反应，而只针对那种他所谓的‘降低等级的’（down-ranking）伤害。”我们愤怒的不是谋杀、盗窃本身，而是因为这些行为降低了自己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纳斯鲍姆认为这一地位观念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关心的只是相对地位，那么报复确有几分作用：把犯错者降到相对低的位置，就把自己提升到了相对高的位置。
地位观念有什么问题吗？纳斯鲍姆的回答是，生活不只是荣誉之事，而还关涉许多实质性事物：爱、正义、工作、家庭。着迷于地位是不安全感的征兆，并且还会助长不安全感。此外，着迷于地位会影响我们去关注更为重要的价值。
纳斯鲍姆补充说，对人之尊严或自尊的关注不同于对相对地位的迷恋，因为尊严没有等级，尊严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
愤怒的三个错误
在对愤怒的定义作出细致梳理后，纳斯鲍姆总结了愤怒的三个错误，分别为明显的错误（the obvious error）、地位错误（the status error）和偿还错误（the payback error）。
所谓明显的错误，是指我们在陷入愤怒时往往无法仔细分辨是谁犯下了何种错误。至于地位错误和偿还错误，纳斯鲍姆在《愤怒与宽恕》一书中已有详细论述：前一种错误在于错估了地位这一特殊价值的重要性，后一种错误在于错误地认为以痛苦回敬痛苦可以修复既成的损失。
愤怒的第四个错误：无助感和“正义世界”
世界充满意外，“有时灾难仅仅是灾难，疾病和困苦仅仅是疾病和困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找出一个应受责备的对象。但我们有一种君主念头，即希望整个世界都为我们服务，因此任何坏事都可以归咎为某人的错误。这种想法使人感觉一切可控，而不会陷入无助。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即相信世界是正义的，这种“正义世界假设”使人倾向于认为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由他自己的懒惰或坏行为引起的。但与此同时，“正义世界”的信念也会让人相信自己遇到的艰难困苦都是别人的错误行为引发的。当经济形势不好、找不到工作时，我们会归咎于移民抢夺工作机会；当父母在医院死去时，我们相信这是医生医术不精造成的。总之，“正义世界”中没有意外，任何事情都必须找到责任人。
愤怒问题多多，但不应抛弃愤怒
愤怒这种情绪看上去阳刚气十足，绝无胆怯之意，但在纳斯鲍姆看来，愤怒是恐惧的子嗣。
如果我们不受到脆弱性的折磨，那么我们大概永远不会愤怒。如果愤怒是对严重伤害的反应，那么一个无法伤害的人就没有愤怒的可能。许多道德改革家——比如斯多葛学派——希望我们不要在意那些会被在我们控制之外的事物伤害的东西，由此我们将变得无所畏惧。问题是，丧失恐惧也就丧失了爱。爱与恐惧的基础都是对在我们控制之外的某人、某事的强烈关切。陷入爱河的人卸去了盔甲，变得无比脆弱。因此，如果我们无法抛弃爱，就必须同时接受恐惧。
不求偿还的抗议
在讲座第六部分，纳斯鲍姆给出了自己的选择，即在抗议不正义的同时放弃偿还的幻想：“这一未来取向的策略包括对已经发生的错误行为的抗议，但并不想归咎于谁……满怀希望地放眼未来，找出能使情况得到改善的计策……”然后纳斯鲍姆以马丁·路德·金为例，具体阐发了这一主张的说服力。她相信，埃斯库罗斯洞察到了这一主张，而金博士不仅了解这一主张，还身体力行之。
讲座最后，纳斯鲍姆作了一番自我分析。她认为，这场讲座涉及了人文学科的三个主要领域：文、史、哲。为了形象地阐述政治问题和实现政治目标的途径，她转向了文学作品（即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为了说明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中已经有人在追寻此类目标，她转向了历史（对马丁·路德·金的分析）；而她毕竟是个哲学家，因此她还对正义和幸福作了批判性分析并构造了相关论证。哲学给出思考的结构，从前提得出结论，听众可据此自由争论。因此哲学欢迎对话，尊重听众。哲学讲演者谦逊而坦诚：他(她)立场显白，易于批评。
情感的政治哲学？
在政治立场上，纳斯鲍姆是一位非常正统的自由主义者。不过，她研究自由主义的学问进路颇为独特。
自由主义者往往是制度主义者。自由主义试图将政治建立在低俗而稳固的人性基础之上，如对暴死的恐惧，对享受的追逐。贪生怕死、趋利避害是无需教化的“自然人性”，它们稳固而强烈；古往今来的种种教化传统恰恰想要克服这种“自然”，将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但自由主义放弃了这种做法，转而试图在最低要求的人性基础之上，利用制度来构造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这种选择可能是策略性的，即相信相反的做法注定失败，而自由主义政治方案至少可以取得有限的成功；也可能基于某种怀疑主义立场，即认为过往的教化传统事实上只是特定的文化偏好，并无道理可言。于是，人性的教化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自我完善，在政治领域，有低俗而稳固的人性基础即可，最多再加一点正义感（罗尔斯）。因此，自由主义者很少处理德性、情感等话题，关注此类问题的往往是政治光谱右端的各类保守主义者。纳斯鲍姆的独特性表现在，作为自由主义者，她深切关注政治秩序的情感基础，比如在这次讲座中，她就分析了愤怒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纳斯鲍姆的工作可以开阔我们对理想政治图景的思考。
人治与法治，圣君贤相与理性制度……在漫画式的中西政治传统对比中，此类二元图景一直是大众意见的最大公约数，究其本质，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秩序把希望寄托于在位者的才德，而西方倾向于以不依赖过高人性条件的制度设计来解决问题。且不论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实践中丰富的制度资源，单就西方而言，这一观点也太过简单。马基雅维利被普遍认为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者，但他却是一个“人治主义者”。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不厌其烦地教导君主在无常命运和具体情境之下应具备何种品性才能成就伟大。与他的文艺复兴前辈相比，马基雅维利的新颖性体现在他看到了单凭德性无法成事，有时必须借助于武力和邪恶。但归根到底，马基雅维利还是从君主品性这样一个“人治”视角出发来分析政治问题的。相比于马基雅维利所在的修辞学-人文主义传统，其对手、“愚昧落后”的经院哲学反倒更具制度思维。漫画式中西二元图景中的所谓西方毋宁是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个他者，真实的西方远为复杂。
我们理想的政治秩序是什么样的？这一理想政治秩序需要何种情感结构、人性基础作支撑？与具体的结论相比，这类久已被遗忘的思考方式也许是纳斯鲍姆对我们的最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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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小雪
延伸阅读
经典与解释·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城邦政制
——《奥瑞斯忒亚》文学性评注
科纳彻（D.J.Conacher）著
孙嘉瑞译 龙卓婷校
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286.pp
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提到，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仅能排第四，在他之前的是古希腊的三位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奥瑞斯忒亚》因其高度的文学性和完整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不仅是研究古希腊文学、思想史、哲学的瑰宝，对后世文艺复兴以降的文学戏剧创作的影响亦绵延不绝，甚至衍生到音乐等其他文化创作领域——其中不乏弥尔顿等巨匠。三联剧讲述了阿伽门农自特洛伊凯旋而归后的一系列家族流血悲剧，以《阿伽门农》为例其中暴风雨来临前的隐约预言、阴暗恐怖的气氛渲染、女主人公弑君杀夫前的性格心理塑造和剖析，深刻凝重诡谲，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这个文本也可用于探究当时的剧场文化，并可一窥雅典的民主社会的政治宣传和公民教育。本书逐行解释了三联剧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是一部颇有价值和可读性的导读性作品。
本书致力于详细评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悲剧三部曲中的文本，同时在批注和附录中引用其他学术作品中的观点，由此展开相关哲学性问题的讨论，并且对关于这些问题关键节点的其他学术意见进行收集。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为专业学者提供拓展性知识的同时也帮助阅读翻译版本的读者对相关话题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轻与重·古希腊思想中的柔和
雅克利娜·德·罗米伊（Jacqueline de Romilly) 著
陈元译
姜丹丹 何乏笔主编
华东师大出版社/2016/526.pp
在古希腊的史诗、悲剧以及历史著作中，上演着战争、暴力和恐惧，然而“柔和”的观念——或者我们具体称之为友善、慷慨、容忍、宽厚的东西等等，却从不在任何舞台缺席……这是如何发生、演进并影响着希腊人的伦理道德观的？请看法国古典学家雅克利娜•德•罗米伊这部独辟蹊径却又发人深省的思想史。
本书是一部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文献学”著作。“柔和”一词贯穿了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再到普鲁塔克的整个历史过程；作者根据不同时期和作品的特点在横向上仔细挖掘了该词所代表不同的外延意义。柔和（douceur）这个词的法文原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它在作者笔下几乎囊括了古希腊人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的态度。这种对一个概念从内涵到外延方面的一丝不苟的研究与探索，是本书的突出特征。
—The End—
—六点图书—
六点，在现代汉语表达方式中是省略号，她象征着无限和绝对；
六点，时间上平分钟表盘，不偏不倚，蕴含“时中”之意；
六点，军事术语中即原点思想的战场风雨变幻，我自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