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告诉女儿“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长女梁思顺。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胡适“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
胡适全家，胡适(右一)、江冬秀、长子胡祖望(左一)、次子胡思杜。
1908年9月，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学，他发表了《论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强调“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女儿、儿子在上海日月楼观看外公画画。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还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接受采访时，丰家“老六”丰一吟说：“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丰一吟读完初一，“不想读了”，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但丰一吟没有什么兴趣，在学校，别人学绘画，她逃课去学唱京剧，“父亲没有怪我，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