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天某个周六，我陪一位老师，沿着圣日耳曼大道走，走到但丁路，转弯，看见巴黎圣母院的侧影，那些被建筑学家反复念叨的、瘦骨嶙嶙的飞扶垛时，那位老师激动起来：“啊！圣母院！”
走到双桥边时，左转，走出十来步，我指着布舍列街37号，一间逼仄小巧的店。没说话呢，那位老师先嚷了：“莎士比亚书店！”因为是周六，书店里有一大群讲英语来朝圣的人，那位老师排开众人，到柜台问：“这里有《流动的圣节》卖吗？”“有，在中间。”
书店挺窄，正中靠左廊一排按例搁经典书。《艾玛》《包法利夫人》《堂吉诃德》《老人与海》之类，中间夹着两本《流动的圣节》。其中一个版本，封面是海明威当年在莎士比亚书店门口拍的照片。
我跟那位先生在旁边的咖啡馆坐下来，我跟他说，刚才沿但丁路走过来，路边就是索邦大学，考虑到这里离圣米谢勒不远，所以，当年……不等我说完，那位老师大声说：“当年海明威就是在这里遇到的马尔克斯？”类似的细节，外人可能听着觉得云里雾里，对写字的人而言，却像是彼此认亲的密码。
大概十年前，我在上海，与一些写东西的朋友，通宵夤夜，谈论品钦、马拉默德、卡尔维诺、索尔·贝娄、克洛德·西蒙、海明威、马尔克斯；争论译本、译者、结构、语言。某个朋友在QQ群里留下一句“陕西南路某某书店，某社的马尔克斯集子，只有一本了”，会引得几个相熟的朋友去抢。大家各自写练习文本，在苍老的旧版书找到一些珍贵的冷门文本，然后手打上网，给朋友们分享。那时大家各自野心勃勃，不忘随时吹嘘：“我近来这个构思，不得了！”
后来呢？那些朋友有的做了编辑，有的去写了歌词，有的做了广告文案。不，这并不是一个“当时我们年轻有梦想，后来就背弃了”的故事。
2016年春节前夕，一个朋友跟我联系上了，给我看他最新写的几则并不拿来出版的短文。我看了看：“这段是向赫拉巴尔致敬的吧？”他拍手大笑，乐得跟小孩子似的。说到这位老师，他在国内做出版，都是挺地道的畅销书。但私下里，他说：“我现在等车的时候，就写小说。工作归工作，私下里，自己想写的是什么，自己知道，抓紧碎时间写，自己也高兴。”
所以许多文艺青年们老了，转行了，不像少年热血时似的，将一些宏大的名字挂在嘴上吹嘘，但真心热爱的，无时或忘，只是，并不拿出来抖搂了而已。
我在巴黎有位长辈，做生意的。我初次到她家吃饭，看到她家的书架，着实吓了一跳。“这都是您读的书？”“我先生的。”“啊？先生是写东西的吗？”“哪有啊，跟我一样做贸易的！”我简直不太相信，因为那书架上虽然书不多且旧，但品位非凡，主题划一，是内行读书的脉络。于是我问那位长辈：“叔叔以前应该是文艺青年吧？”“我倒不觉得他怎么文艺啊！”
过了段时间，再跟那位长辈聚餐。她说自己后来也问了先生，先生出国前是拍过电影的。只是那些他自己并不想提。我回去查了下。那位先生1983年给吴子牛导演当过摄影师，拍过一部很先锋的电影，其中有跟《四百下》与《姿三四郎》致敬的段落。
一个30年前的先锋范儿电影摄影师，在巴黎大隐隐于市，连自己太太都没太注意到。但书架里放的那些书，到底将他暗藏的英华，流露出来了。
格言杂志社（geyanza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