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二等于四，二乘二等于四，这还有什么在疑问？还真的有。狄更斯与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曾在作品中谈论过有关“二二得几”的问题。
1
狄更斯：奉行“二二得四”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人的社会
在《艰难时世》中，狄更斯以并非漫画式的手法刻画了“二二得四”的非人性。商人出身的国会议员葛雷硬有一句口头禅叫“二二得四”：
“我这个人为人处世都从这条原则出发：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而且任凭怎样来说服我，我也不相信等于更多。……我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的乘法表，随时准备秤一秤、量一量人性中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数量和分量。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没有人否认，资本要增值，资本家要赢利，社会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人否认，金钱交易必须量化、数字化，利益计算必须加减乘除，现代经济少不了“二二得四”。但当葛雷硬的尺子和乘法表把工人换算为一连串的数字时，我们不能不犹豫一下。
狄更斯评论说：“葛雷硬先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什么都得出钱来买。不通过买卖关系，谁也决不应该给谁什么东西或都给谁帮忙。感谢之事应该废除，由于感谢而产生的德行是不应该有的。人从生到死的生活的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买卖关系。”这是一种“事实哲学”，是一种有助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哲学，但人，包括工人只是一种可以为资本家生产价值的工具吗？
一个奉行“二二得四”的社会，是一个一切都由买卖关系塑造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同情、理解、尊重和自由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可能是富裕的、繁荣的，也是令人沮丧的、唯利是图的社会，它绝不是文明人类所理想的社会。
但赤裸裸的功利是反人类的，即使是真实的事实也不能满足人类的理想。以月亮为例。中国人之所以喜欢月亮，因为月亮上面是有嫦娥与吴刚。“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是寂寞的嫦娥；“吴刚捧出桂花酒”——这是热情的吴刚。一轮圆月，在寄托了我们美好想象的同时也开拓了我们的情感世界。虽然我们现在知道，月亮上既无嫦娥也无吴刚。但我们不会喜欢这一事实，我们还要仰望星空，还要美化现实。事实和现实是物的世界，希望和美化才是人的世界。文化始于对物的超越，精神始于对物的克服。这样说，并非要凌虚蹈空、眼中无物，而是要说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
道理是简单的，但举世滔滔，多为利狂；黄钟毁弃，瓦釜争鸣。当人们满眼所见皆是心满意足的葛雷硬们时，社会公正、文化建设如何才真正提上日程呢？尊重事实而又不唯利是图，才有人的价值可言，才有精神生活可言。从狄更斯这里，我们得到的教训是：现代理想和文化精神如果不是反对功利主义的，至少也是在功利主义之上的。
2
陀斯妥耶夫斯基：“二二得三”有时也很可爱
“二二得四”是资本家残酷的功利主义的表达，那么二二得几呢？它可能是五，也可能是三，总之不等于四。把这个话题提出来的，是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关于人是什么、人类追求什么之类与人联系在一起的任何问题上，都没有什么规律或公式。在人类生活中，二二得四是不对的：
“当事情发展到只有表格和算术的时候，当唯有二二得四流行于世的时候，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可言呢？即便没有我的意志，二二总是得四。个人的意志能是这样的吗？总之，人就是滑稽可笑的；一切笑话，显然盖源于此。不过，二二得四终究是极其令人不能容忍的东西。依我看，二二得四无非是蛮横无礼的化身。二二得四双手叉腰，吐着唾液，神气活现地挡住你们的去路。我承认，二二得四是高明的东西，但要不得对所有的东西都一律赞美的话，二二得五有时也是非常可爱的东西哩。”
现代性就是理性化，这里的理性是相对于传统的天启、迷信、权威、偏见而言的人的思维能力，它发端于伽利略—牛顿的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并主要表现为科技理性。科技理性最简单的表示方式，就是二二得四。这是一个普天之下概莫能外的普遍公式，它蕴涵的是世界的可计算性。然而，照陀斯妥耶夫斯基来看，历史和人性都不是如此地单纯与合理。在《地下室手记》（1864）中，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理由有两条。
第一条是理性不能解释人的行为，科学、利益不能保证人的幸福。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人们在明明知道、也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的情况下，依然会把自己的利益撇在一旁，闯上另一条路，去冒险，去碰运气，甚至会干下最愚蠢的、最荒唐的事。
人性的深奥诡秘在于：“即使事情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危害，而且有悖于我们的理性在利益问题上所做出的最明智的结论，它仍可能不失其为最重要和最有利的利益，因为它为我们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因此，第二条理由是，以为理性可能改变人性、数学可以安排生活，以为人类有一个普遍的、统一的目的，这种信念无论动机如何美好，实践的结果也只能是取消人的自由，让自由的人成为呆板的琴键。
“二二得四”只是数学公式，但人不是物，生活不只是求平方根，在如何生活、什么才是幸福之类的问题上，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先验的公式和权威的导师可以代替自己的选择。自由意味着不受限制地表现自我、创造自我，只要我们是自由的人而不是敲一下响一下的琴健，我们就必须挑战一些公式化的普遍规则。
“二二得四”，当然，但那与我无关，真要凭我个人做选择，更可爱的倒是“二二得三”或“二二得五”。是的，这是不对的，但我就愿意这么说，难道我没有做错事、说错话的自由？只要我们反躬自省，哪个人的生活不是充满冲动、幻想、无所事事的发呆、难以解释的荒唐乃至邪恶？功利主义固然庸俗，科学理性也不尽人情，从陀斯妥耶夫斯基这里，我们明白理想社会和文化精神如果不是反科学理性的，至少也是超越科学理性的。
说到最后，二二究竟得几的问题是没有确切答案的。这不是要推翻数学公式，而是要借此展开有关人、有关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可能性。
以上内容摘自《知识人的关怀与压力》
猜你喜欢：
选购您心仪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