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相声演员苗阜、王声曾在2014年以《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书文戏理》《我爱陕西话》等一系列相声红遍全国，后来多次登陆春晚，让全国观众了解了陕西相声的实力。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是“陕派相声”的传人。“陕派相声”兴盛于陕西，但开创者却是天津艺人张玉堂。
张玉堂（1917—1998）生于天津一个曲艺世家，他的大哥是“阔字辈”评书艺人张阔兴。张玉堂自幼先学相声，后学评书。
当时天津逐渐成长起一大批寿字辈和宝字辈的相声艺人。他们在舞台上推陈出新，表演了很多流传至今的传统相声，也形成了津派相声独有的炽热火爆的艺术特点。张玉堂就是在这样的艺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艺人。
20岁时，张玉堂从天津去了西安，在西安民乐园、国民市场、游艺市场撂地说相声。当时大批艺人逃亡到西安避难，西安游艺市场人气骤升，从业者几乎全部来自外省，七十二行一应俱全。游艺场成了西安市曲艺、杂耍演出的中心，相当于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儿，聚集了几十家曲艺茶园。
陕西人爱听书，四位评书艺人“三张加一李”——以说《三国》见长的张玉贵的“玉贵书社”；以说《三侠五义》见长的张玉堂之兄张阔兴的“阔兴书社”；说《西游记》最拿手的张评益的“坪益书社”和同样擅长说《三侠五义》的李玉贤的“玉贤社”——在西安最火爆。
张玉堂到西安游艺市场不久，接替张阔兴，把“阔兴书社”改为“阔旺相声社”，很快名震江湖。他一登台，台下观众就大喊“烧鸡”！“烧鸡”！因为张先生外号叫“张烧鸡”。
当时京津等地出现“怯相声热”。“怯”的本义是北京人对外地口音的贬称，谓之“怯口”，又引申为内行人对外行人、城里人对农村人的蔑视与不屑，谓之“怯货”“大怯勺”。当时“怯相声”火爆，连《绕口令》这样多年用正口表演的段子，都改用了“怯口”。经常上演的节目有《怯算命》《怯讲究》《怯治病》《怯教书》《怯当行》等，还有根据《怯文话》整理的两段《转文》；根据《怯讲演》整理出来的《家务事》。
“怯相声”正是张玉堂的强项。在这些“怯相声”中，《怯算命》行内称《怯念儿》，俗称《瞎子算卦》。时至今日流传的版本，就是由张玉堂根据德寿山的“单弦拆唱脚本”移植整理而来的。
按江湖规矩，说相声必须有师承。张玉堂已经成名了，但是人在西安，不知道该拜谁为师。所以他专门回了趟天津，当时已故的名家焦寿海的徒弟杨少奎和张玉堂关系不错，也很欣赏张玉堂的艺术，所以由他出面代拉师弟，正式拜焦寿海为师。与张玉堂同时拜入焦寿海门下的，是快板书大师李润杰。
焦寿海的大徒弟赵佩茹，要收师弟李洁尘的儿子、11岁的李伯祥为徒，在天津群英戏院举行了正式拜师仪式。主持仪式的是一位负责文艺工作的进城干部，破除旧习，没按老规矩来，徒弟也没给师父磕头。不久之后，又举行了一次拜师仪式，又照老规矩“摆知”，李伯祥还是磕了头。
就在这个仪式上，张玉堂也同时成为焦寿海门下弟子，排在宝字辈，与赵佩茹、刘奎珍、李洁尘、李润杰等人是师兄弟。
拜师仪式后，张玉堂又回到了西安。1950年，他发起成立了西安市第四区曲艺联谊会，随后改为西安市第四区曲艺队。随着西安第四区改为新城区，这支曲艺队也改名为新城区曲艺队，演出相声、评书、杂耍等节目。
张玉堂经历了相声由旧到新的时代，在社会巨变之下，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和新旧相声》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艺人们在不同时代内心的变化—— “我是一个说相声的艺人，现在谈一谈我对相声这一文艺形式的认识。过去，说相声上园子叫‘买卖’，节目叫‘玩意’，观众叫‘捧场的’，肯花钱的听众叫‘好座’。每一天说的节目，也不管内容是什么，只知道把人逗笑了就得意非凡。为了迎合一般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把自己的父母妻子随意取笑，还有说一些低级趣味的，骂街越骂得技巧好就越受别人的欢迎。结果，人家给我们起了个外号叫‘骂大会’的，‘哄闲传’的，管我们叫江湖人。我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江湖生意人，每一次只是醉生梦死，不知道自己一辈子是怎么回事，最可怜的是自己还说：‘流落江湖内，俱是命薄人。’把一切苦难的原因都推之于命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玉堂开始说新相声。一开始观众并不买账，他发现，主要原因一是因为观众对新词不如旧词熟悉，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对新词不熟。所以打起精神认真表演，说旧词使五分劲，说新词时就使十一分精神，在表演时，尽力补充细节，增加笑料包袱儿，克服了新段子的缺点。时间一长，观众听的次数多了，演员表演也熟了，慢慢人们就开始欢迎新段子了。
张玉堂的新相声火了，当他再表演旧节目时，观众反而会问：“为什么不说新活？”其实现在茶馆剧场里的演员不敢表演新段子，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张玉堂的做法确实值得参考。
张玉堂有一段节目叫《酒令》，是新词，可表演时要拿着笤帚打头，这还是老段子的演法。有观众提意见，说：“我们听的是内容，不是看打人的，笤帚打人，新社会不许可。”张玉堂也觉得这个意见非常好，再演的时候，就改了。
50年代的相声园子还是老规矩，表演完再收钱。张玉堂下去收钱，观众有人说：“我听了两段旧的，无非一笑而已，对人民没有帮助，请下一段说新节目吧！”还有人一听说旧活，马上就走。这些情况，都让张玉堂对说新词学新词更加精心，技艺也随之提高了很多。
张玉堂在西安平安市场“改进相声社”中演出，后来成立了西安市实验曲艺团，创作并演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相声作品，包括《一贯害人道》《扫除文盲》《美国俘虏营》《天兰路上走一趟》《精打细算》《四道防线》《花床单》《怪谁》《酒令》《飞油壶》《三喜临门》等，并担任西安市实验曲艺团团长。
张玉堂的相声以说、表见长，吐字清晰，刻画人物形象生动逼真。他结合西北民风民俗，融入了京派的“帅”、津派的“怪”，形成了西北派的“豪迈”风格，开创了相声的新门派。
虽然身在西安，即便是在相声最不景气的八九十年代，张玉堂与天津相声仍有密切联系。近些年在天津相声茶馆颇为火爆的卢福来，1989年与搭档于克志一起在天津拜马志明先生为师，代师是连笑昆，保师就是张玉堂。
苗阜和王声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张玉堂可以说是陕西相声的“开山祖”。2013年9月14日，苗阜、王声的“青曲社”在西安易俗大剧院举办了《纪念张玉堂先生专场演出》。
而除了张玉堂之外，还有一位在陕西留下深刻印记的天津老艺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王本林。他是张寿臣的义子，向马三立问过艺。他在西安创建“红星相声社”，举办回民文化馆相声班，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来回到天津，落脚在红桥区曲艺团。
王本林有一个徒弟叫郑小山。13岁学艺，那时起就在西安平安商场、北京天桥、上海大世界演出，擅长表演《戏剧与方言》《对对联》《卖布头》《广告漫谈》等传统相声。郑小山就是苗阜的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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