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杨绛、老舍:有母亲,心是安定的

有母亲的人

心里是安定的

  胡适:她是我的慈母,我的恩师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屁股(丢脸、出丑)。”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

  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胡适先生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母亲听见了这句轻薄的话。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万分之一二。

  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大嫂和二嫂常常闹意见,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

  我母亲只忍耐着,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命苦,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

  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14岁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杨绛先生

  杨绛:母亲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往往事后才明白,“哦,她(他)在笑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我觉得都恰当。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

  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老舍先生

  老舍: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

  一岁半,我的父亲“剋”死了(老舍父亲是皇城护军,死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炮火中)。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嫩红微肿的。

  可是,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

  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母亲死在庚子闹“拳”(义和团运动)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

  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这惊恐,这紧张,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

  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迷住了我的眼,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二十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接到家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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