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rates and Alcibiades, Christoffer Wilhelm Eckersberg
编者按：
哲学对现实的政治似乎总是处在欲拒还迎、欲说还休的羞赧之中，这种“羞赧”一半带着言辞对实践说不清、道不明的羞愧，一半则是暗含着言辞遭遇现实所抱有的天然警觉。
哲人如何处理政治？费格尔在《苏格拉底》一书中通过梳理柏拉图对话集确定了“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形象”，并由此展现了这一维度下的“苏格拉底”对待哲学、对待政治的思想面貌。
正如费格尔所言，“苏格拉底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哲学也包括它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哲学本身不是政治性的，不受政治的标准和尺度的约束，它才能与政治保持这样的一种关系：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哲学对政治是一种修改，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它并不采取政治的手段或方法。对他而言，唯一有效的是理性的论证，以及自由的、不被腐化的人格。”
在此，小编选取了《苏格拉底》一书相关的论述段落（合计约3100字）供大家一览，更多的精彩论述请参看原文。
如果有人不关心政治，但却对其他持不同观点的人的（政治上的）冲动表示遗憾，或认为可笑，这一定会惹恼很多人；如果他不接受流行的政治观点，也不愿融入其他人在一起争吵、却又能和睦相处的共同体，那么别人一定很反感他，并认为他具有挑衅性甚至很危险。但对于这种人的麻烦和骚扰，挑衅和威胁，还是有一些适用的办法来对付的。难的是应付这种人：他既不是简单地从政治领域抽身而出，又不是在这个领域有着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职位，这样的话，人们还可以用政治手段来应对他。但苏格拉底既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怪人，又不是一个被唤醒了宗教意识的人，既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挑衅者，又不是集体的敌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苏格拉底没有这方面的特征。作为一个不修边幅的争辩家，而且经常出现在有俊美青年男子活动的集市和运动场，这确实是一个喜剧的主人公的形象；但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坚决地同自己扭曲而失真的形象（Zerrbild）拉开了距离。他不是古怪的自然研究者或智者，像阿里斯托芬所描绘的那样；但像普罗塔戈拉或高尔吉亚似的优雅、圆滑的世俗中人作为喜剧的主人公反而不合适。
《申辩》没有回避苏格拉底哲学中令人不安和具有挑衅性的一面。苏格拉底说，他的知识检验给他招致了很多敌人，但原因可能并不是那些受到检验的人感觉受到了捉弄，尤其是当苏格拉底并没有像期待中的那样，证明自己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时（申，23a）。更重要的是，一些富家子弟模仿苏格拉底，但可以想见，他们并没有苏格拉底的真诚——他们很容易就把知识的检验变成了幸灾乐祸和玩世不恭的游戏。很显然，苏格拉底确实腐化了几个年轻人。但这种事也同样在别人身上发生过，而人们并没有公开地想除掉他们。苏格拉底的挑衅有更深层的含义；因为这里关涉到的是他的政治哲学所带来的挑战。
Socrates Seeking Alcibiades in the House of Aspasiaand
苏格拉底所理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之间是一种奇特的关系。政治哲学承认政治的有效性，但并不臣服于政治；它宣称自己的优势不是政治性的，但却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第一点在《申辩》中有所表达。苏格拉底说，他尊敬雅典人，对他们抱有好感，但他更听从神，而不是他们（申，29d）；关于第二点，苏格拉底的观点是，哲学关于美德的建议是政治共同体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善（申，30a）。
政治与哲学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尽管其张力是不可调和的，但也不是完全无法忍受。政治与哲学的张力是可以承受得住的，因为哲学即便不是简单地承认政治价值的有效性，也不会在政治领域产生威胁。苏格拉底劝告公民培养品德，然而他并不像安提戈涅那样以神律为依据，来质疑人间的法律；他甚至不是反对现有的法律，以便要求更好的、更公正的状态。苏格拉底既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是改革者或革命家。
恰恰因为如此，苏格拉底才触动了其他公民的敏感处：他使他们明白，他们不是他们自己相信的那个样子。这就使他与普罗塔戈拉截然不同。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对普罗塔戈拉认为所有雅典人都是美德的教师的观点，做出了比在《普罗塔戈拉》里更坚决的反驳：只有一个人腐蚀了年轻人，而其他所有人都在提升他们的美德，这几乎不可能；而通常也不大会发生大多数人理解某事，而只有少数人对此是无知的情况（申，25ab）。大多数人（在苏格拉底看来）并不理解政治美德。苏格拉底不是民主的支持者。
但苏格拉底并没有就因此成为僭主和专制的同情者。对于与他打交道的那些有专制思想的年轻人，如忒拉叙马霍斯或卡里克勒斯，他向他们说明了他们生活态度的不可靠，并由此揭露了政治理所当然的自以为是。他们在生活态度上体现了政治的本质——在民主的生活态度中同样如此。因而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学是无法完全翻译成政治的（话语）。而只有通过哲学理解和与之相应的生活态度才能应付政治内在的危险。政治关系越是理性的，也就是越哲学的；但如果完全是哲学式的，那么就不再是政治了。模糊与不确定，骚动与不安是政治的本质属性之一，它们尽管可以在哲学上被理解，但并不能被消除、解决。如果哲学想对付政治领域的危险，那么它就必须抵制后者的本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苏格拉底才与民主和专制形式的政治发生争执。
Drinking the Hemlock
涉及到民主观点的相关讨论，在《克力同》中表达出来。克力同是苏格拉底的一位善良的老朋友，是民主局势下正常的政治意识的典型例子；对话所描绘的场景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克力同设法见到了审判后被囚禁的苏格拉底，并想劝说他逃亡。克力同这时考虑的自然是其朋友的利益。但是，这更关涉到了他自身的利益：苏格拉底应该拯救自己，因为要不然克力同就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和他自己的好名声，而他好像更在意后者。克力同说，因为没人会相信，在有机会逃走的情况下，苏格拉底是自愿留在监狱里的；而富有的克力同没有用他的钱来解救他的朋友，这会被人理解为吝啬的标志。克力同不想被认为是个视金钱比朋友更有价值的人。因此，他恳请苏格拉底，必须要考虑“多数人的观点”（克，44bd）。克力同考虑到了多数人的想法和观点，因而也证明了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他为什么这么想，他自己说了。苏格拉底反驳他说，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明智的人（hoi epieikestatoi）的观点才是重要的；而明智的人大致都会认为，就应当采取苏格拉底所采取的态度。克力同则回答说，从苏格拉底的审判可以看出，多数人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受到他们的污蔑后，他们会做出最糟糕的事情（克，44cd）。
这给了苏格拉底机会，来表达他和大多数民众的关系：“如果多数人能够做出最糟糕的事情，但也能做出最大的善事，这就最好不过了。”（克，44d）苏格拉底是想说，大多数人其实什么也做不了。当他们审判某个受到他们污蔑的人，这显示的并不是他们的力量，而是他们的无能。只有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才可能是强大有力的。这样说是针对民主的缺陷。按照《理想国》里的一个说法，当在民主主义者的灵魂中“错误和欺骗性的话语和观点”占据了优秀的知识和习性，以及真实话语的位置（理，560bc），那么人们所谓的民主的力量不过是无知和混乱的表象而已。每个人都在察言观色，关心别人的观点；或者与他们观点一致，或者同他们划清界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大多数；哪里是大多数人说了算，人们就会顺从所谓大多数人的观点。
The Death of Socrates，David
苏格拉底不能简单地用已经证明过了的知识的权威，来反驳朋友很明显的混乱逻辑。因为这样的话，别人就会以为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实际上一门关于政治知识的技艺最终还是可能的。而我们从他与普罗塔戈拉的争辩和《申辩》中就可以看出，他并不是这么认为的。苏格拉底要谨慎许多：他不听从别的，而只听那些经过认真仔细思考而显示为最好的话语（即逻格斯［logos］，克，46b）——然而显示为最好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最好的。
苏格拉底并没有因此就支持按照最好的观点来行动。仔细思考什么是自己认为最好的，而不是成为别人观点的奴隶，这显然要更好一些；然而，如果在思考时没有可以依靠的标准，那么只是思考就还什么都没有做。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标准只是取决于思考的人的状态和特点。苏格拉底试着把克力同从没有根据的成见和观点中解放出来，并首先向他表明，观点和意见是要区分对待的；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同样有价值，而是有一些更好，另一些则更坏。更好的是那些理智的人的观点，坏一些的则是那些不理智的（克，47a）。他为了向克力同解释这里的区分的含义，不得不再次用技艺（technê）来做范例；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些重要的表达，苏格拉底的对于克力同来说完全不可理解的话语中，以隐藏的方式所暗示的东西就很明了了：人们不应该听信多数人所说的，而是该仔细思索理解正义和非正义的人所说的话——即那唯一的理智和真理本身（克，48a）。如此强调性的语气所指的只能是德尔斐之神。以哲学的方式来顺从这个神，才是摆脱意见漩涡的唯一可能性。
图书信息
苏格拉底
君特•费格尔 著
杨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192pp
“轻与重”系列
姜丹丹 何乏笔主编
内容简介
苏格拉底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他经历了传统的旧事物的瓦解，是个过渡型的人物。苏格拉底见证了他的城邦在政治上的兴衰起伏。他在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智者派的争辩中形成了自己的对话艺术。在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精神上的骚动不安、对传统的怀疑以及在思想上寻找新的方向的企图。对克尔凯郭尔、尼采甚至卡尔·波普来说，在苏格拉底身上，哲学自身是在场的；苏格拉底就是哲学的形象本身，是哲学家的原型。
作者简介
君特•费格尔（Günter Figal，1949—），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海德格尔协会前会长，“解释学年鉴”主编。主要著作有《阿多诺：自然美作为玄辨的思想》《海德格尔：自由的现象学》《马丁•海德格尔入门》《理解的意义》《尼采》《对象性》等。
图文编辑：彭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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