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笛安父亲李锐 中：史铁生 右：笛安
我已经想不起来具体拍摄这张照片的年份，我认为是1995年或者1996年。我惊讶地想，我的爸爸在这张照片上怎么那么年轻。而我——头发剪这么短的时候，应该已经读初中了。满脸都是跟所有人闹别扭的青春期表情。中间那个人，就是铁生叔叔，因为我们三人都是坐着的，所以看不出他坐了轮椅。
那个时候，《我与地坛》好像还没有被选入语文读本，我也没有读过——我对于“史铁生”这个人的认知，首当其冲的并不是“一个作家”的身份，我最先记得的，永远是，他是爸爸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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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这个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处女座，他没什么朋友的，他把一个人认作“朋友”，那其实就等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托付。至于我们普通人都有的“普通朋友”“酒局朋友”“泛泛之交”——对我爸爸来说，都是世界观之外的存在。
爸爸是在北京长大的，和铁生叔叔一样。他们一同在20世纪 60年代的时候去乡下插队，做“知青”，在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中渴望着能读点书，阅读能让他们心里有种吹吹海风的错觉。
▲ 史铁生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据我所知，爸爸开始写作的时间大约比铁生叔叔早一点。因为那场导致他坐上轮椅的疾病，铁生叔叔回来了北京，而爸爸没有。
小学时候，每个暑假，爸爸会带着我到北京，准确地说是回奶奶家，有一个项目是每年都不会漏掉的——总会在一个下午或傍晚，爸爸骑上三叔或者姑姑的自行车，把我放在横梁上，我们去看铁生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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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摇着轮椅给我们开门，脸上总是笑着的。我静静地坐着，浑身紧张，我是个神经质的孩子，来的路上爸爸嘱咐过我，绝对不可以问关于铁生叔叔的腿的问题，于是我紧紧咬住牙，似乎觉得只要精神松懈了，关于“腿”的事情就会不受控制地被我说出来。
可是，铁生叔叔给我的感觉，却是一个爽朗的人，喜欢开玩笑，于是我不由得想，是不是即使不小心问到了“腿”的问题，他也不会介意的——当然，我就是想想。
他看着我，问：“我们说的话是不是很无聊呀，你好像都犯困了。”
▲ 史铁生在地坛公园
就这样，一年一会，直到第四年，我才真正读了铁生叔叔的书。第一篇，不是传说中的《我与地坛》，是一篇讲述他少年时在陕北插队的文章，叫《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我觉得，在字里行间，我听得见铁生叔叔说话的声音，平和、宽厚，说的都是贫瘠的千里赤地上一些没什么希望的人和事，但是，语调里没有苦难，只有包容。我跟爸爸分享过这种感觉，爸爸说，那当然，铁生是好作家。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年就是这样见一两次面。后来因为铁生叔叔的身体状况，连一年一次会面的频率都无法保证了。
▲ 史铁生著有《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
后来，在我已经上大学之后，某次跟着爸爸去吃饭，忘记了是见谁了，席间有人谈起铁生叔叔的近况，指的无非是他又在做透析之类的，爸爸突然有点激动地说：“铁生那个时候的《我之舞》，写得多好啊。我看完都傻了，可是他们不懂，那些人什么都看不懂，根本不知道奇迹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生……”
至于“那些人”指的是谁，我不问了，席间其他食客也没问。中国人是非常擅长化解尴尬的——那一瞬间，我在想，所谓的高山流水，指的应该也就是这个了。
虽然他们是同行，可是写作对他们二人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我爸爸始终把他的工作看成是人间庄严的使命，可是铁生叔叔渐渐地，把写作当成了接近神的方式。
▲ 《文艺风赏》创刊号 刊登史铁生小说《我之舞》
爸爸最后一次和铁生叔叔通电话，还是跟我有关，他帮我问，我主编的杂志上可不可以刊发铁生叔叔的旧作，就是那篇我们都喜欢的《我之舞》。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当然可以用了，不用给什么稿费——小孩子真的长大了啊……”
可是，就在我们为了这本杂志创刊准备开发布会的时候，铁生叔叔走了。我躺在上海的酒店里，黎明时分，手机里涌入了无数人的信息，我觉得，此时最该跟我分享这个消息的人还是爸爸。
我说：爸爸，铁生叔叔走了。
他回复：离他六十岁生日就差了一天。这么巧就差一天。他应该挺高兴的。
▲ 80年代后期，史铁生在家中
我的合作伙伴在外面敲我的房门，她想问我该给那篇《我之舞》怎么算稿费。我心里却一直想着一个遥远的画面。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把一个庙会上买的塑料小戒指丢在了他们家。第二年的夏天，铁生叔叔从容地把它从抽屉的某个角落拿出来，问我，这是你的吧？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他替那个孩子保存着她自己早已遗忘的玩具。
我只是想知道，过去的一切都会消失吗？
那些少年发出的声音，还能听得见吗？
2017年《最小说》
选题书第三辑——
《在成为平凡的大人前》
八篇青春小说，八种少年模样，
捕捉每一个渺小却独特的声音。
六大复古文化专题，展现一个时代
青年者喧嚣而璀璨的精神世界。
“要成为被仰仗的大人物好难啊……”
“那不如，先成为闪闪发亮的少年吧！”
2017年7月30日 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