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开播前，大多数人都预测这是一部“好剧”—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官方背书让这部剧的尺度得以“反腐反到副国级”，又汇聚了一群实力派老戏骨演绎官场风云，不差钱、不差权、不差人，制作出一部质量过关的剧作，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大多数人却没有想到它最终能成为“火剧”—不但牢牢占据黄金档收视率榜首，CSM城市组收视率突破7%，未播完就已成为新世纪以来省级卫视收视率最高的剧作，而且随着“达康书记的GDP我们来守护”的流行语和表情包走红网络，这部剧作正成为全媒体、全社会关注的文化现象。
然而，这部新任剧王的“称王”之路并不简单，开播头五天，收视率曾一路从1.5%掉落到1.0%。直到清明假期，集中刷剧的观众才逐渐从高大全式的正面主角们当中，发现一个个老谋深算的反派角色和复杂暧昧的中间人物，《人民的名义》由此得到“人民的认可”，逆势回升，引爆舆论。
这个小小的“收视之谷”，微妙地暗示着《人民的名义》内在隐含的裂隙：在热闹的表象背后，并非官方与民间携手，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意识形态宣传。相反，出品方试图通过投资制作《人民的名义》传递的意识形态讯息被悬置，在这部因为优质而存在丰富解读空间的剧作中，观众通过自己的逻辑找到了另一条认同的路径。因而，《人民的名义》的意义，不在于“传达”，而在于“缝合”。官方希望通过介入大众文化达成什么目标？观众怎样与之周旋、博弈，表达自身的逻辑与诉求？《人民的名义》又如何缝合两者，为此后的文化创作提供经验？这正是本文希望探寻的问题。
“反腐”怎样立名：官方话语的传递
中共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惩治腐败，这一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反腐力度，预示着反腐成为“新常态”。旷日持久、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表述为之建立合法性和群众基础。
2015年初，中纪委推出手机应用“掌上反腐”，希望通过公布举报方式、讲述信访故事的方式，将反腐运动植入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同年6月，中纪委宣传部调研组到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调研并举行座谈，希望两部门配合，用文艺推动反腐：广电总局“每年电影最少一两部，电视剧最少两三部，而且必须是精品。不能一写反腐就写成案件剧，一写公检法就写成劳模剧”1，最高检影视中心要加强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
《人民的名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立项制作的。在反映这场自上而下开展的反腐运动时，“人民”成为意识形态表述的来路与归处：来路源自中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念；归处则成为制作《人民的名义》这种大众文艺作品，将反腐运动展现给人民群众，由关注带来理解和支持。
然而，在“以人民为名”的来路和归处之间，整个反腐运动其实都是在党组织内进行的。反腐运动的官方宣传实际上是要告诉人们，中国现有的政权体制虽然也会出现种种贪腐问题，但同样也有能力完成内部纠错，并通过这些“低烈度燃烧”2，纯洁干部队伍、团结人民群众。
因此，在《人民的名义》中，从中央纪委到地方公检，政权管理方式和监察体系不是“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而是“公检法”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当检察官林华华审问油气集团刘新建与“官二代”赵瑞龙的关系时，她的领导侯亮平时时用耳机提醒她“不要评论党和国家领导”。当省委书记沙瑞金和纪委书记田国富发现副书记高育良有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提醒身边的检察院与公安局，而是等待中央巡视组到来后沟通。最为明显之处，还体现在作为主线的检察院所处的关系中：祁同伟领导省公安厅和检察院争抢犯人，与侯亮平剑拔弩张，最后证明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而赵东来领导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紧密配合，和侯亮平亲如兄弟，不但早早显示这个角色是敢想敢干的正面人物，还安排了与之擦出情感火花的女检察官。无论是党委、政府，还是公安、检察，都对自身是政权体系的一部分有着发自内心的认同，并对维护政权整体形象保持高度的自觉。
另一方面，完全寄希望于人民群众去撕开贪腐的脓疮是很难的。在高超而隐蔽的贪腐手法面前，检察官都不能轻易发觉，普通群众又怎么可能掌握证据、实名举报？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如同大风厂的老员工一般，用集体抗议、誓死护厂的方式，成为媒体上的“群体性事件”。于是，在剧中，“人民”似乎只能作为反腐运动的“名义”，反腐运动实质，则是体制内部纠错和自我净化。
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中，若想进行大规模的行政管理，就需要借助现代的官僚体制，这一“官僚制（bureaucracy）”有以下几个特征：层级制、专业化、非人格性。这种制度最终能够精确、稳定、高效地运转，和前现代的组织相比，如同机器生产与手工生产一样。
一个可以有机运转的行政管理体系，最终要达成的就是这一理想模式。而政权的内部纠错和自我净化，也需要寄身于这一模式的权力分置、规则至上的理念之中。但是《人民的名义》的吊诡之处，在于它的根本目标是展现一个理想、有机的政权体系，而方法上却诉诸故事、令其道成肉身，于是最终呈现的反而是“规则”与“人”合二为一，作为反腐行动强大后盾的沙瑞金，成了新时代的“青天大老爷”，“法治”变为“人治”，重新回到前现代叙述之中。
这种吊诡与其说是文本层面的裂隙，不如说是文本表现对象本身的矛盾。作为中国反腐剧的三驾马车，张平的作品总饱含一种源自民间的、朴素直白的激愤之情，像是昨天才和上访群众秉烛夜谈；陆天明的作品是藏在知识分子的黑框眼镜之后，对现实保持着谨慎和疏离，冷不丁露出一个“犯罪分子仍逍遥法外”的并不光明的尾巴；而周梅森相对中庸，奉命而作的尚方宝剑在手，才会向外试探新的边界。然而即便是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原著中，也敏锐地发现了文本内外在人治与法治间的缝隙。大风厂因“一一六”案件尚在审理，大门被贴上封条，工人只好从窗户爬进爬出、悄悄开工，沙瑞金得知前去探访，一把撕下封条：
李达康站在沙瑞金身边看着，为省委书记的大义凛然鼓掌，心里却想，其实沙瑞金应让光明区法院来撕封条，而不应该用手上的权力强撕，要依法行政嘛。可嘴上却说：沙书记，您眼里容不得沙子啊！3
《人民的名义》希冀“道成肉身”，将宏大话语化为具体而形象的故事甚至人物，然而当下的语境却是，无论现实还是影视，我们都不缺少“肉身”，而是缺乏可供达成共识的“道”。在形而上的层面，传统政治话语已不能再被人们发自内心地接受，侯亮平一次又一次背诵式的台词，更让它们在不断的重复中丧失了神圣感。祁同伟将“政府依法行政”误说为“政府依法执政”，得到的是网友“政治课本背错了”的调笑—人们仅仅将它视为在政治课本中出现的“固定短语”与“标准答案”。在形而下的层面，缺乏共识之道的肉身，成为了另一种个人权力的象征，于是一场贪腐与廉洁的战役，最终却显现出权力追逐更迭的影子，而非秩序和规则的浮现。人们怀抱着“人民”之心而来，却发现“人民”只是一个能指。名义与实质的错位、法治目标与人治叙述的矛盾，成为《人民的名义》中传统政治宣传话语不能再被顺畅接受的关键。
何处寻找认同：民间逻辑的无奈
中国的大众文艺主流审美，始终集中于现实主义风格。但是社会层面轰轰烈烈的“反腐打虎”，反映到荧幕上的却屈指可数。追根究底，是源于2004年的广电总局禁令。新世纪初，随着《大雪无痕》等反腐剧屡创收视佳绩，大量涉案剧、反腐剧扎堆上马，在2004年初的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数量多、质量差的问题突出地反映出来。同年4月，各地卫视陆续接到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退出黄金档、安排在晚间11点之后播出。与此同时，当年送审的相关剧目，在批准立项环节就被压缩了40%。双管齐下，中国涉案反腐剧作，自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沉寂。
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在反腐类型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是新闻中的落马贪官越来越多，许多普通公职机构也有各级巡视组进驻，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惩治贪腐的力度。而打开电视，只能通过狗血婆媳家庭剧来感知现实、通过手撕鬼子抗战戏来凝聚认同。另一方面，无论是前些年热播的《大雪无痕》《苍天在上》，还是近两年试探禁令底线、用商界视角叙述官场的《青瓷》，都默认违法犯罪官员的级别最高只到省部级，而且往往还要以“省长倒下、书记痛心”来进行平衡。与现实相比，同样显出了文艺创作的局促。
在人们呼唤现实主义的语境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背书，《人民的名义》大开尺度，“反腐反到副国级”。根据新媒体研究机构“新榜”对超过36万个微信公众号的日常数据采集分析，在《人民的名义》开播初期，有8451篇微信文章提到“人民的名义”，其中包含55篇阅读量10万以上的爆款文章。在全网点赞数排名前十的爆款文章中，多达6篇文章以“突破尺度”作为高度评价此剧的理由。4突破既往尺度，大力贴近现实，成为最初吸引人们关注《人民的名义》的原因。
然而当人们真的进入《人民的名义》，却会发现所谓“副国级贪官”其实连个人影都没有，不断被各级官员提及的“赵立春”，成为一个幽灵般“不在场的存在者”。相比于既往尺度的确有所突破，但是以此作为牵绊观众、制造认同的要素，就显然有点低估了观众对艺术与现实间差距的敏感。
无法从揭露高官贪腐生活的猎奇中获得“反腐行动”的参与感，人们转向在故事与人物中寻求认同。率先出场的男主人公侯亮平，成为人们首先关注的对象。在侯亮平的身上，其实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之中，他是正义的化身、全剧中心思想的代言人，然而在“正义”本身已被悬置，传统政治话语不再奏效的语境中，他的形象很难获得认同。暗线之中，他又和陈海是同学、同事、好友，当陈海被故意制造的车祸撞成植物人，他由此迸发出情感和力量，誓要对贪腐分子追查到底，将“人民名义”的官方话语，置换为“兄弟情深”的民间逻辑，理论上也是成立的。
火爆荧屏的《琅琊榜》正是按照这种方式，用“家国大义”的主流话语，掩盖王朝权力更迭的实质内核，并置换为“情义千秋”的民间逻辑，最终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可。但是在《人民的名义》这里，侯亮平的正义明线太过强势，情感暗线浮皮潦草，甚至连陈海的父母，都像是早知道他会在大结局中醒来一般，该养花逗鸟就养花逗鸟，该给大风厂摇旗呐喊就摇旗呐喊，以致“兄弟情深”的暗线完全无法展开，更难获得最终的情感认同。
《人民的名义》提供的另一认同的身份，是大风厂的工人们。他们原本是工厂职工，响应股份制改革，拿到股权成为工厂主人，但是在工厂股权纠纷中，厂子被破产变卖、股权被伪造出让，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保卫工厂、抵制拆迁，以此获得解决事件的议价砝码。按照性质而言，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工人”身份具有天然正义，是最“人民”的群体。抗议拆迁、集体示威等群体事件，在社会新闻中也并不少见，每每都会引发网友的转发和关注。然而事实是，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大风厂事件”，反对暴力强拆、质疑官商勾结，却并不意味着在《人民的名义》中果断选择认同大风厂的工人们。恰恰相反，在无数种关于剧情和人物的网络讨论中，大风厂的工人们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水花。究其根本，当今中国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市民、大众文化的绝大多数受众，已经成为中产阶层或准备成为中产阶层，他们习惯成为“工人”阶层的施救者，甚至某种程度上发出感同身受的愤慨，然而却绝不会自我认同成为“工人”阶层。
对于大风厂的工人们，作为电视观众的中产阶层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保卫个人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是中产阶层的基本诉求，他们支持工人的抗争；另一方面，从第二产业的工厂，转型升级为第三产业、休闲娱乐、绿色经济的光明峰项目，这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中产阶层在这一转型中既是生产参与者，又是消费享受者，他们正在和中国的产业升级一起，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无论文化导向还是经济地位，当“工人”依旧身居“人民”之名时，中产阶层、市民群体已经成为“人民”之实。在这种身份的错位中，以工人为人民创造出的认同身份，也无法被顺利接纳。
在《人民的名义》中，云波诡谲的商场与官场，能够让“人民”放置自身的位置又在哪里？
无情亦是有情：“达康书记”的缝合
就在《人民的名义》收视率连跌五天后，在“反腐反到副国级”那自上而下的官方宣传之外，悄然出现了一场“达康书记的GDP我们来守护”这自下而上的民间狂欢。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这一角色忽然爆红，截图、语录和表情包全网蔓延。
达康书记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在汉东省盘根错节的官员裙带关系中，他遗世独立，不参与任何帮派，一心只想将京州的GDP搞上去。说他有原则吧，腐败官员败露落马、投资商们恐慌撤资，新项目和GDP都将受到巨大影响，因而得知副市长丁义珍畏罪逃跑时，他简直气急败坏，甚至产生过包庇之心，尽管只是闪念间的事。说他没原则呢，他又因为担忧污染，义正辞严地回绝“官二代”赵瑞龙的美食城项目，和沙瑞金交心恳谈时，多次表示只要对人民有益、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
可是一心想搞GDP，却不见得就能事遂人愿。达康书记那张因眼皮过宽、双颊下垂而自带“丧气”的面孔，就在自身行动的积极、正面、始终很热忱，和周围环境的消极、负面、不断泼冷水的冲突中，显现出了第一重喜剧感。李达康当年执政林城，GDP全省第二，本来有望成为省委常委，结果搭档落马、资方撤资，GDP瞬间下落，输给了竞争对手高育良。李达康一心工作、清廉自律，本来在这场反腐行动中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分居八年、刚刚离婚的妻子却因为受贿被抓，让公安局、检察院都不得不对他疑虑重重。甚至他听取保姆反映的问题，亲赴信访办要求改建低矮窗口，但是下级干部懒政怠惰，一直未改。听闻沙瑞金书记到信访办调研，达康书记满怀“幸亏我督查过”的期待，结果却看到问题依然存在，自己又被训诫一通。
这种自身不断努力、但又被现实拍回原地的渺小和无力，与现代大都市青年一代的宅人文化暗中契合。因为特殊的历史事件，当代社会的启蒙主义理想彻底崩溃，1990年代之后出生的青年，既无压倒性的意识形态能够服从，也无超越日常生活的信仰可以坚守，相比面对现实还可以仰天长啸的“愤怒青年”，他们即便是心怀不满，也只是用键盘敲敲打打，并不会真的诉诸行动。更多的时候，他们选择用“丧”来形容自己的生活。“愤青”之“愤”在于心中仍存在某种标准和规则，而现实总是违背这一规则；“宅人”之“丧”则是完全失去了评价的标准，也不愿去思考深度的原因，于是简单粗暴地将一切归结为没有缘故的“运气不好”。
如果说，2016年夏天的“葛优瘫”描述了“丧”的形象与结果，那么这个春天的“达康书记”则显示了“丧”的来路和缘由。每个身处理想和现实夹缝之中的当代人，都对“丧气”满满的“达康书记”产生了莫可名状的共情。而同样身处丧气的他们，又难以找到解决的方法，于是“表情包”缤纷上线—如果不能克服它，那就来欣赏它；如果跌倒了爬不起来，那就躺得舒服一点。干部任用和政权体制的问题被全盘搁置，达康书记的官运起伏被拍扁成二维的表情定格，迎来了一场狂欢。
而在达康书记由“丧感”产生的“喜感”背后，这一角色更深层的“悲情”，才是真正抓住人们内心的关键。李达康和传统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不同，他有私心，想升官，他提升GDP，不只为人民，更是为自己。当高大全式的人物高喊“人民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时，李达康则会羞涩一笑：“我的利益恰好也是人民的利益。”
但是这种符合人情公义的要求，却只能通过反人情公义的方式进行。李达康爱惜羽毛、看重名誉，因此不但不帮亲人朋友办事，反而刻意疏远他们，甚至不让他们正常参与市政项目。妻子说他“无情”，觉得他私下生活乏味无趣、没有朋友，与他分居八年继而离婚。但是另一面，他内心深处又是“有情”的，几番波折之后，他与昔日老友王大路、易学习终于可以坐下来一起衔杯忆旧，这些年来，为了自己的清誉，他不让从商的王大路参与各种项目，也不为从政的易学习举贤说项，他的内心充满愧疚。李达康并非天生“无情”，而是不得不进行自我阉割，进行情感压抑。这种非人的“无情”，不是因为要追求泼天富贵，而只是想要走正道、做好人。从政之难，廉洁之难，作为中层干部之难，就在于如同李达康一样须将有情变无情，先要“不是人”，才能“做好人”。
《亮剑》中的李云龙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编导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草莽英雄，在纪律森严的部队中引入江湖气质，以民间传统的情感与道德逻辑接续了革命传统。李云龙的光彩，在于他身上“情”的恣意张扬。而李达康，则是受现实主义逻辑约束，想要凭借努力、遵循规则获得成就，就不但要“白”，而且要“清”、要“至清”方可。想要生存已属不易，希望进取更是难上加难，希望清白地进取更成为了一种奢求。情的内敛、甚至阉割，所引发的悲情之感，成为人们认同这一角色的关键。
《人民的名义》提供了多种可供接入的认同位置，然而在正统话语日渐失效的当下，规模宏大的反腐行动，与义正辞严的“以人民之名”，并未能让人们感同身受地将自己放置于恢弘的历史浪潮之中。无论是高大全式的男主人公，还是接地气的闹事工人，都与真正的观众群体存在距离。反而是夹缝里的“达康书记”，让人们从个体情感间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体认到了在一个贪腐横行、裙带交织的病态官场体系中，想做一个正常的好人是如此之难，从而认识到了反腐行动的必要性。《人民的名义》由此完成了官方话语与民间逻辑的缝合，在“大道”悬置的今日，凭借“肉身”之上的人性，弥合了分裂中的官民话语，获得了认同与成功。
1 韩佳鹏、吴慧：《热播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和它的推手们》，《时代周报》，第435期。
2低烈度燃烧，又称“低烈度纵火”，原指森林保护中，定期人工实施或容许小规模火灾，模拟自然生态环境，防止可燃物长期大量沉积，促进生态系统自身更新与繁荣。后引申为生命系统或社会系统中，定期保持负面能量的低烈度爆发，防止其由量变沉积引发质变，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3周梅森：《人民的名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53页。
4 张洁、麻花：《〈人民的名义〉一周55篇10w+，感谢达康书记守护小编的KPI！》，新榜（微信号：newrankcn），2017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