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诞生于细菌、寄生虫、病原体的蛮荒之地，
但却长年渴望切断与它们的联系，
以进步与洁净之名建造一个没有寄生虫的文明世界。
然而，杀死细菌、杀光寄生虫并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野蛮消失后是疾病，感官退化，身体一再发出病痛的警告，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另一个原始的真相：
原来我们的身体想念着野蛮的自然。
疾病或许缘于远离“野蛮”
我们从小被教育寄生虫对我们有害无益，杀菌消毒、消灭寄生虫就能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在《远离野蛮的身体：人体的原始记忆与演化》一书中，作者写道，身体在野蛮消失后遭遇了更多的疾病、感官退化，就像失去了天敌的叉角羚，背上了沉重的进化负担。
自然科学家发现，北美的叉角羚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但它们所在的区域没有任何天敌，跑得太快消耗精力过多，反倒会过早死亡。
为何叉角羚还要跑这么快？
科学家发现，叉角羚的速度是被以前的天敌训练出来的，当天敌已经灭绝，它们还是继续奔跑，只为逃离昔日鬼魂的追逐。科学家们将其称为“叉角羚通则”，即“每一个物种皆拥有“回应”共处物种（无论是寄生虫、微生物或天敌）的基因与遗传特征，即使具有互动关系的物种已经绝迹，这些特征仍然不会消失，却极有可能成为一种过时的存在或负担。
人类长久以来便与寄生虫、细菌“共生”，但随着技术与文明进步，我们搬进固定的场所并且懂得熟食、干净、卫生，逐渐与细菌、寄生虫隔绝，结果便引起了一些疾病，如克隆氏症。
克隆氏症是目前颇为棘手的肠道炎症性疾病，患者常见症状有腹痛、皮肤发疹、关节炎，严重者还要忍受常年呕吐、体重减轻、重度抽筋及肠胃堵塞等不适，其病因众说纷纭，科学家温斯托克提出了一个灵光乍现的答案：寄生虫的绝迹。
他认为，克隆氏症的成因是人体肠道的免疫系统无法忘怀昔日的演化伙伴——寄生虫，如叉角羚为了摆脱绝种天敌的纠缠而狂奔，平白消耗着身体的能量；当人体急于在寄生虫的幻影中逃命时，免疫系统便出了差错。肠道遭遇到了演化中的“叉角羚通则”，与细菌、寄生虫“共处”时代的基因与遗传特征如今成了一种过时的负担。
人体“野化”实验
为了拯救羚羊，有人想以复育叉角羚天敌（如猎豹）的方式“再野化”栖地，对于人类则是通过复育肠道寄生虫的方式实现人体的“野化”。
在1999年，爱荷华大学一个研究室曾开展了一次“寄生虫疗法”的医学实验，29位受试者被分发到一杯悬浮着鞭虫卵的运动饮料，其中添加有深色碳粉，使虫卵无法以肉眼看出来。他们大口咽下虫卵，擦一擦嘴，静待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实验24周之后，所有受试者的症状都获得舒缓，其中21位受试者的病情受到有效控制，至少从这项实验来看：克隆氏症患者在肠道有寄生虫的情况下，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温斯托克认为实验成功的原因，可能在于引入鞭虫后，可诱发免疫系统恢复和平部队的建立，实现免疫系统与寄生虫之间的平衡，从而达到休兵的目的。当然人体再野化并非没有代价，最常见的副作用便是肠道失血或贫血症。
但无论如何，我们似乎都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免疫系统需要暴露于含有寄生虫、微生物等病原体的环境中，才能正常工作。
疾病或许反而是起因于人类将其他生物消灭得过于彻底所致，镰状细胞贫血症、糖尿病、自闭症、过敏、各类焦虑症、自体免疫系统失调、先兆子痫、齿颚、视力等层出不穷的身体状况，似乎是在告知我们一个原始的真相：我们的身体，想念着野蛮的自然，想念着昔日“共生”、“对抗”的细菌、寄生虫、病原体等等。
阑尾原是细菌的庇护所
在人类打造“无菌神话”的过程中，弱小的细菌们反倒是“互助相依而存”，努力维持着身体生态圈的平衡，而它们正是通过阑尾实现自我保护。
作为身体的一部分，阑尾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甚至单纯地将其视为一个退化、过时、无用的遗迹，但事实证明这错的离谱。
科学家发现，人类或与人类血缘相近的灵长类，体内阑尾的构造较其他原始灵长类更为发达，也更为精密。换句话说，阑尾对现代人种的重要性可能高过我们的祖先，看似无用的阑尾仍处在“进化”阶段，它势必有其价值。
格林格和帕克的团队在共同合作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假说：阑尾是人体细菌的庇护所，甚至可以说是“温床”，它冒着感染病原体的风险，提供原生微生物一座安宁而平静的冥想花园。每当肠道受到病原体感染时，其他细菌就会躲进阑尾中，待身体的免疫系统打败病原体后，它们便重返肠道，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身体生态圈的平衡。
共生才是出路
阑尾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体本质上并不能远离“野蛮”，自然也在以各种方式对人体施加其影响。举个例子，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农业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但我们容易忽视的是人类在发展文明的同时，也“常常被农业文明驯养”，逐渐改变身体的基因。
回顾人类演化史，我们将野生原牛带进栖地豢养，驯化它们成为温顺的家畜。但实际上，自从祖先开始引用牛乳时，我们已经开始被牛驯化，体内乳化酶的基因开始突变，最终成为弄够消化牛奶养分的个体。
科学研究证明，我们的祖先在成年后即无法消化乳汁，穴居时代的成年人喝下牛乳等乳品后，会引起腹泻及胀气等症状，如果饮用时恰好处于生病状态，那么牛乳会让他们病得更重。
但是多数的西欧人种（第一批看牛者的后裔），成年后仍可消化吸收牛乳中的养分，换句话说，在原牛与人类的共生演化过程中，发生基因变异的不只是被驯化的牛，还包括人，即人类同样被驯化了。人类通过牛群提供的牛乳，解决了人口过剩、食物不足的问题，反过来牛群通过依赖人类提供吃到饱的大餐，不再需要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你争我夺。
我们与我们的伙伴，维持一种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享受对方所给，提供对方所需。最初，我们不仅与牛，还与更多的物种存在类似的交互作用，我们或是相互依存，或是互相竞争。
如今人类越来越依赖于自身，我们的饮食和生活模式也逐渐趋于一致。我们既不依赖于某种物种，也不用恐惧遭到掠食者猎杀的威胁，这样一种改变也影响了我们建构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我们过于依赖自身，切断了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联，从而也失去了最能够审视自己，映照出我们自身的镜子。
因此，我们需要维持荒野的存在，也需要恢复身体适度的“野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人何以为人。
再度野化的大草原上，让猎豹驰骋其上，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叉角羚的奔跑是有原因的，既然这样，那就让它们的奔跑来提醒我们，不论我们是否注意到，我们的生活里仍然充满野生的东西，而且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以上内容选自《远离野蛮的身体：人体的原始记忆与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