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严歌苓的又一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了。
根据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芳华》改编的同名电影即将于国庆档上映，这一次，合作导演是冯小刚。在刚落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冯小刚带着编剧严歌苓，与几位年轻的主演黄轩、苗苗与观众见面。《芳华》同时获得了最受期待年度电影奖。聚光灯下的冯小刚柔情尽显，平静地介绍起这部新作：“它是歌苓写的一个关于文工团的故事，也是我年轻时的一段经历，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
电影《芳华》海报
征服导演的是强悍的文学力
从热播的电视剧《当幸福来敲门》《铁梨花》《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到《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等既叫座、又叫好的电影，沉睡在书本里的文字，变成银幕上跃动的声光画电，这种媒介的转换，对严歌苓而言，早已稀松平常。
她写作速度惊人的快，从1979年发表小说处女座《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以来，近40年的创作生涯，光长篇小说就写了18部，还有数不清的中短篇和电影文学剧本。单单旺盛两个字，已不足以形容严歌苓的创作欲，读者还没读完她的一部小说，新作就又出现在图书市场。当你追着新小说往下读，根据它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就又要上映了。
严歌苓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院派写作者，她拥有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硕士学位，是学院百年建校史上的首位华人校友。专业的写作训练，培养了她精湛的驾驭故事的技法，和控制叙事节奏的能力，那些离合悲欢，到了她的笔下，总能以最优的方式，迅捷地结构成流畅娴熟的起承转合，读来叫人欲罢不能。坊间似乎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严歌苓的小说仿佛就是为了改编成电影而写。
严歌苓还是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做过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与他合作的一长串电影导演，都是业界的顶级大咖。这一回，冯小刚对小说《芳华》的背景——1970至1980年代军队文工团生活一见倾心。这个逝去了将近40年的旧时代，像一束微光，照见了自己黑暗蒙尘的亲历文工团的日子。这是一段长在心理、挥之不去的青春芳华，被严歌苓坦诚而跌宕的书写激活，仿佛撩开了时光的遮羞布，叫他直面流年里的爱慕、惊变与荆棘密布。
这种强悍的文学力，全面征服了导演。
与冯小刚一样，严歌苓本人早年间在成都军区文工团做过芭蕾舞演员。这一回，她操纵文字的魔法，打开记忆里萌动的诗情，毫不掩饰心底流水般潺潺的留恋。“文学的虚构能力是形象思维和想象力所致，这两样都是天生的。我天生就习惯用形象记忆事物，留在记忆里的都是画面和形象。人生经历对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但小说创作的根本是虚构，不是每个有丰富经历的人都能当小说家，没有文学天赋，你就只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严歌苓说。
1995年，严歌苓的小说初涉银幕。刘若英主演的《少女小渔》在台湾上映。作为小说原作者，严歌苓直到刘若英凭借电影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女演员提名的时候，才知道导演辗转换成了张艾嘉，因为之前买去小说版权的，是已经拍出了《推手》《饮食男女》和《喜宴》的李安。“后来跟李安导演见面，他提起这件事，说半路上杀出个《理智与情感》。”不过，没做成导演、只是监制的李安，看了小说后流了泪，他被小说里描写的悉尼大海深深触动。
《少女小渔》小说 《少女小渔》电影剧照
我希望把剧本写出小说的意境和诗意
在严歌苓的创作空间里，文学（小说）与电影（编剧）似乎是一对起初一起成长、后来反目成仇的孪生兄弟，每日每夜，撕扯和耗费着她的心神。天生的血缘关联让两者时而焦灼对峙，时而又默契相融，来来往往间或你进我退或得寸进尺，谁也不能吃掉对方，谁也不能放弃彼此。
以张艺谋导演的《归来》为例，原著小说《陆犯焉识》40万字，严歌苓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准确描述那个特殊年代劳改农场的真实环境，她来到青海一个快要坍塌的曾经的劳改农场，当年的岗楼、农场礼堂都还在。她采访了一位有过劳改经历的老先生，听他讲当年的种种过程与细节，她甚至融进了小时候爷爷奶奶给她讲的故事。她野心很大，融实地探查、新闻采访、虚构和想象为一炉，炼出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蜕变史。可到了电影里，张艺谋只抓取了最后一部分展现爱情的一个片段。“我只希望创作小说，因为我认为我在小说创作上是有天赋的，写什么都不费功夫，而且写起来很愉悦。虽然不满意的时候也痛苦，但最好的感觉就是穿过痛苦达到意外境界。但剧作不能给我这种愉悦，我要考虑导演的意思；而且一部小说里，我往往埋藏了我很多的思想，但剧本很难，有时看到小说里的思想被电影抛弃，觉得好浪费呀！”严歌苓说。
《陆犯焉识》 《归来》剧照
这种导演和编剧间紧张而冲突的关系，在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里表现得最完全。陈凯歌是圈里出了名严苛对待剧本的导演，从早年改编阿城、史铁生、李碧华的小说就能体会一二。《孩子王》里，缓慢深邃的长镜头，瞄准云雾缭绕的山野间执教的知青教师，向一个教育缺位、文化沦丧的非常时代发问；《边走边唱》里，空旷雄浑的远景扫过滔滔奔流的黄河水，为失明的琴师和亘古的乡土唱出哀矜的寓言；到了《霸王别姬》，人物的丰满个性、故事的能量密度、历史的批判意识、时代的千转百回，都在陈蝶衣的回眸一笑间，万古同春。 至今，陈凯歌早期作品里思想性、人文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依旧是当代中国影史难以逾越的高峰。但《梅兰芳》作为一部原创电影剧本，对导演和编剧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
《梅兰芳》剧照
严歌苓本人也曾表示，陈凯歌是最会“榨干”编剧的导演，很多编剧的原稿到了陈凯歌手里，可能会面临颠覆式的大手术和反反复复的修改。
在陈凯歌的鞭策下，严歌苓先后对剧本进行了大大小小七次改动。“我本着写小说的精神去创作，尽量多的表现他的内心世界。我对待所有原创剧本的态度都是这样，把它们当小说写，写出意境和诗意。我写小说，希望写出的景物和人物都是可视可触、有色彩的。写剧本也想和小说一样，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重视言行中透露出的内心活动。人物写好了，无论小说还是剧本，都会令人难忘。”
在好莱坞工作多年的严歌苓，对中国目前的电影生态也有着思考。“我觉得中国电影缺乏原创力，一些电影都似曾相识，好像从好莱坞的这个电影抄了一点，那个电影抄了一点，抄得还挺妙，你吃了哑巴亏都告不了他。而且大家还爱攀比票房，导演有什么义务非得创造高票房呢？”
用文字坦然面对流离的烟火人间
当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写作专业，或者举办写作训练班。很多读者在愉悦地读着她的小说时，也有类似的困惑：严歌苓式的写作能够复制吗？
正如所有艺术的形成都是偶然的，在严歌苓看来，小说家的形成也是偶然和不可复制的。“小说家一定要有比较高的天分，天分对成功起到很大的作用。这种天分既包括对语言的敏感，更包括对世事的感知、对社会的敏锐嗅觉，对人间万物广泛的兴趣和同情。这是人天生的素质使然，正是这种素质和超乎常人的敏感性，促使一个成功小说家的诞生。”
严歌苓觉得，如果你天生不是作家的料，训练也是毫无用处的。“成为一门艺术合格的候选人要有先决条件，没嗓子的不会成为歌唱家，四肢不够长和柔韧的不可能训练成舞蹈家。写作班的训练只能挖掘人的天赋和潜能，不可能把一个彻底的门外汉、对小说写作没有任何天赋的人培养成小说家。”
写了这么多本小说，编了这么多部电影，严歌苓并毕竟还是旷达的。“导演和编剧最高尚的使命是创作出从来没有人创作过的电影艺术，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喜欢写小说的原因。我不跟任何人攀比，别人也攀比不了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我认为的最好的态度。”
中唐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二首·其一》里写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时，内心小鹿乱撞，按捺不住激动和欣喜。到了北宋，在沙湖道中狼狈遇雨的东坡居士，面对仕途与天气的波谲云诡，坦荡荡信步朝前，一声长啸告慰自己“也无风雨也无晴”。对于严歌苓而言，无论是写小说还是编电影，都需要坦然面对流离的烟火人间，用文字组织时间的故事、经营人生的素材。如今她的心境，已经好似那个披着一身蓑衣，在萧瑟的风雨中穿林打叶的东坡居士，无所谓风雨与天晴。（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康岩 图片由周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