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后,景德镇御窑停止了烧造,直到下一个王朝的清康熙年间才得以恢复。
整个清王朝(1644-1911年)时期,朝廷对瓷器生产的参与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促使清代官窑瓷器的品质飞跃至历史最高水平。尤其是清前期的三位皇帝,他们对瓷器生产均倾注了极大的个人热情,故三代所制瓷器也反映出三位皇帝不同的个人品味与追求。
康熙皇帝在紫禁城内的帝王寝居处附近设立了清官造办处,以方便随时近距离视察、赞赏或批评艺术品的制作。由于有噪音及污染问题,瓷器无法在宫内直接烧造,遂精选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运到宫中,再由造办处的宫廷匠师描绘加彩装饰后,在低温小窑炉中烧制而成。西方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为清宫带来了艺术技巧、诀窍以及原材料,并向宫中引进了一种新的珐琅料,被宫廷工匠们运用到铜器、瓷器和料器上。即使后来珐琅料早已经能够在本土制造,这些北京宫廷制作的珐琅器物,仍然沿用“珐琅彩”(“洋彩”)这一名称。
顺治/康熙 黄釉青花团凤纹碗
康熙黄釉器
康熙黄地素三彩
康熙晚期/雍正早期 釉里红团龙纹苹果尊
康熙釉里红器
康熙釉里红鱼纹高足杯
康熙红釉杯
康熙豇豆红菊瓣瓶
康熙豇豆红太白尊/膛锣洗/印盒
紫禁城中的造办处制作出的第一批珐琅彩瓷,是依循铜胎掐丝珐琅器的式样而制成,特征是满色釉地上定式的花卉设计。这一时期的宫廷珐琅彩瓷还处于试验阶段,彩料的颜色还没有标准化,因此色调的范围较广。从西方新引进的珐琅料中,有一种玫瑰红首先成为传统色系的主导,随后出现的一种不透明白料,对彩瓷的制作带来了更大的影响,它可以与其他的彩料掺合使用,从而创生出一个全新系列的深浅浓淡的色彩和柔和的色调。
康熙黄地珐琅彩花卉碗
康熙五彩十二花神杯
康熙仿成化斗彩鸡缸杯
雍正时期见证了画瓷杰作的产生。早在明永乐时期,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艺术效果与技法已经启发了景德镇的画匠,但其工艺技术和表现方式都很有局限;随着新开发的广泛而丰富的色彩谱系,瓷上彩绘的能力极大提高,加以书法题诗和模拟的印章,其艺术效果已经可以和中国传统绢画媲美。正如无与伦比的一对瓷碗所示,造办处的画师刻意只选用了单色墨黑珐琅料来精心绘制,再附上题诗与印章,标志着水墨画向瓷艺转化完成的最终步骤。
雍正墨彩梅花诗文碗
雍正绿地珐琅彩花卉盘
雍正单色釉
此时,景德镇的官窑制作,在先后几位出类拔萃的督陶官的督造下,不但恢复了古制与窑技,并推陈出新,创造出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在雍正时期,唐英(1682-1756年)以瓷面为画布作画,生动自然的画面“包裹着”整件器物,或从器外向器里延伸,使观者在把玩转动器物之时,宛如徐徐展开一张画卷。这一时期窑厂出产的瓷器数量庞大,大维德爵士仅甄选了一组为数不多的器物入藏,却涵盖了最精美的斗彩和粉彩。
雍正红地洋彩花卉纹杯
雍正斗彩器
雍正仿正德红釉游鱼纹碗
雍正粉彩器
清乾隆时期的装饰手法变得更加繁复华丽,穷工极奢。即使是最细微的细节,都使用了几种不同的釉彩来描绘;而在一件特殊的以西洋人物为题材的胆瓶上,画师运用了纯熟的西洋绘画手法来呈现画面的空间感与深度,这与传统的中国绘画形式截然不同。
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胆瓶
珐琅彩瓷均是单独精心绘制而成,数量稀少,一般仅制一件或成对制作,弥足珍贵。大维德爵士的这组珐琅彩收藏仅次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类藏品,重要性不言而喻。
乾隆珐琅彩诗文壶
乾隆蓝地珐琅彩诗文盘
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碗
雍正斗彩葫芦瓶(左)/乾隆酱地粉彩描金葫芦式双系鼻烟壶(右)
清三代景德镇窑工们极尽所能开发出的各种窑烧技术和彩饰手法,造就了其后来者难以逾越的高峰。我们从三代所制瓷器中,或许可一窥三位皇帝不同的个人品味与追求:康熙皇帝对技术挑战的着迷;雍正皇帝对美学的极致追求;乾隆皇帝对极力展现其工匠们才华的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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