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九妹岳萌
妈因为爱惜，从不忍折一朵下来给人，因此，谢落了的，不久便都各于它的蒂上长了一个小绿果子。妈又要我写信去告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信封里九妹附上了十多片谢落下的玫瑰花瓣。那年的玫瑰糖呢，还是九妹到三姨家里折了一大篮单瓣玫瑰做的。
——沈从文《玫瑰与九妹》
如果说张兆和是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那么九妹岳萌，则一直是二哥沈从文心中最心疼的玫瑰。让沈从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最让他疼爱的九妹，却并没有因为离开闭塞的故乡来到都市求学而获得幸福，反而一步一步走向了悲剧，先是精神失常，最后在一场大饥荒中不幸饿死了。
九妹岳萌自小生得好看，花瓣似的小脸，水灵灵的大眼睛，见过的人没有不夸的。她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生来就是被娇宠的命。哥哥们回家都要记得给这小九妹买礼物，谁要是忘了，她就不依不饶地又哭又闹，不让哥哥进门。大家千方百计哄她笑了，她才肯罢休。
当二哥的沈从文也一样，对九妹偏爱有加，他初期的作品集，也总喜欢让九妹题字。
从九妹身上，沈从文获得了许多灵感，在他的早期作品里常常会出现九妹的影子。小说《玫瑰与九妹》中，九妹同她喜欢的玫瑰花一 样，美丽又骄纵，谁都得让着她。
从一开始，沈从文就希望把美丽的九妹培养成林徽因、凌叔华那样的才女，拥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九妹本身也不乏这种文艺气质， 黄永玉对这位三表姑的印象是“我觉得她真美。右手臂夹着一两部精装书站在湖边尤其好看”。
沈从文一直很向往出国留学，可惜根本学不好外语。也许是为了让九妹圆自己的出国梦，最后沈从文替九妹选择了法语专业，希望九妹拥有完全异于湘西女人的命运。
那段时间，沈从文维持生活已是十分艰难，只能拼命写稿， 但还是为九妹请来法语系的大学生辅导她法语。
初来北平的九妹才十五岁，自小在故乡的摇篮中长大 的她，对于大都市的新生活并不习惯。她按照二哥的意愿开始学法语、读小说，甚至写作。
看着那厚厚的法语课本和字典，全都是那么难，她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老家院子里啾啾的鸟啼声、沱江上来来往往热闹的小船，还有哥哥们经常给她买的糖果玩具。每每想到这些， 她就想哭，就更不愿意看书了。
1929年沈从文全家在上海，从左至右：沈从文、 六弟沈荃、母亲黄英、九妹沈岳萌、大哥沈云麓
1928年，沈从文在上海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阿丽思中国游记》，是借鉴19世纪英国作家卡罗尔《爱丽斯漫游奇境》的幻想故事，创作的动机是“给我的小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使老人家开开心”，小说里面天真可爱的仪彬就是以九妹为蓝本:
女儿的名字，叫仪彬，仪彬这时正立在窗前，(我们的读者，总不会如阿丽思小姐疑心这是黑夜！)在窗前是就阳光读她的初级法文课 本。法文读不到五个生字，便又回头喊一声妈。
小说中的仪彬，天真开朗，温和友善，但她无心读书，最喜欢和母亲作伴，时刻不愿离开，同现实中的九妹如出一辙，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女孩，仿佛永远也长不大。多年来，九妹既舍不得疼爱自己的二哥，跟着四处辗转，又时刻想着回到故乡，同她的鸟儿雀儿一起唱歌，尽情游玩。
从上海中国公学辞职后，沈从文到了武汉大学执教，九妹继续留 在上海求学。她独自一人住在一家俄国菜馆楼上的小房间里，成天翻着字典读《堂·吉诃德》。
过了半年，沈从文去了青岛，九妹也跟着过来了，进了青岛大学插班借读。天资尚可的九妹，此时已经学了好几年法语，可惜的是， 她依旧没有如沈从文所愿，熟练地掌握这门浪漫的语言。她喜欢读小说，沉浸在缥缈的幻想中，却不愿意脚踏实地学一技之长，就像一个成天做梦的天使，却找不到飞翔的翅膀。
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结婚定居后，看着九妹年龄渐大，两人自然而然地开始为她的婚事操心。开始，他们为九妹介绍过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的夏云(夏斧心)， 他喜欢九妹，对她也很关心。但也许是读多了许多浪漫小说的缘故，九妹当时犹豫不决，她既渴望爱情， 又害怕婚姻，因此两人的关系并没有维持下去。等到九妹终于明白了夏云的可贵时，却为时已晚。
1934年，九妹身边又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叫刘祖春，也是湖南凤凰人。在沈从文和大哥沈云麓的好心资助下，刘祖春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在沈从文的指引下，刘祖春渐渐踏上了文学之路，成了一名颇具特色的乡土作家， 他的小说《荤烟划子》、《佃户》、《守哨》 等，和沈从文的作品一样深深打上了故乡的烙印。
丁香花开的初春，一个周末的傍晚，正是“人约黄昏后”的好时 机。沈从文趁机提议，让刘祖春随他们一家去中山公园逛逛。于是，四个人走进公园，在回廊上坐了一会儿，沈从文与张兆和就借故离开了， 把九妹和刘祖春单独留下。
公园里十分安静，新月在天，在云层中忽而 露出一张明亮的脸，忽而藏起光辉。突然，有两只不知名的鸟儿从人们 身后扑扑飞过。一阵聒噪过后，宁静的公园似乎显得更静了。
两个年轻人明明知道沈从文与张兆和的这番安排用意是什么，可因为害羞，谁也不肯先开口说话。沉默了一阵子，便有一群游客嬉笑着朝他们走了过 来，打破了这宁静，他们吓得急忙跑开了，赶上了刚离开不久的沈从文和张兆和。
1937年夏天，刘祖春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很快就发生了“七七” 事变。局势越来越严峻，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他 ，决定投身革命。
听到这个消息，九妹再也不想沉默了，她大胆地向刘祖春表明心迹：“我什么都不怕，到哪里去都不怕。”晚霞中，北海白塔显得比从前更静雅了，九妹秀丽洁白的面孔也显出了一 种从未有过的坚定。可是，理智告诉刘祖春，革命的刀光剑影里容不下儿女情长，九妹太弱，他不忍心也没有权利带她一起走。
这件事对九妹的打击很大，张兆和写信给沈从文时说，九妹在家，有时无缘无故就会哭泣。 爱情的挫折，使得原本脆弱的九妹变得忧郁起来。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她渐渐躲进了佛教的世界里，希望在宗教中寻求安慰。
最好的年华已经如流水般悄然逝去， 而九妹依然孑然一身，无以倚靠，只能待在沈从文同张兆和身边，成为哥嫂并不轻松的负担。
在昆明，沈从文为九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找到了工作，但九妹信了佛教，吃斋并参加当地的佛事活动。
在大后方昆明，几乎所有逃难的人都在为生计奔波，拼命想法子养活自己和家人。有两个孩子要养活的沈从文跟张兆和，仍然继续分担着照顾九妹的重任。
九妹却依然过着任性的生活，喜欢在城里闲逛，上电影院，下馆子，似乎对世界的残酷和兄嫂的辛苦一无所知。
为了让九妹继续过喜欢的生活，沈从文只好更拼命地工作，因为太累，加上老是流鼻血， 他的脸色都发白了。张兆和到呈贡乡下去教书 后，沈从文把九妹送到呈贡的家，让她待在那里。
九妹到了乡下，心却留在了昆明，她像一个淘气的孩子一样，总想偷偷溜出去，到昆明 城里去玩。如果哥哥嫂嫂不给她路费，她就走路去。
看着九妹生活在空想里，已然成为一个疯子，沈从文心力交瘁，已经无法再支持下去，只好写信给大哥沈云麓，请他将九妹接到沅陵，希望换个环境能对她好一些。
但九妹却并没有因此变得温顺一些。她依旧每天无所事事，不按正常规律生活，经常突然失踪好几天，家人只好把她锁在楼上的房间里。有一次，九妹想从窗户里爬出去逃跑，却不小心摔断了一条腿。
后来，也不知出于什么机缘，九妹跟一位叫莫仕进的泥水匠好上 了，他是个穷苦的单身汉，整天给人砌墙造房，但没有自己的房子。 不久，九妹便嫁给了他，在沅水边一个叫乌宿的地方住了下来。
从前，沈从文曾多次坐船经过乌宿，在他的《湘西》中曾提到：“由沅陵沿白河上行三十里名‘乌宿’，地方风景清奇秀美，古木丛竹，濒水极多。”
正是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成了九妹最后的归宿。九妹整日在乌宿河滩上转悠，仍是像过去那样什么也不会做。20世纪50年代末，那场席卷全国的可怕大饥荒来了，湘西一带饿殍载道，九妹没能熬过那段日子，最终不幸饿死了，家人把她葬在了河滩边上。
自从九妹离开云南回到沅陵后，沈从文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九妹留下了一个儿子，名字叫莫自来，是1946年的端午节前两天出生的，据说年轻时长得很英俊，样子很像九妹。
长大后也像父亲那样为别人建房子，一直在乌宿过着困苦的生活。晚年的沈从文虽然一直关心着这个外甥，但自己也生活在风雨飘摇中，无力给九妹的孩子更多的帮助。
后来，已经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刘祖春听说了九妹的遭遇 后，同样万分心酸：“这个性情高洁而文静的女人，远离家乡，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念外国学堂，读外国小说，生活优越。”
本应可以得到适合于她本性的那份生活，但是由于生不逢时，尝尽人间辛酸。她承受不了这个巨变，结果是她用尽自己全身心的力量把自己彻底毁掉完事。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悲剧。”
看到自己最心爱的九妹一点点被世界残酷地吞没， 沈从文无法原谅自己，毕竟，是他把她带离了故乡，让她跟着自己四处辗转。但是，对于没有独立能力的九妹来说，根基不稳，沈从文再多的扶持，也只能是徒劳。九妹悲剧的一生，仿佛被英国作家阿加 莎·克里斯蒂的一首《野玫瑰》道尽：
玫瑰尽情盛开
而后凋零
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只除了我听到响声
在那地面之上
众多细碎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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