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华，广东新会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历任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美术创作院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美术创作院副院长，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客座教授。第5、6、7、8、9、10、11届全国美展均入选参展、获奖或被收藏。
家业
179cm×290cm
解读邓华的人物画，我们回避不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情怀，一种传统家国之心浸淫的情怀。这种情怀是传统文人志士最为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确立后，被历史沉淀汇聚而成的民族文化特质，一种自家而国、一脉相承、浑然一体的情感触摸与人生追求，正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黄宗羲的“出仕为天下”，到颜真卿舍命平叛、辛弃疾马踏敌营、文天祥牺牲报国，乃至岭南画坛宗师高剑父的“上马杀贼、提笔赋诗”等等，无一不是这种人格的彰显。而在当代，这种传统家国情怀的人格精神，被思想的多元化以及经济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浮躁问题的影响下，显着弱化，岭南军旅画家邓华的艺术实践，便具有了独特的现实意义。
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超越个人情感的士子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固有传统。家国情怀，对军旅画家邓超华来说是一个解不开的结，这种情节不唯是他人生的军旅情结，而是他用画笔衍生的担当与责任，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情怀。这首先体现在他艺术创作的题材上，他从自己成长的军营里寻找自己生命的根、文化的根，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在彰显军旅文化特性的同时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共性，在有限的军营生活里，找寻自我坐标，通过对社会军事历史事件、文化人格和文化信仰的着力挖掘和描述，展示出极有价值的文化生态。
胜利的日子
238cm×163cm
纸本
2005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国际美展优秀作品
建军8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银奖
抗战胜利 65周年中国美术馆藏美术精品特展
统观邓超华的作品，在题材的选择和创作的立意上，无一不围绕着这一主旨；并且，他善于用自己的努力去还原刻画历史的真相和本质。比如代表作《百年沧桑》，紧扣沧桑，《胜利的日子》，直扣断臂，祛除浪漫化和唯美性，突出历史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悲剧特质。这实际上是用一种更为开阔，也更接近真实的文化的历史观，去取代过分政治化的历史观和视觉美感的浮华。从这一点上来看，邓超华的绘画艺术，在情怀上是可以延及大众的，而在个人精神态度上则有着自我的学术命题。
邓超华的人物画艺术，在时下多元文化语境下，引发了我们一个应该认真反思的问题，那就是艺术对社会的价值内涵。众所周知，艺术品的价值首先要通过审美功能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真正的艺术品是创作者美感体验的升华、外化、凝结的结果，是物理操作与精神流变的转化过程，最终是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审美判断能力。但我们对艺术价值内涵的思考，往往停留在视觉审美需要上，而忽视了艺术的文献价值和教育功用。艺术的文献价值，不同于一般历史史料，往往更加带有强烈的时代人文意识。
百年沧桑（局部）
210cm×3800cm
纸本
1997年
庆祝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艺术大展”金奖
我们纵观邓超华的艺术作品，无论《百年沧桑》，抑或是《雄狮怒吼》、《我那南疆排雷的战友们》，在促进观者艺术欣赏的同时，也让观者获得了对世界的了解、把握和启发。这种艺术文献的方式不同于单纯的历史文献，艺术家的主观意识和评判视点会随着画笔的运动一并被记录下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皆是如此，从作品反映的劳动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而可以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以及一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理解。这就是任何艺术作品背后都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神，而这种动态的精神，充满着博大精深的无限性、时代性和艺术性。
百年沧桑（局部）
在这种特质下，艺术的教化作用便随着创作者的价值观和精神体现出来，这些判断与欣赏者已有的认识加以比较，或予以认同，或进行批判，从而开扩欣赏者的思想境界，往往也更具有争鸣性，比单纯直观的评判也更具有外延性。所言“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不外如此。
百年沧桑（局部）
在《百年沧桑》、《雄狮怒吼》等作品面前，任何一位欣赏者都会被引发起一种震撼性的思考，我们不再停留在视觉氛围的营造和恢弘场景的塑造上，不唯只去考虑作品史诗般的构架和磅礴的气韵，而是不自觉地把绘画构成元素，放到此起彼伏的历史洪流中进行观照，使我们更多的对历史的命运进行社会性的思考。我们不只是接受到典型艺术形象的感染，不只是获得了启发和艺术共鸣，也不自觉进入了一种主动接受教育的过程。事实上，这是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共有的情感和精神的合并宣泄，是一种身心的愉悦是一种高层次的共鸣，一种思想的碰撞和情感的共鸣，这种共鸣同样使我们身心愉悦，显然也是艺术娱乐与教育一体化功能的重要体现，让欣赏者从中获得观念与情感上的认同，从而走到一起为某种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百年沧桑（局部）
孔子所言的“兴、观、群、怨”中的“群”，便是群体价值目标的认同，这就起到了欣赏者团结、行动的组织作用。邓超华的人物画艺术作品，无一不具备如此的功用，其以雄壮崇高之美，以家国情怀，为家国英雄立传，为祖国命运立传，而又以此形象和精神的建树召唤社会群体价值。
虎
97cm×360cm
纸本
2007年
广州起义80周年“指看南粤”美术作品展
宋代郭若虚认为，“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邓超华艺术成功的基石，正是他富有家国情怀的人格，立于一基石，他成功找到了自我艺术的立足点、制高点和切入点，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正视历史及历史人物，以高度责任感，以当下的意识烛照历史，通过严肃认真的思考，通过鲜明的立意、深刻含蓄的意蕴，对画笔下的人物和题材得以切实的表达，寻找人物与事件的精神关联，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之根和生命动力，并以之奉献给时代和社会，从而实现对事物的发现和超越，使得他的任何一幅作品，不但明晰易懂，而且含蓄隽永、韵味无穷。也正因如此，邓超华的艺术精神与实践，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让他与众多盲目崇尚笔墨趣味、玩味于书斋的画家们，拉开了距离。
燎原星火
144cm×365cm
评判中国人物画艺术，也回避不了“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原则，历代艺术家在传统人物画的笔墨历练与艺术传承的过程中，将“传神”推尚为至高境界。传神的载体则是笔墨，笔墨是中国画形式法则中的核心特征。中国画以线造型，线条在毛笔的运行中或提按勾勒、或曲折顿挫、或往复聚散、或横竖交错，通过墨的干湿浓淡、润泽枯涩等多种变化，造型达意，在笔墨构成元素矛盾对立及其不断碰撞与调谐中，表现主题，抒情达意。
燎原星火（局部）
无疑，邓超华在对物象造型与笔墨关系的把控上，历经多年历练，游刃有余，而且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运用。试再以《百年沧桑》为例，面对事件人文自然背景复杂、人物繁多、关系叠加的三十余米巨制，邓华以其娴熟的笔墨技巧，不断切换调适矛盾性的表现语言，借鉴古典连环画的艺术表现技巧，动感切入，静态切换，巧妙布局，随人造景，移人动情，人物造型与气质刻画入微，场景恢弘浑厚，触目撼心；作品的弦外之音、画外之意归于气韵，喷薄而出，精神内涵张扬溢射，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品格、意象与空间意识、理性意识有机交融，充斥着沉着稳健、崇高浑厚之美感。
燎原星火（局部）
我们完全可以用新现实主义概括概括邓超华的人物画艺术。古典主义时代的传统人物画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单一的人物画描摹素写，以写真写实；二是人物作为山水画中的“点景”之笔，以情动趣，作为一种冲淡、闲适、古雅的艺术“滋味”和审美情趣。而邓超华的人物画创作，人物成为为审美元素的主体，山水等背景物象完全成为主题人物的“造势”、“造意”和“造境”；从而表现出一种深阔壮美、风骨传神的人物及其发生事件的现代审美理想。
这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往往洗却笔墨的浮华，归于质朴本真，形貌真切传神，风格朴实自然，具有浓郁的人文感染力；使观者为之动情、为之沉思、为之拍案。表现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使命感和时代感；进而传达出中国艺术精神中深阔、旷达、厚重的审美气象。作品自然有了深阔，有了壮美，有了风骨。这种风骨，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时代体现，也是民族家国情怀的时代体现。
邓超华人物画艺术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也不仅又让我想起高剑父那句诗，“上马杀贼，提笔赋诗”，马上是人生，马下也是人生，充满家国情怀的戎马丹青的人生。
——丁酉夏初稿于我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