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语
沈彭年，曲艺作家评论家。天津人。燕京大学肄业。建国后，历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研究部主任，编辑部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广播说唱团曲艺顾问，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和第二届书记处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卷曲艺主编。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曲艺理论研究工作。著有《晴雯传》等。
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学校，有一条严格执行的校规，明令禁止师生进杂耍园子。听说师生当中还是有人去“偷听”，不过先要摘掉衣襟上的校徽。我的父兄一辈多是不大不小的商人，都是天晴以至小梨园的杂耍听众。南市、鸟市、地道外的相声、时调棚子，落子馆儿，他们是裹足不前的，说是有碍身份，自己也听到过“不去为佳”的告诫，因此连红火一时的玉壶春、玉茗春也从未涉足过。
我的师范学校的老师，有时率领他们的弟子到鼓楼脚下的福仙茶园去“上课”，恭听韩世昌、白云生、侯益隆、郝振基、侯永奎、马祥麟等北昆前辈的昆高腔。老师们从未语及杂耍，但也从未发表过不许听杂耍的训示。
玉壶春、玉茗春严格说来不是杂耍园子，是在全市好几十个“坠子茶棚”普及基础上提高了的“坠子茶楼”，即当今的“相声大会”“京韵专场”之类的演出方式。形成于庚子事变前后的河南坠子，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七八年间来到卫里。“盖河南”乔清秀在玉壶春登台，与巩玉屏、董桂枝同场赛歌，是二十年代末的事。当时，几十个茶棚，两座茶楼，日夜演唱河南坠子，经久不衰，得有多少听众？据说听众大多是买卖地儿的冀、鲁、豫乡亲。惜乎由于“家教”而未能一睹盛况。
家人亲友中的杂耍爱好者甚多，有的爱好者是通过“无线电”“话匣子”来“听”杂耍的。例如有时来我家小住数日的外祖母，从不接受上戏园子听戏的邀请，晚饭后，“无线电”播放的刘文斌或是魏喜庚的京东大鼓《刘公案》，却是“必修课”。坚持不懈，有如她每天早晨默诵佛经的功课似的，态度虔诚之至。
有时，我们这帮孩子正在听别的节目，看到老太太脸上的微笑及其内涵，就只好说：“听刘文斌！”她的眼睛立即笑得眯缝在了一起。有时也有不愉快的艺术效果。京东大鼓有个长长的甩腔“十三嗨”，京东语音的“怯”味儿醇厚隽永，很迷人。可是赶上词句多，广告挤的时候，“十三嗨”使不上，老太太就会惘然若失，一晚上快快不乐。因为艺术享受没有完全得到满足吧。
父亲出生在地土薄涝沙洼的河北青县，十三岁只身一人逃到天津谋生，给算命瞎子拉过马竿儿，当过小厮，当过县衙门的马快，当过杨柳青的收税吏。这个经历可能与他的文艺爱好大有关系。他爱听杂耍而很少看戏，爱听说书，又特别爱听陈士和的评书《聊斋》。每天上午一家电台播放的《席方平》、《考弊司》、《梦狼》等等书目成了他的必修功课。
他这位半文盲还颇有《聊斋志异》的评解人“异史氏”之风。对衙门如何暗无天日，官吏怎样暴虐贪酷，陈先生说得是否对头，时有评论，“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至于他的评论是否对头，不得而知，神情是很认真的。
父亲的货栈里有位大师傅张玉清，津南葛沽人，从小在粮行斗店厨房里学徒，学了一手烹调本领，能轻而易举地举起三百斤石担，有资格上前分开两位对阵的脚行。金刚般的大汉却酷爱鼓王的大鼓。夏夜，货栈宽敞风凉的前院是伙计们、学徒们的纳凉胜地，喝着大叶儿茶，聊大天儿，扯闲篇儿，或是相当严肃地交流人生经验。老张有时就细声细气地哼唱起来宝全的大鼓腔调，“二八的俏佳人懒梳妆”啊，“坐下乘骑白龙战马”呀，“风摆的那个秋叶落至在秋林”啊，颇有韵味。
他怎得闲工夫听杂耍？都是从斗店、货栈的“留声机”唱片听来的。百代公司就有钻石针唱片《南阳关》，高亭公司就有钢针唱片《大西厢》、《马鞍山》。那时有的票友听唱片学京剧，雅号“留学生”，老张也是。
记忆所及，家人亲友中凡沾点洋气儿者大都不听杂耍。在英国汇丰银行当“大写”的一个堂兄，在海关洋税务司手下当差的一位舅父，都从来不进杂耍园子，有不越雷池一步的劲头。具有民族气派的说唱艺术，同比较“土气”的人们容易结合，有些什么道理吧，或问曰，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之流，都是地道洋人，洋气十足，不是也对我们敦煌卷子中讲唱变文的写本深感兴趣，甚至席卷而去吗？不然，那是海盗夺宝，与“结合”无涉！
无可奈何花落去
沦陷以迄解放，在天津这个畸形社会里，说唱艺术的每下愈况令人痛心。例如靠东拉西扯的“幕表戏”、嬉皮笑脸的“玩笑戏”给杂耍来攒底，例如不堪入耳寓目的男女艺人合说的相声“臭活”，例如有的坠子艺人凭嗲声嗲气的靡靡之音来叫座要彩，怪现状不一而足。说唱艺术衰落还表现为优秀的盛年艺人过早辞世。
北京北城恬静平稳的北板清音大鼓，经南城鼓曲艺人改革成为南板梅花调，“一腔九转”的金万昌先生是代表人物，“金派”梅花调风靡京津数十年。名弦师卢成科又翻新声，“卢派”梅花调另树一帜于天津卫，女棣花四宝以下师姊妹艺名皆冠以“花”姓，又称“花”派。花四宝声腔甜而不俗，台风美而不媚。老太太们不会用玉润珠圆、玉树临风这类套语来形容她，溽暑盛夏听到她的播音或《摔镜架》的唱片时，往往有这样的艺术见解：“多热的天，听花四宝一唱，连心里都是凉快的！”真是妙语惊人。这样的人材却因为婚事的折磨短命而死。她于一九四一年去世，早于鼓王刘宝全一年，早于金万昌两年，天津乡亲无不叹息。
德寿山的单弦或“双头人”没听过，他的弟子常澍田和再传弟子王剑云都曾闻弦歌。王剑云的《杜十娘》《沉香床》《舍命全交》《伯牙摔琴》都听过些回，曲牌、话白都不错。一次在小梨园听他唱《摔琴》，说到制琴的桐木先要浸在水中如何如何，
“浸”读成了“侵”，声母和字调都错了。随后在楼梯上碰到他，打了个招呼，谈起“浸”应当读“近”的字音。他满面笑容连声道谢，问我贵姓，称呼沈先生。我比他要小许多，这个称呼闹得我高兴又脸红。
过了好久，忽然发觉收音机老长时间没播王剑云的节目。到小梨园，小茶房小五号告诉我：“他死了！一天赶两家园子，黑白天儿四场，还要上电台，老婆有病，孩子好几个，家务事也多，累死了！”我的心好象“浸”在凉凉的水里，多半年未再到这里上课听歌。四十多年了，他流畅的说唱，飘洒的台风，使人难以忘怀。王剑云是“累死了”，今日风华正茂的某些说唱演员则闲死了！
一九四三年负笈来京，有一天在一位父执家中“贴秋膘儿”，忽听得他家窄巷外的延寿寺街上有笙笛鼓钹齐作的丧音。得知是为金万昌“接三”之后，跑出窄巷去看时，身着白孝衣的队伍已经走过去了。梅花调一代宗匠去了，七十三岁据说是与孔夫子同寿，“老喜丧”。
就在这二年里，还有两件“不喜之丧”。以相声《数来宝》享名于天津的青年艺人戴少甫，有文化，有才华，拾掇老相声，编说新相声，在艺术上有追求。继万人迷之后，说相声的能在燕乐升平这样的杂耍擂台上“攒底”，据说他才是第一人。
旧社会的年轻艺人红了，是个生死关头。自我放纵，酗酒嗜毒，在天津南市这个大染缸的深处失足还不容易！有靠山的个别同行排挤你还不容易！他的合作得很好的搭档也被人拉走了。于是，“三十年华付杏冥”。
“盖河南”的坠子“女皇”乔清秀十九岁来津演唱，本来对她号称“盖河南”颇为恼怒的同行们也只好承认她是“盖”了。她与坠子艺人中“大口”唱法的代表程玉兰，“老口”的代表董桂枝，鼎峙歌台而执牛耳，录制唱片的数量仅逊于鼓王。个人记忆所及，小梨园少见坠子演出，而乔清秀初至津门时期在这里唱过。临终前一年，贫病无告的“女皇”在这里扎挣着唱了个把月，翌年含恨而逝，即一九四三年，她三十四岁！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锦绣河山沦陷敌手，仅在北曲重镇就有若多位春秋正盛的说唱名家相继短命而死，一似《子期听琴》中唱到的残秋景象，“风摆的秋叶落至在秋林”。屈子《远游》有云：“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
前文曾引介绍天津时调的《西江月》上半阕，姑再引下半阕于此：
“一目红日光宇，
悲调转谱新词，
翻江倒海腔雄奇，
赞颂神州六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