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北京的2000万人如何生活神奇地成为了刷屏热点。有人戏说：北京的中产阶级们每个月都需要焦虑上两三次，并且养活一篇点击300万+的公号文章。
所以，时不时谈一谈焦虑，谈一谈鄙视链，谈一谈学区房和兴趣班，总是更容易触到互联网主流受众的那个“点”，催生一次涌动的舆论潮水，即便是书评君，也难以避免有时被这种焦虑所感染。
但我们不曾忘记，所谓“生活”有丰富的向度。它不仅是收入、房子与生活方式，它还关乎意义，关乎德性。这样的说法在如今好像显得太远、太虚，但就像哲学教授陈嘉映在他2015年的书《何为良好生活》中所力图讲述的那样，“我该怎样生活”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而“良好的生活”远比“快乐”的内涵更加丰富。
撰文 | 吴亚顺
一不小心，柏拉图“穿越”到了谷歌总部，与一位工程师争论起来。
双方的聚焦点是，有没有一种生活值得去过？如果有，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对于这些问题，软件工程师想开发一个“道德答案搜索引擎”，收集所有关于美好人生的数据，再根据每个人的个性，进行“定制”。一如既往，柏拉图认为，值得去过的生活只有一种，那便是哲学或爱智求真的生活。
这是美国小说家、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在其书《柏拉图在谷歌总部》中想象的情景，她借由此书，带领我们重返古希腊时期——西方文明的源头，心智生活的黄金时代。
柏拉图
在中国，学者陈嘉映亦从古希腊出发，对“该怎样生活”展开伦理学角度上的探究。2015年5月，《何为良好生活》面世。在陈嘉映看来，“我该怎样生活”这个命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也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这也是《何为良好生活》的副标题“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含义。
陈嘉映，1952年生于上海，年轻时插队内蒙古。1978年，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随熊伟先生读海德格尔哲学。1983年11月赴美留学。1993年5月回国，翌年重返北大任教。200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紫江学者。2008年1月，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2015年5月，出版伦理学著作《何为良好生活》。
《红楼梦》里谁最快乐？陈嘉映说大概是薛蟠。“快乐有点重要，但是跟良好生活有时候不沾边。步步为营地把日子过好，这也算幸福生活，但和良好生活比，还是差了一些。”那么何为良好生活？简单的快乐不是良好生活吗？陈嘉映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这个“所向”就是eudaimonia，英语通常译为happiness，在陈嘉映看来，这个译法太糟糕，eudaimonia既包含行为良好，又包含日子过得好，不同于快乐，也不同于幸福，而是“良好生活”。
“相比之下，良好生活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eudaimonia则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相连。尼采早就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谈到幸福与良好生活的细微区别时，陈嘉映写道。无论是在书中，还是演讲时，他都提出，德性与好生活“编织”在一起，要“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典范或者说德性榜样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
把道德、好生活编织在一起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陈嘉映堪称古希腊“真爱粉”。1978年，他考入北大，后留校任教、赴美留学，90年代回国，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高校任教，这一路，作为古希腊的“业余爱好者”，陈嘉映未改初心。上个月，他还在上海宣讲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彼时，希腊人的理想是面向更高的生存，追求——希腊词“arete”，大意是“卓越”，后人译之为“品德”或“德性”。“不过，卓越和现在所谓‘有道德’还是很不一样。现在所谓道德，几乎变成了个人的甚至内心的语词。以希腊人的率真，他们不会把卓越当作只求内心满足的德性。”
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思视作最高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而人生之所向乃eudaimonia——这个词语译作“良好生活”更为贴切。“我大致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上，（将）道德、好生活编织在一起。”上海演讲时，陈嘉映说。在北京，又笑称，“我所讲的所有有意思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儿偷来的”。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成功人士很容易被认为过上了好生活，但如果德性缺位，“好生活”将大打折扣，甚至遭到唾弃。“有所作为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统称为‘成功人士’，实则，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陈嘉映写道。
《何为良好生活》
作者：陈嘉映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4月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不甚理想的社会环境中，能依靠品格而不钻营取巧来获得成功吗？陈嘉映的回答带着过来人的口吻，他说：“……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无疑问，这种建设包括批判和改造。不过，我们仍应留意，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习于抱怨而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说到底，并没有谁应许过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于社会“道德滑坡”的流行看法，陈嘉映坦承自己并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事实。“中国人的道德在下滑？我不是特别知道。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闹‘文革’的时候，打地主，打老师，丈夫出卖妻子，儿子出卖爸爸，也不是说道德高尚得不得了。如果那时起点特别高的话，我们可能看出下滑，但起点那么低……”
好榜样、坏榜样，都有力量
在培养德性的过程中，人首先进入学习阶段。“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我们通过弹琴学会弹琴，通过行正义之事学会正义。在德性领域，就像在其他实践领域一样，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嘉映写道。他认为，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读书或听课，而靠典范——来自“身边”，而非硬行树立起来。
这时候，成功人士又一次扮演了世俗而重要的角色。尽管陈嘉映多次对成功人士宣扬道德、售卖“心灵鸡汤”感到厌恶甚至愤怒，但他也认为，在德性学习时，成功人士具有榜样力量。“知道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是好的，最突出的标志是成功和名望。当然，它们并不同于卓越，然而，如维特根斯坦反问：有什么比成功更具说服力呢？”
2015年6月，在北京一家书店举办讲座时，陈嘉映再次强调培养德性时典范的力量。他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从身边的人攫取榜样，这个人在这里比你做得好一点，那个人在那里做得比你好一点，他们完全不是道德楷模，但是你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实实在在地学到东西，德性得到培养，不断地生长。”同时，陈嘉映分享了一条“路径”，即从够得着的地方开始，学习成长，慢慢深入，追求自我与有德的融合。
陈嘉映在讲座现场。
学习阶段之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事，此时，典范成了参照。我们要以做事的方式来实现个人进一步的成长，在实践中渐渐明了自己的本性，而要培养更高的德性，实现自身，就需要对某些本能、感觉、欲望加以抑制与克服。陈嘉映解释道：“我们在一时一事上学习何为德行，是为了学做一个整体有德之人。我本来是吝啬，但我知道吝啬是个缺点，我因克服缺点而感到高兴——我想成为一个较为优秀的人，在优秀的人身上，吝啬是不协调不自然的，是一种扭曲，就像城里人在街头撒尿不协调不自然。”
不过，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还需要面对“坏榜样”。2009年，青年学者周濂撰文认为：“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更具诱惑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这样问道：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周濂提到陈嘉映所写《梦想的中国》一文，其中说：
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
周濂表示，这样的梦想无法寄托在几个好榜样身上，同时，“若要遏制坏榜样的无穷破坏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正义制度的建设上，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带来比‘靠人们的信念坚持’更多的保障”。
“德性能带来好生活吗？”
陈嘉映曾反复演讲的一个主题是“德性能带来好生活吗？”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他通过各有侧重的演讲，不断深入思考。与此同时，怎样才能过上良好生活，也是读者阅读他的新书时自然追索的一个问题。
书中，陈嘉映对知行关系、善恶概念等进行了学理意义上的探究，这一探究基于实践活动，即便如此，不能反过来，把探究当作“良好生活指南”。事实上，道德问题并没有“路线”和“答案”。
“这类探究并不指导我们怎样做到知行合一，怎样从善去恶，甚至并不直接回答‘哪些品质和做法是善好的’这类实质善好问题。指望伦理学来指导伦理生活，指望‘道德哲学’来提高‘道德水平’，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因为‘理论’做不到这一点而责备它无能则是错误的责备。”陈嘉映强调。
《价值的理由》
作者：陈嘉映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00年5月
在他看来，伦理学“以更加曲折的方式与伦理生活相联系”，其路径可以是——比如通过分析，纠正“一切行为皆在于追求快乐”这种流俗看法，据此做出相关的调整、改变。这并不意味着说服他人，而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以加深思考，相互学习，彼此理解，使个人更通透、更丰富，最终实现自身。
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时，陈嘉映说：“每个人的好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除了过良好生活，那么，是否也有人要过一种不那么好不那么快乐甚至自毁、作恶的生活？推理小说《八百万种死法》中，教堂的一个常客玛丽说：“知道吗？我有个很棒的发现，那就是人活着，不是非觉得好过不可。谁规定我有快乐的义务？以前我老以为如果我觉得紧张或者焦虑或者不快乐，我就非得想个法子解决不可。但我觉得这不是事实。”
玛丽虽然纯属虚构，其想法却与现实雷同。北京讲座尾声，一位男生站起来向陈嘉映提问：“你说要把德性编织到生活中，过良好生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良好的生活呢？”话音未落，现场一片笑声。
陈嘉映先讲了一个独立、叛逆的青年让人“心痛”的故事。这个青年人和母亲极难相处，愤而离家出走，几年后，被母亲找到。为缓解关系，两人一起游玩了两天，但最后决定，还是各自回归各自的生活。分别之际，母亲说，你走什么路都行，我就希望你好。青年稍微停顿，回答她：“但不好又怎么样？”
“作为母亲，这是人生的一种极端体验。无论如何，我是想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呢，我回答不了。”陈嘉映说。
沉默了四五秒钟，讲座结束，掌声响起。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原载于2015年7月11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吴亚顺；编辑：小盐。较原文稍有删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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