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烛光集会，是韩国民众抗议政府及其政策的一种行动表达。2016年，“烛光集会”甚至拿下了Twitter热门关键词排行榜的季军。本文的写作背景，源于2008年韩国民众因反对政府进口美国牛肉而举行的烛光集会。本期推送2009年5月发表在 Work and Occupations上的 “韩国：通往集体的劳动公共社会学”（South Korea: Toward a Collective Public Sociologyof Labor）一文。作者回顾了自工业化以来，韩国以公共社会学主导的劳工研究，及其面临的困境和局限。从震动韩国社会的烛光守夜运动中，作者发现了“集体的公共社会学”的可能性。本文对教学方法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相信也能触动到当下中国的劳工研究。
（这是社论前沿第S640次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作为公共社会学的劳工研究在韩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然而，劳动领域的学术知识积累却日益与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实践分隔开来。例如，虽然针对临时工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新自由主义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对工人的侵犯及其复杂性，甚至使问题比先前更为严重。要如何面对知识与实践日渐脱离的挑战？作者根据韩国的社会经验，在集体知识的基础上，将公共社会学作为一种新范式进行讨论，提出了“集体的公共社会学”。本文将从四个部分介绍文章主旨。
韩国劳工研究的发展演变
基于市场化的规模和范围，韩国的劳动公共社会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a）1987年前的威权体制；（b）1987年民主化运动和工人大斗争以后；（c）1997年经济危机以后。
威权体制下的劳工运动
这一时期的劳工研究集中于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工人权利受到的侵害。国家采取压制性的低工资政策，当时的韩国劳工体制被定义为“血腥的泰勒主义”。威权体制下的劳工运动是由工人和工会中的知识分子推动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将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暴露给社会，另一方面向工人提供权利教育。在校学生和大学毕业生进入工厂工作，与工人交流，并组织工人。但威权体制下的学院和大学都有非常系统严格的规制，再加上冷战思维的影响，“劳工”是一个在学术机构中被回避的话题。
1987年民主化运动后的劳工研究复兴
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是劳工动荡的（集中）爆发，此前20年都在国家控制之下。活跃的劳工运动使许多异议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劳工问题上。来自校外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参与民主化运动的社科研究生等），进行了许多具有公共社会学特征的劳工研究。其研究主题，从不同行业工人的生活现实，到劳工运动的策略，带来了“非学术性的劳工研究复兴”。
“第三次市场化浪潮”和国家主导的知识生产
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在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政策的影响下，临时工数量大幅增加。至2007年，临时工占工资劳动者总人数的一半，约占女工人数的70%。一方面，有国家资助的劳工政策研究；另一方面，一批进步社会科学家也组织了研究协会，并出版期刊，但他们具有公共社会学特征的研究逐渐转向专业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从劳工运动或改善工人生活，逐渐转向在专业期刊发表研究文章。
公共社会学的困境和局限
公共社会学的专业化
大学越来越多地按照商业公司的模式运行，甚至大型公司收购了大学。对于韩国的许多主要大学而言，在政府部门和“中央日报”进行的大学评估中取得好成绩，是其运作的重点。这种环境使得大学研究人员难以生产出劳工亟需的知识。为能够连任和晋升，教授们的文章必须发表在学术期刊而非公共刊物，必须发表在国际期刊而非国内期刊。因此，那些拥有大量读者群的流行期刊，刊登的文章数量大幅下降。而这些大众杂志曾对劳工和民主化运动有着重要影响。大学日益严重的市场化导向，招致了公共社会学危机，尤其是对劳工问题。
问什么：研究问题的问题
大学的变革完全颠覆了劳工研究议题的构成。符合全球标准的要求，通常是研究者根据美国学术界的理论和研究议题来规划问题。即使一个话题对于理解“韩国的劳动问题”并没有帮助，如“弹性专业化”理论，也能构成大量研究；相反，对韩国重要的问题却可能很难被采纳。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理论、工作中的性骚扰，以及劳动力市场歧视等西方理论，可能确实为分析韩国现实提供了很好的框架；但另一方面，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也使研究者逐渐丧失了独立阐述问题的能力。
类型化公共社会学的局限
Burawoy（2005）将公共社会学与专业社会学相比较，指出公共社会学是一种新的社会学类型，强调面向更多公众的写作；高度重视人权、和平与环境；支持被新自由主义边缘化的底层人群。但韩国的经验表明，如果公共社会学只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学类型，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有机的公共社会学，都无法应对新自由主义对劳工冲击的迅猛程度和复杂性。对传统的公共社会学来说，媒体的局限性，使得公共社会学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互联网上。对有机的公共社会学来说，参与式行动研究在现有结构中，往往需要面对更大的风险和挑战而难以实践。
烛光运动
2008年上半年，韩国举行的烛光运动指出了发展公共社会学和扩大视野的新途径。烛光守夜活动，起初是为了抗议韩国政府进口美国牛肉的决定。但是，对安全食品的要求很快就转变为对重大政策的异议，如国家医疗保险和公共事业的私营化方案，以及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等。通过网络空间，民众得以互相沟通、收集信息、生产新知识，并制定新的行动计划。韩国的烛光运动开创了这一新道路，通过使用互联网和其他电信技术，创造了民主和横向的知识生产模式。在抗议过程中，韩国民众对社会结构有了更系统的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何将韩国社会变成风险社会，资本无止境的逐利行为如何威胁到人类生命。烛光守夜活动显示出新的集体知识生产模式的可能性，证明民众的集体理智可以挑战专家的知识。
如何通往集体的公共社会学？
烛光运动中集体理智的出现，展示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关系。公共社会学的激励问题应当从“研究者应当参与公共生活吗？如果是的话，怎样参与？”转变为“公众应当参与到研究中吗？如果是的话，怎样参与？”
首先，社会学家们必须放弃对知识生产的垄断。社会学家需要接纳民众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更具体的，对劳动社会学家来说，需要自我反省，反观自身及自己的工作。在进行研究时，是什么原因、什么关系，以及什么兴趣促使我们选择这一项目？又是什么因素在影响我们选择具体的课题？
第二，还需要重新考虑公共社会学的价值和目的。作者指出，韩国的劳工危机并非来源于理论或知识的贫乏，而是缺少发展新的知识类型的兴趣或动机。而这又是源于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工作缺乏敏感性。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改变劳动社会学的教学方法。教育应当是将劳动经验中学到的知识内在化的过程，而不是僵化知识的传递。只有将知识融入现实生活，才能将知识用于公共利益。社会学家必须将理论转向自身，探索缩小“知道”和“做到”之间差距的条件。
文献来源：
Soon-Kyoung Cho (2009) South Korea: Toward a Collective Public Sociology of Labor, Work and Occupations, 36:2, 162-176
文献整理：钱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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