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先生自述
姜亮夫先生，名寅清，以字行。1902年5月19日生于云南昭通。192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后曾任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拜章太炎先生为师。1935年赴巴黎大学进修。回国后先后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英士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及六所院校教授。1953年调浙江师范学院（后为杭州大学）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83年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至今。曾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已出版专著二十七部、论文逾百篇，计一千万字。主要专著有《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楚辞通故》、《楚辞学论文集》、《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学论文集》、《莫高年表》、《中国声韵学》、《古文字学》、《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
我一生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现在回忆起来，这个思想体系的基础最初是我父亲帮我建立的，后来得益于几位名师的指导。
我父亲是云南昭通十二州县光复时的领导人之一，年轻时，就接受梁启超、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是非常爱国的。除要我从小读《格致教科书》、《地球引论》、《历代都与国》等科学知识的书之外，同时还要我读《四书》、《五经》。一部《论语》是父亲从头给我讲到底的，印象很深，可以说《论语》的思想影响了我一辈子。父亲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次，而且都写成大的条屏，可以挂在墙上的。父亲还给我讲解，所以我八岁时就把它背熟。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爱国思想，恐怕是来源于父亲。
又有一次，我躲在稻草堆下看《红楼梦》，被父亲发现了。他问我：“孩儿，你看《红楼梦》是怎么看的？讲给我听。”我怎么讲得出来，不过是看故事嘛！父亲就启发地说：“书里边的人仔细看看，到底有哪些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你给我列一张人物关系表出来！”我得了这个题目，就认认真真地看，并列出表，连大小丫头表上也有。这样一理，不仅人物线索清楚，而且对这书的思想内容有更深认识，这点意外收获使我非常高兴。父亲顺势开导我：“做学问读书就是要这样认真细致，老老实实，一件件事一个个人去研究。只有经过这样艰苦后，才能知道这件事物的真谛，学问才能上得去！”这席话使我一生都忘不了，激起我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恐怕也是我走上研究中国文化道路最初的起因。
我的治学基础除了家教外，还得力于成都高师读书时的林山腴和龚向农两位老师，两位先生教我读基础书。那几年我扎扎实实地读了儒家经典、前四史、《说文》、《广韵》。龚先生说：“这些书好似唱戏吊嗓子、练武功。”林先生教人“作诗万不可从读诗话入手，读史万不可从读史论入手。”这些话使我一生奉为至宝。我自认一生治学的根柢与方法，都是这两位老师所赐。
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后，跟王国维先生（字静安）学文字、声韵之学，从梁任公先生学史学。其实我原本想作个“诗人”，就把在四川所写的四百多首诗词请教于王、梁两先生。他们都认为我不适宜于文艺创作，主要是“理障”，而无才华，这竟与林先生意见全同。回到寝室，一根火柴把诗词集烧了，诗人之梦幻灭！这是我治学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性转变。
后来王静安先生投昆明湖死，对我打击很大。继而任公先生又离京去津。在这“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我只得离开清华南下教书为生，我的教书生涯也即使于此。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个人的出路都感到苦闷和彷徨，我也处在十分困惑之中。加以日本侵华开始，国家处在纷乱危急之中。在我国历代文人中，词章彪炳、深得忠爱之情的代表人物是屈原！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为此，我走上治楚辞研究屈原的路子，开始收集楚辞有关材料，也以此纪念先师王静安先生，继承先生治学的路子。我进一步对材料进行了史实的考证及异文校勘、文字训诂等工作，最后探其义蕴，终于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写成《屈原赋校注》。以后楚辞学研究成为我治学方向之一。
学而知不足，教而知困，带着思想和学术上的惶惑，我又受业于太炎先生。太炎先生重根柢之学，提倡探源明变，反对浅尝辄止。太炎先生言行身教，自励勉人，对我影响尤深。先生说：“凡学须有益于人，不然亦当有益于事！”太炎先生在《訄书》、《文始》、《新方言》中所应用的综合研究之法，成了我一生治学的主要方法。后来我写成的一百八十万字的《楚辞通故》就是学习应用这种综合研究方法的尝试。太炎先生使我一生受益无穷，使我一生不敢懈怠。
为了更好继承和发掘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我舍弃去中山大学任教授的机会，自费赴法学习考古学，想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建立中华民族的新考古学。在法国我一边进修，一边参观许多博物馆、图书馆及专藏中国艺术品的美术馆，发现他们研究中土文物制度历史的方法，与我们大不相同。例如他们研究青铜器的化学成分、纹样分类，制作大量表解图样，都是我们国内“学人”所不曾想到的，这是真正的科学整理工作呀！同时也是我越看越痛心，因为中国流失的稀世窑瓷、字画、钟鼎、碑刻、泥俑、壁画、造像、经卷……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流失在街头小摊上！我痛心这些守国重器流失他乡，心中感慨万千！而故国却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我当即决定，放弃读取考古学博士学位的机会，立即投入抢救散失在国外的文物工作，并把对这里故国文物的情况及想法告诉国人，期望有朝一日能雪耻辱！于是我全力投入工作，奔走于法国的许多博物馆、图书馆，走其藏室，记其体貌，论其品质，摄其图象，拓其铭刻，忙得透不过气来。最后，整理成《欧洲仿古录》。其时好友王重民、向达在巴黎国民图书馆编伯希和弄去的《敦煌经卷目录》，约我摄录语言学部分的韵书卷和儒家经典部分。我白天抄写响拓、摄影校录，夜幕回到寓所灯下整理续补。有时至天明，不知疲倦。如此数月，共得百十余卷。为使资料更全，次年又赴伦敦、罗马、柏林馆室续抄补录。在边录边整理过程中，终于发现了被湮没一千多年的隋陆法言《切韵》，这是研究我国汉语音韵学发展史的珍贵资料。此时日本侵华之势犹如弦上之箭，不容我再在欧洲停留，于是，冒着生命危险，从西伯利亚转道回国。回国七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从国外带回的千余件青铜器铭、石刻字画的摄影记录、实物全毁于日机轰炸，仅存敦煌卷稿复本日不离身。后又经二十年之颠沛，才于1955年整理出版，从此与敦煌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而今天能看到我们国家地位的提高，敦煌学研究辉煌的成果和强大的研究队伍，更深深感到我所选择的道路没走错，这也是我生平治学至今极感欣慰的一件大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