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下人物记
文｜汪曾祺
一、陈银娃
农民大都能赶车，但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当一个出色的车倌。
星期天，有三辆马车要到片石山去拉石头。我那天没有什么事，就提出跟他们的车到片石山看看。我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年多了，每天上午十一点半，下午五点半，都听见片石山放炮。风雨无阻，准时不误。一直想去看看。片石山就是采石场。不知道为什么本地人都叫它片石山。
马车一进山，不由得人要挺挺胸脯，深吸一口气。这是个雄壮的地方。采石的山头已经劈去了半个，露出扇面一样的青灰色的石骨，间或有几条铁锈色蜿蜒的纹道。这石骨是第一次接触空气呀。人，是了不起的。一个老把式正在清除残石。放了炮，并不是所有的石头都崩落下来，有一些仍粘连在石壁上。老把式在腰里系了一根粗绳，绳头固定在山顶，他悬在半空，拿了一根钢钎，这里捅一下，那里戳一下，——轰隆！门板大的石块就从四五层楼那样的高处落到地面。
这是个石头的世界。到处是石头。
好些人在干活，搬运石头。他们把石头按大小块分别堆放。这些石头各有不同用处。大的可制碾盘、磨盘，重量都在千斤以上。有两个已经斬好的石磨就在旁边搁着。中等的有四五百斤，可做阶石、刻墓碑。小块的二三十斤、四五十斤不等，砌墙，垒堤坝。搬运石头，没有工具。四五百斤，就是搁在后腰上背着，一一有的垫一条麻袋。他们都是不出声地，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着。不唱歌，也不喊号子。那么多的人在活动，可是山里静悄悄的。
三辆大车装满了石头，——都是小块的。下山的路，车走得很快。三辆三套大车，前后相跟，九匹马，三十六只马蹄，郭答郭答响成一片，很威风，很气派。忽然，头一辆车“误”住了。快到平地时，有一个坑。前天下过雨，积水未干。不知道是谁，拿浮土把它垫了。上山是空车不觉得。下山是重载，一下子崴在里面了。
车倌是个很精干，也很要强的小伙子。叭——叭！接连抽了几鞭子，——没上来。他跳下车，拿铁锨把胶皮轱辘前面的土铲去一些，上车又是几鞭子。“哦嗬！——咦哦嗬！”不顶！车倌的脸通红，“咳！我日你妈！”手里的鞭子抽得山响，辕马和拉套的马一齐努力，马蹄子乱响，噼里叭啦！噼里叭啦！还是不顶！越陷越深，车身歪得厉害，眼见得这辆车要“扣”。第二辆车上的是个老车倌，跳下来，到前面看了看，说：“卸吧！”
这一车石头，卸下来，再装上，得多少时候？正在这时，第三辆上的车倌高声喊道：“陈银娃来啦！”
我听人们说起过陈银娃，没见过。
陈银娃是个二十五六的小伙子，眉清目秀，穿了一副大红牡丹花的“腰子”，布衫搭在肩头。——这一带夏天一天温差很大，“早穿皮袄午穿纱”，男人们兴穿一种薄棉的紧身背心，叫做“腰子”。“腰子”的布料都很鲜艳。六七十岁的老汉也穿红的，年轻人就不用提了。象陈银娃穿的这件大红牡丹花的“腰子”，并非罕见。
老车倌跟银娃说了几句话。银娃看了看车上的石头，说：“你们真敢装！这一车够四千八百斤！”又看了看三匹马，称赞道：“好牲口！”然后掏出烟袋，点了一锅烟，说：“牲口打毛了，它不知道往哪里使劲，让它缓一缓。”
三锅烟抽罢，他接过鞭子，腾地跳上车辕，甩了一个响鞭，“叭——！”三匹牲口的耳朵都竖得直直的。“喔嗬！”辕马的肌肉直颤。紧接着，他照着辕马的两肩之间狠抽了一鞭，辕马全身力量都集中在两只前腿上，往前猛力一蹬，挽套的马就势往前一冲，——车上来了。
他跳下车，把鞭子还给车倌。
三个车倌同声向他道谢，“嗳！谢啥咧！”他已经走进了高粱地。只见他的黑黑的头发和大红牡丹花的“腰子”在油绿油绿的高梁丛中一闪一闪，走远了。
老车馆告诉我，陈银娃赶车是家传。他父亲就是一个有名的车倌。有人曾经跟他打赌：那人戴了一顶毡帽，银娃的父亲一鞭子抽过去，毡帽劈成了两半，那人的头皮却纹丝未动。
也有人说，没有那么回事。
二、王大力
小车站有个搬运队，有二十几个人。他们搬运的东西主要是片石山下来的石头。车站两边的月台上经常堆满了石料。他们每天要把四五百斤一块的石头，一块一块地背上火车去。他们也是那样不声不响地工作者，迈着稳稳的步子，一步一步走上月台和车厢之间的跳板。
他们的宿舍就在离车站不远的路边。夏天中午路过时，可以看到他们半躺在铺上休息，有的在抽烟。他们似乎在休息时也是不声不响的。
有时有一个女人上他们宿舍来。她带着一个包袱，打开来，把拆洗缝补好的衣服分送给几个人，又收走一些换下来的衣服。这个女人也不说话，也是那么不声不响的。搬运工人对她好像很尊重。她来了，躺着的就都坐起来。这女人有五十上下年纪。
有人告诉我，这是王大力的媳妇。
王大力也是个搬运工，前五年死了。
大家都叫他王大力，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真名字。
离车站二里有一个扬旗。扬旗对面有一座孤山头，人们就叫它孤山。——这一带的山都是当地人依山的形貌取的名字，如孤山、红山、马脊梁山。孤山不算很高，不过爬到山顶，周围几十里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曾经上去过。空着手也不能一口气走到山顶，当中总得歇一会。有人跟王大力打赌，问他能不能扛三麻袋绿豆一口气上山。粮食里最重的是绿豆。一麻袋绿豆二百七十斤。三麻袋，八百多斤。王大力一口气扛上去了，跟没事似的。
他吃两个人的饭，干三个人的活。
有一次，火车过了扬旗，已经拉了汽笛，王大力发现，轨道上有一堆杉篙，——不知道这是谁干的事。他二话没说，跳下月台，一手抓起一根，乒乒乓乓往月台上扔。最后一根杉篙扔上去，火车到了。他爬上月台，脱了力，瘫下来，死了。
火车一阵风似的开过去了，谁也不知道车站上发生过什么事。
他留下一个媳妇，一个儿子。现在，他原先的同伴共同养活着他的家属。他们按月凑齐了钱，给他的老伴送去。她就给这些搬运工缝缝补补，洗洗涮涮。
孤山下有两间矮矮的房子，碱土抹墙，青瓦盖顶，房顶上爬着瓜藤。有人指给我看：“那就是王大力的家。”
人们每年都要念叨：“王大力死了三年了”， “王大力死了四年了”，“王大力死了五年了”……
三、说话押韵的人
我要到宁远铁厂的仓库去办一点事，找一个捡粪的老人问路。他告诉我：起这里一直往东，穿过一片大叶桑树。多会看见地皮通红，不远就是铁厂仓库。我道了谢，往前走。忽然发现：嗯？这人说话是押韵的？
这人有六十开外年纪，还一点不显衰老。他是一个退休的工人，现在的任务是看守着一堆焦炭。这堆焦炭是大炼钢铁的时候存下来的。不老少，像一座小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处理，也不运走，一直就在一片空地上放着。从夏天到冬天，一直放着。
他就在路边一间泥墙瓦顶的房子里住着，一个人。这间房子原是大炼钢铁时的指挥所，现在还可以看到贴在墙上的褪了色的标语。
他是个不安于闲坐的人，不常在家。但是你可以走进去，一切自便。门锁着，熟人都知道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口渴了，喝水。他随时都温着一大锅开水。天气冷，可以烧一把豆秸火烤烤。甚至还可以掏出几个山药放在火里烤熟了吃。山药就在麻袋里放着，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敞着口。
他每天出去巡视几遍，看看那一堆焦炭。其余时间，多半是去捡粪。
不远的田地上矗立着一排一排土高炉，整整齐齐，四四方方。再过三五年，没有见过大炼钢铁的盛景的年轻人将会不知道这些黄土筑成的方形建筑物是干什么用的。也许会以为这是古代一场什么战争留下的遗物。——这地方是李克用的故乡，说不定有一个考古学家会考证出这跟沙陀国有关。当年，这个地方曾经是炉火通红，照亮了半个天，——吓得几十里之内的狼都把家搬进深山里去了。现在呢，这些土高炉已经无声无息。里面毫无例外，全都结了一层厚厚的焦子。焦子结实得很。刨不动，凿不开。除非用炸药才能把它炸碎。可是谁也没想起用炸药来炸它。因此，在这片本来是好地的田野上就一直保留着一群古迹。这些古迹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既避风，走进去外面又看不见，于是就变成过往行人的一个合乎理想的厕所。这个退休工人每天就到高炉里去捡粪，在那座焦炭山旁边堆成了另一座山。这座粪山高到一定程度，他就通知公社套车来把它拉走。
我和别人到他的小屋里去过几次，喝过水，烤过火，都没有见到他。人们告诉我，他只有三顿饭时在家。
冬天，我又和别人路过他的家，他在。那是前半晌，他已经在做饭了。我说：“这么早就做饭？”别人说：“他到冬天都是吃两顿。”他把小米饭焖上，说：
“三顿饭一顿吃两碗，
两顿饭一顿吃三碗。
算来算去一边儿多，
就是少抓一遍儿锅。”
人们告诉过我，这人说话从来就是这样，张口就押韵。我活到这么大，还没有遇见过一个说话全部押韵的人。莫里哀喜剧里的汝尔丹说了四十年散文，此人说了六十年韵文！
他的韵押得还很精巧。不是一韵到底，是转韵的。而且很复杂。除了两个“碗”字互押，“多”与“锅”押；“一边儿”、“一遍儿”也是相押的。节奏也很灵活，不是像快板或是戏曲，倒像是口语化的新诗。他说话还有个特点，很形象。结构方法也和一般人不一样。
这个人并不爱滑稽逗乐，平常连话也不多，就是说起话来就押韵，真怪！
四、乡下的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古希腊学者。生于叙拉古。曾发现杠杆定律和阿基米德定律，确定许多物体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方法，并设计了多种机械和建筑物。罗马进犯叙拉古时，他应用机械技术来帮助防御，城破时被害。——《辞海》
此人可以说是其貌不扬。长脸，很长。鼻子下面的人中也特别的长。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脾气好。多会也没见他和人红过脸嚷嚷过。不论是开会，是私底下，他总是慢条斯理的说话，脸上带着笑，眯缝着眼，有一点结巴，不厉害。他不是随风倒的人，凡事自有主见。但是表达的方式很含蓄，很简短。对某人的行为不以为然，只是说：“看看！——这人！”对某种意见不同意，只是说：“嗯！——说的！”因此得了个外号：老蔫。另一个特点是：内秀。
他是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老工人了。主要工作是管理马铃薯试验园，但这只是相对固定。哪里需要人，他就被调去。大田、果园、菜园、都干过。粉房的师傅请假回家探亲，他去漏几天粉。酒厂的师傅病了，他去烧两锅。过年杀猪，那是他的活。骡马得了小病，不用送兽医院，他会扎针。他是个好木匠，能开料，能算工。什么地方开农具革新展览会，所里总是派他去。回来后，不用图纸，两三天内，他就能照样鼓捣出几件。
他有一对好耳朵，一个好记性。不论什么乐器，凡是他见过的，他都能摆弄，甭管是横的，竖的，吹的，拉的，弹的。他不识谱，一般的曲子，他听两遍，就能背下来。所里有个李技师，业余爱拉小提琴。这玩意工人们没有见过，给它起了个名儿，叫“歪脖拉”。他很爱这洋乐器，常常到李技师屋里去看他拉，听他拉。有一次李技师被所长请去研究问题。回来时听见有人在他屋下拉他常拉的练习曲。心想：这是谁呀？推门一看，是他！李技师当时目瞪口呆了半天。
为了旱涝保收，所里决定冬天打井。没有人会。派他到公社打井队住了一个星期，回来，支起架子就开工了。两个冬天，打出了八口井。再打两口，就完成了计划。打井不能打打停停，因此得三班倒。为了提高效率，搞了竞赛，逐日公布各班进度。在手的这口井已经打穿了沙层，打到石层了，一两天就能出水了。井筒、油毡都已经准备好，净等着敲锣打鼓报喜了。打到石层，可就费劲了。一班出不了多少活。夜班的带班的是个干部。他搞了点物质刺激，说是拿下多少进度，他买五包牡丹烟请客。这一下，哥儿几个玩了命，而且违反了操作规程，该起锥时不起锥，该灌泥浆时不灌，一个劲地把井锥往下砸。——一下把个井锥夹住了，起不出来了。全班十二个棒小伙子鼓揪了多半夜，人人汗透了棉袄，这井锥象是生了根，动都不动，他娘的！
天亮了，全所的干部、工人轮流来看过，出了很多主意，全都不解决问题，锥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很丧气。得！费了半个月，四百四十个工，还扔了一个崭新的火箭锥，这口井报废了。
老蔫来看了看，围着井转了几圈，坐下来愣了半天神。后晌，他找了几个工人，扛来三十来根杉篙，一大捆粗铁丝。先在井架四角立了四根柱子，然后把杉篙横一根竖一根用铁丝绑紧，一头绑在锥杆上，一头坠了一块千数来斤重的大石头。都弄完了，天已经擦黑了。他拍拍手，对几个伙计说：“走！吃饭！饿了！”工人们走来，看看这个奇形怪状的杉木架子，都纳闷：“这是闹啥咧？”我也来看了看，心里有点明白。凭我那点物理学常识，我知道这是一套相当复杂的杠杆。
天刚刚亮，一个工人起来解手，大声嚷嚷起来：“嗨！起来啦！井锥起来啦！”
老蔫来看看，没有说什么话。还跟平常一样，扛着铁锨下地，脸上笑眯眯的。
按说，他够当一个劳模。几年来的评选会上，都提了他。但是领导不同意。原因很简单：他不是党员。
五、俩老头
郭老头、耿老头，俩老头。这两个老头，从前面看，像五十岁；从后面看像三十岁，他们今年都已经做过七十整寿了。身体真好！郭老头能吃饭。斤半烙饼卷成一卷，捏在手里，蘸一点汁，几口就下去了。他这辈子没有牙疼过。耿老头能喝酒。他拿了茶碗上供销社去打酒，一手接酒，一手交钱。售货员找了钱给他，他亮着个空碗：“酒呢？”售货员有点恍惚：记得是打给他了呀！——售货员低头数钱的工夫，二两酒已经进了他的肚了。俩老头非常“要好”——这地方的方言，“要好”是爱干净爱整齐的意思。不论什么时候，上唇的胡子平崭乌黑，下巴的胡子刮得溜光。浑身的衣服，袖子是袖子，领子是领子，一个纽扣也不短。俩老头还都爱穿撒鞋，斜十字实纳帮，皮梁、荡底，是托人在北京步云斋买的。这种鞋过去是专门卖给抬轿的轿夫穿的，后来拉包月车的车夫也爱穿，抱脚，精神！俩老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年下办年货，一起去，四月十八奶奶庙庙会，一起去；开会，一起到场；送人情出份子，一起进门。生产队有事找他们，队长总是说：“去！找找俩老头！“‘俩老头”不是“两个老头”的意思，是说他们特别亲密的关系。类似“哥俩”、“姐俩”。按说应该叫他们“老头俩”，不过没有这么说话的，所以人们只能叫他们“俩老头”。
两个老头现在都是生产队的技术顾问。郭老头精通瓜菜，也懂大田；耿老头精通大田，也懂瓜菜。
两个人的身世可不一样。
我第一次遇见郭老头是在一个卖老豆腐的小饭铺里。他坐在我对面，我对他看了又看，总觉得他脸上有点什么地方和别人不大一样。他看着我，知道我心里琢磨什么，搭了碴：“耳朵”。可不是！他的耳朵没有耳轮。“你拿牙咬咬！”那可不行，哪能咬人的耳朵呢！“那你用手撕撕！”我也没有撕，倒真用手指头捏了捏：他的耳朵是棒硬的！——“这是摔跤的褡膊磨出来的。”
他告诉我，他不是此地人，是北京人，——他说的是一口地道北京话。安定门外住家，就在桥根底下。种一片小菜园子，自种自卖。从小爱摔跤。那会摔跤，新手初下场子，对方上来就用褡膊蹭你的耳朵。那会的褡膊都是粗帆布纳的，两下，血就下来了。他的耳朵就这么磨出来了。
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呢？那年大早，河净井干。种菜没水哪行呀？逃荒吧。逃到张家口，人地两生。怎么吃饭呢？就撂了地摔跤。不是表演，是陪人摔。那会有那么一帮阔公子，学了一招两式喜欢下场显示显示。他陪着摔，摔完了人家给钱。这在阔公子们叫做“耗财买脸”。他说：“不能摔着他，还不能让他摔着了。让他摔着了，倒了牌子；捧着他，那哪成呀！——这跤摔的！”混了两年，觉得陪着人家“耗财买脸”，太没意思了！遇到一个熟人，在这里落了户，他也就搬了过来。一晃，四十年了。
我有一天傍晚从城里回来，那天是八月中秋，远远听见大队的大谷仓里有个小姑娘唱《五哥放羊》，真是好嗓子，又甜，又脆，又亮。哪来这么个小姑娘呀？去看看！走进门，是耿老头！
耿老头唱过二人台。艺名骆驼旦。“骆驼”和“旦”怎么能联在一起呢？再说，他哪儿也不像骆驼呀？既不驼背，也不是庞然大物，——他是个瘦瘦小小的身材，本地人所谓“三料个子”，据说年轻的扮相俊着呢。也许他小名叫个骆驼。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他这个“旦”是半业余的。逢年过节，成个小班子，七八个人，赶集趁庙，火红几天。平常还是在家种地。
俩老头都是在江湖上闯过的人，可是他们在作务庄稼上，都是一把好手。
他们现在不常下地干活了，每天只是到处转转，看看，问问，说说。
俩老头转到一块瓜地。面瓜才窜出苗来，长了几片蓝绿蓝绿的叶子，水灵灵的，好看得很。俩老头围着瓜地转了一圈，咬了一会耳朵，发了话：“把这片瓜都刨了吧，种别的庄稼，种小叶芥菜吧，还能落点猪食。”——“咋啦？”——“你们把瓜籽安得太浅了，这一片瓜秧全都吊死了！”瓜籽安浅了，扎下根，够不着下面的底肥，长不大，这叫“吊死”。“看你俩说的！青苗绿叶的，就能吊死啦？你们的眼睛能看穿了沙层土板啦？真是神了！不信。”——“不信？不信，看吧！”过了两天，蓝绿蓝绿的瓜叶果然全都黄了，蔫了。刨开来看看，果然，吊死了！
也许因为俩老头闯过江湖，他们不怕官。
大跃进那年月，市里下来一个书记，到大队蹲点。在预报产量的会上，他要求一再加码。有人害怕，有人拍马，产量高得不像个话。耿老头说：“这是种庄稼？是起哄哪！你们当官的，起了哄，一走！俺们秋后咋办呢？拿什么往上交，拿什么吃呀？”书记有点恼火，说：“你这是秋后算账派。”郭老头说：“秋后算账派有什么不好呀？就是要秋后算账嘛！秋后算账比春前瞎闹强！”胳膊拧不过大腿，产量还是按照书记要求的天文数字报上去了。措施呢？主要是密植。小麦试验田一亩下了二百斤麦种！高粱、玉米、谷子，一律缩小株行距，下种超过往年三倍。郭老头、耿老头坚决不同意，书记下不来台，又不能拍桌子，气得他说：“啊呀，你就做一次社会主义的冒失鬼行不行？”
到了锄地时，俩老头拿着小锄，下地干起活来。他们把谷子地过密的小苗全给锄掉了。锄一棵，骂一句：“去你娘的！”——锄一棵，骂一句：“去你娘的！”队长知道了，赶紧来拦住：“啊哟！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反领导呀！”俩老头一起说：“怕啥？他打不了我反革命！”
秋后，大田全部减产，有的地根本没有秀穗，只能割了喂老牛。只有俩老头锄过的地获得了大丰收。
在市里召开的丰产经验交流会上，俩老头当了代表，发了言，题目是《要做老实庄稼人，不当社会主义的冒失鬼》。主持会议的就是来蹲过点的那位书记。书记致过开幕词，郭老头头一个发言，头一句话就是：“书记叫俺们做社会主义冒失鬼……”
俩老头后来一见这位书记，当面就叫他“社会主义的冒失鬼”。书记一点办法没有。看来他这顶“冒失鬼”的帽子得戴几年。
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写成
五月廿九日修改
选自《汪曾祺全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