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作为一种著述体裁，起源于魏晋时期，经过唐宋时期的充实发展，至明清两代达到风靡兴盛之境。其内容包括鬼神仙怪、历史琐闻、山川风物、世风人情、考据辨证等诸多方面；其形式则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篇幅可长可短。
笔记是古代文人学士颇为青睐的一种著述体裁，产生了诸如《博物志》《搜神记》《酉阳杂俎》《涑水记闻》《梦溪笔谈》《夷坚志》《日知录》《阅微草堂笔记》《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等一大批久为文史界称道的名著。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在大学和研究机构获得稳固的地位以后，笔记体著作数量急剧减少，在学术界出版界的地位基本上为西方传入的章节体著作所取代。其少数涉足者或为学院体制的边缘人物，或为学院体制之外的文史掌故爱好者。这一时期的笔记体著作较为人知的如姚灵犀编《采菲录》、张国淦编《北洋述闻》、瞿兑之著《杶庐所闻录》和《养和室随笔》等。钱锺书写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管锥编》可说是文史学者笔记体著述最后的荣光。
笔记体著作的优点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可以提取若干有价值的史料信息，也可以保存许多零星的社会见闻、感想体会以及学术心得，为进一步的系统深入研究提供线索。如果没有笔记体著作，许多比较零碎的材料、感受和心得不能被吸纳到结构完整、论证严密的著述中去，很可能就会遭遇到被散失被浪费的命运。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增加一点弹性，在肯定章节体著作主导地位的同时，似乎也应该为笔记体著作留下一些必要的生存空间。
传世的笔记体著作多为文史著作，鲜为人知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一位社会学家陈达，居然也出版了一本笔记体的著作，那就是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浪迹十年》。
▲ 陈达(1892—1975年)
陈达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人口、劳工和华侨问题研究的权威学者，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陈达从小就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在社会学研究生涯中一直坚持这么做，他说：
我在阅书或旅行的时候，大致带笔与纸，预备随心所欲，抄记任何项目。俗语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在少年时，记性固然不坏，且笔是甚勤的。这部书的材料，大部分系依赖勤于笔而集成的，事无巨细，兴到即记。我认为笔记是最随便的文体，利于记述事物，表达思想。
陈达早年在清华学校接受教育尔后又留学美国，他的学术训练基本上是现代的、西式的，但早年清华学校的国文教师中也颇有一些饱学之士，在那个时期他对包括笔记在内的中国传统文献应该也有一定的认识和体会。不过，也许是传统的笔记著作缺乏一番现代社会科学的洗礼，其观察、记述、解释往往不能很好地呈现现代学术的风格，所以陈达在追溯其做法的来由时，对中国传统的笔记只字不提。
在将笔记整合成《浪迹十年》一书时，他自述借鉴、综合的是西方著述的四种形式：自传、回忆录、把生活和工作在一本书里夹叙(如美国社会学前辈柯立的《学生及其生活》)、德国人的“研究旅行”(以旅行部分为主，研究的成分可多可少)。对这四种形式的著述，他都有一定程度的借用，所谓“上述数种，我也有局部采用的，但没有纯粹地采用哪一种。”
《浪迹十年》各条之间长短不一，主题各异，只是按照类型加以大致的归拢，分为9章38节。不过，此处的章节与现代学术著作注重系统论述的章节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这本书的格局和写作风格来看，陈达的《浪迹十年》可以说是一位现代社会学家以社会学眼光来观察、记述和解释其所见所闻、所读所思的新式笔记。“用随便的文笔，松懈的组织，说些我要讲的话，记些我认为有趣或值得注意的事物。”陈达关于这本书的定位和传统的笔记写作形式并无二致，不过是写作主体是一位现代的社会学家，所以在内容和旨趣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更新罢了。
《浪迹十年》一书约28万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抗战前陈达在粤东、闽南和广西、东印度群岛、暹罗(今泰国)、苏联等地从事调查及旅行考察的笔记，二是卢沟桥事变后他告别清华园、自北平而长沙而昆明的经历，对战时云南尤其是呈贡县的观察，参加云南人口调查工作以及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社会行政会议、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社会部社会政策会议期间的见闻。有鉴于此，2013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曾把这本书一分为二，分为《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和《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两本小册子出版，每册篇幅不大，内容丰富、细碎而有趣，配上小开本的精美设计，竟受到了今日读者的热捧。
▲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陈达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笔记记述了一位社会学家在抗战前和抗战时期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对于研究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学术史具有宝贵的价值。他的名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现代中国人口》的写作背景和经过，以及他所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调查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在这本书里都有详细而真切的叙述。战时生活起居的艰苦，陈达主持工作时不辞劳苦，翻山越岭，栉风沐雨的细节都随着他质朴的叙述一一展露笔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浪迹十年》还记录了当时的许多社会实况和风土人情，是我们研究这一段时期社会史的宝贵材料。它比传统笔记高明的地方在于，它是以社会学眼光观察、记述和解释的，科学性和可信度远非前者可比。在“自序”中陈达说：
凡是我所注意的人与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事与事的关系，往往含有社会学的意味。我的观察与思想，有时候不知不觉地入于社会学的领域。本书所记的在许多方面，可以灌输社会学的知识。不过这些知识，亦是无系统的，无组织的，不像是教科书那样的机械与庄重。
如1943年3月12的“松花坡机场对于呈贡人民生活的影响”一条列举的四点：
(一) 靠近松花坡各村，壮年男子俱有卖力气的机会，即使在农闲时，村内少见闲散无事之徒。一般的苦农，早出晚归，向飞机场找工作，大致每日俱有事。每日工资至少40元，饭食自理；如遇赶工的时候，每日工资可增至70元。
(二) 呈贡的米价，现尚平稳于每升(八斤)60元之数，此价俱较邻近各县为低，因一般米贩，竟向附近各处运米来呈，因此呈贡比较有积米，邻县感觉缺乏。
(三) 蔬菜及烧柴，因产量不丰，市价高涨，特别是飞机场工人集中时(其数约有三万人)。
(四) 乞丐增多，窃案与盗案增加，特别是机场跑道完成后，大多数工人因解雇而失业，流落于呈贡乡村中。
上面这短短200来字，把松花坡机场修建对当地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影响的主要方面都勾勒出来了，有事实有数据，而且对米价、蔬菜和烧柴价格的不同影响做了区分，不能不说是宝贵的社会史资料。
又如1942年12月17日的“中国人的思想”一条，把1941年秋陈达在四川巴县虎溪乡场书摊见到的将近200种书的类别做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他发现阐扬儒家思想的仅有区区三种，而与孔孟无关的其他读物则在乡间流传甚广。他甚至将这200种书的书名全部抄录，一一列陈。结合在其他地区旅行时的观察笔记，他认为儒家思想仅支配士大夫阶级，至于其他社会阶级则大体上受道教和佛教的影响。陈达所记录的乡村集市书摊早已烟消云散，但他记录的事实将通过他的笔记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了。以后我们在研究中国民间的社会思想时，面对这么具体、翔实、生动的事实，还能漠然无动于衷吗？
陈达的笔记体著述，集中于《浪迹十年》一书，但并不限于此。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陈达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笔记，主要有：《北美重游》系列9篇，记录1947年4月1日至9月23日他在美国访问期间的经历和见闻，同时刊发于天津《益世报》的“社会研究”副刊和《时与文》杂志；1948年下半年刊发于《新路》周刊的沈阳通讯、余杭通讯、土耳其通讯、意大利通讯、日内瓦通讯等。
最后，我想表达两点希望。第一，以后再版《浪迹十年》时，最好能将陈达后来写的这些笔记作为附录收入，使读者可以读到陈达笔记的全貌；第二，将这本书作为史料书出版，最好在书末附上重要名词索引，使更大范围的读者可以依赖检索迅速获得他所需要的资料，大大提高其利用率。
【本文原载于《团结报》，2017年7月20日】
《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
陈达著
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为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的笔记体日记，记录了其在1934年至1935年间在闽粤、南洋地区和苏联的考察见闻。“华侨为革命之母”，书中对于闽粤社会与南洋华侨的观察叙述，展现了这一群体的风俗民情，及其与国内革命千丝万缕的联系。1935年作者游览苏联，细致记录下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形势及工农生活，亦具珍贵价值。
《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
陈达著
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为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系主任陈达先生的笔记体日记，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后，其告别清华园，辗转至云南主持联大社会学系的日子。书中不仅讲到了其在联大的生活与研究，也旁及对联大师生栖息之地昆明、蒙自与呈贡的点滴观察，细致记录下了艰难岁月中的弦歌不辍，与烽火连天中的风土民情。
作者简介
陈达(1892—1975)，著名社会学家，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人口问题、劳工问题和华侨问题，代表著作有《中国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