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张善鹏 译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人口压力曾经迫使狩猎采集者对本地资源进行更加充分的开发，继而发展出了农业。如今，人口压力同样迫使早期的农民对本地资源进行更为充分的开发，从而创建出朝贡性的社会组织。公元前的第4个千年，这一转变最先出现在中东，并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在世界各地无数次地重演。各地的转变方式各有不同，具体取决于各地的气候条件、农作物的种类、氏族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各地出现的变化等因素。
在中东，背负重压的农民把种植区域从雨量比较充沛的高地扩展到了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等大河流域。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土质肥沃的冲积平原，还有椰枣林、鸟兽群集的芦苇荡，以及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鱼类，可供日常食用。然而，与周围的山地相比，那里也有一个极为不利的情况，即炎热少雨。为了获取必要的水源，这些农民当中的先驱者开始挖掘一些小型运河，把河水引入自己的农田。结果，庄稼的产量与过去在山间耕种时相比有了显著的增长。截至公元前3000年，大河流域大麦的收获量已比播种量多86倍，农民每年收获的粮食已是自家所需数量的3倍。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为新兴行业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以及灵感。制陶是最早的新兴行业之一，大约1万年前开始在中东出现，为储存食物和饮料提供了清洁耐用的容器。于是，新兴的制陶业就对建立和储存公共余粮起到了关键作用。冶金也是早期的新兴行业之一，它在大河流域的作用尤其突出，因为那里缺乏燧石，而燧石则是山区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的常用材料。公元前3000年，青铜时代已经开始，砷铜合金和锡铜合金（二者都被称作青铜）得到了广泛应用。与此同时，波斯湾和尼罗河上的船只也开始使用风帆助力航行。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利用人力和畜力之外的力量获取动力。陆路交通也因车轮的发明而出现剧变，尤其是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车轴不再与车轮固定在一起，而是使车轮围绕固定在车身上的车轴自由运转。此时，轮子不仅被用于陆路交通，还被用于制陶，从而扩大了陶器的生产规模。
改进之后的农业与新兴行业的这种结合，产生了突破性的影响，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从而养活了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1万年前，世界人口还只有500万多一点，到基督生活的年代，估计已经猛增到1.33亿。移民如潮水般从农村涌入新的中心，即城市。城市与农村相比，不仅规模更大，社会结构也有不同。城市不像那些实行平等主义的单位，全体居民都有权使用村庄周围的土地，而是控制在一个由国王、官吏、教士、士兵和文士组成的统治集团手中。这个统治集团之所以能在此时出现，恰是因为农民和工匠生产的粮食和器具有了剩余。哲学家柏拉图（Plato）敏锐地注意到：“每个城市其实都是两个城市，一个是多数穷人的城市，一个是少数富人的城市；而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总是处于战争状态。”
新兴统治集团借以维护自身存在的制度机构就是国家，国家有权通过专人向农民和工匠征收现金、产品或劳役形式的“贡品”（tribute），从而剥夺其剩余产品。于是我们也就有了“朝贡社会”一词。
农民如何及为何会将自己的平等主义自主权屈服于国家的外来权威和剥削？这一问题至今仍有许多争议。这一看似不可思议的转变，如果不被视为非黑即白的单向过程，即剥削集团只顾搜刮农民和工匠而不提供任何回报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了。朝贡社会的国家，虽然常被称为“有产者”（haves）通过剥削“无产者”（have nots）来维护其借以谋利的等级社会的剥削机构，但作为一个全民机构，也对那些接受现状的忠顺臣民相应提供了安全和保护，为他们的争端提供仲裁，并对那些生活困难的人提供救济。
氏族社会向朝贡社会转变过程的模糊性，从教士方面可见一斑。教士是直接脱离体力劳动的第一个群体，他们继承了部落巫师的角色。过去，巫师曾为食物采集者的部落提供医疗、巫术和宗教服务，也曾主持过早期村庄的小型神社。当村庄成长为城市之后，神社就发展成为神庙，配备了各级神职人员，并建立起严密的神学理论。这种日益神秘的宗教上层建筑得到了国家的大力资助，以及信徒自愿或不自愿的各种捐献。
教士阶层相应地为社会提供了重要服务。他们负责发明书写文字，不仅用以记录大量的经济和宗教活动，还可用于推算每年的洪水泛滥时间，这对生活在大河流域的每一个农民来说都至关重要。他们还记录了遍布大河流域的堤坝和运河网络的情况，为其正常运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在分配河水以及修建和维护灌溉设施方面，他们也负责作出重要决定。他们也是新兴行业的重要庇护者和推进者，因为从表面上看，那些行业为神庙生产的东西，与其为民间市场生产的东西一样多。
最后一点，朝贡社会的国家之所以能够主导美索不达米亚时代至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5000年，是因为它很有成效——即以日益增长的生产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的生存需要。朝贡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之所以高于氏族社会，正是由于它的剥削阶级征收了沉重的赋税、租金、什一税和劳役。农民和工匠为了支付这些苛捐杂税，就得比以前奉行平等主义的早期村民辛苦无数倍。在朝贡社会，他们的工作有多辛苦，生产了多少东西，生活得多么窘迫，从14、15世纪德国北部梅克伦堡一座720亩大小的农场的以下统计数据中可以得到说明。这座农场平均每年可以生产9180斤粮食，其中3060斤必须为来年种植留作种子，2520斤用于饲养4匹马，2430斤要给地主交租，只剩1170斤给农民及其家人，相当于每人每天只能分到热量为1.6千卡的食物，远远低于我们（或旧石器时代任何一个食物采集者）所认为的每日最低需要。这家人在长时间的农场劳动之外，还要另花时间在庭院种植蔬菜和果树，并且养殖家畜、家禽和家兔，仅仅是为了维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