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买超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集萃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渡后的精英，还有不少逃亡到大西南的文化名人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大名鼎鼎的教授如云：吴宓、陈寅恪、赵元任、钱穆、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冯友兰、蒋梦麟、费孝通、周培源、卞之琳、吴晗、冯至、金岳霖、梁思成、王力、潘光旦、华罗庚……这个名单可以继续拉下去，如今回首看，真是民国一代文化的盛事。再难在其他历史时段，其他场所，重现如此璀璨的文化天空。可惜这样的风云际会，却是因国破家亡促成的，大半山河沦入寇仇，才让这些有家不得归的文化人栖身昆明，成就了西南联大的历史。
抗战中的七年，加战后一年多，西南联大的历史长达八年。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时刻，仍能招纳全国的精英，投入大量财力，为后代培育人才，为知识传递薪火，堪称感人之举。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诸人居功至伟，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国事蜩螗之际，还能从残存的国帑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教育经费，维系文化一点微光，也算善莫大焉。虽然西南联大八年培养出的毕业生不过3000多人，比起我们今日一年700多万大学毕业生，九牛一毛而已，但这些人中，很多后来成为中国未来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朱光亚、任继愈等人，以培养人才的质量而言，只怕连今日的清华北大也望尘莫及。
汪曾祺也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授业恩师包括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汪曾祺曾在晚年文章中多次述及。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倒不是回忆师友的，而是谈在西南联大躲避轰炸的一篇《跑警报》。昆明曾是日本飞机轰炸的重点城市，汪曾祺回忆说，当时日本人甚至在广播里提前预报，说明日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军空军指挥部“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当轰炸成为常态，西南联大的师生也就有些习见不惊了。跑警报要躲到城外荒僻处，有人就在躲避之处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对联自娱，其中有一联曰“见机而做，入土为安”，语带双关，切合飞机轰炸的现实。跑警报的人，有带着贵重物品的，如金戒指之类，也有带书带文稿的。汪曾祺说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都带一个小箱子，里面是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有时，金先生还拿给别人看，汪曾祺显然是看过的，说里面没有肉麻话，是聪明俏皮的随笔，可以拿来出版。汪曾祺没有明说金先生的名字，但了解西南联大和汪曾祺历史的人不难猜出，这位金先生就是金岳霖，而写信的女人正是林徽因。
汪曾祺说：“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我不知道，这该算夸赞，还是无奈的解嘲。虽然“不在乎”确实是无法征服的态度，但一个国家的国民毕竟不能只靠“不在乎”来苟活。
汪先生笔下的西南联大师生，面对从天而降的横暴，也能从容面对，自有其个性与风度，值得一书。在连天烽火中，文化一脉相承，儒道互补的精神中除了不在乎，还有更多的在乎：守道不移，砥砺不辍。西南联大诸公以自由的学术，开放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做出了自己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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