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的历史大约开始于一万多年前，但没有成文的历史资料可以佐证，而关于苏格兰历史的正式记载要晚至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入侵。公元9至11世纪前后，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苏格兰王国逐渐成形。苏格兰王国是大不列颠岛北部的一个古老王国，鼎盛时最大版图包括大不列颠岛北部及周围的数个群岛，相当于今英国北部苏格兰地区。在之后的数百年间，因为领土、宗教、政治等不同原因，苏格兰与南面的英格兰、西面的爱尔兰经历了漫长的恩怨纠缠，直至1603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组成共主邦联，1707年联合法案通过后，苏格兰王国与英格兰王国正式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成为现在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主要组成部分。
爱丁堡城堡
苏格兰地区过去和现在的主要行政中心都在爱丁堡。这是一座美丽的中世纪古城，它迷人的浪漫气质充满了浓浓的文艺气息，而矗立于死火山岩顶上的爱丁堡城堡是爱丁堡甚至于苏格兰精神的重要象征，在上可以居高俯视爱丁堡市区，在下市中心各角落皆可抬头即望。爱丁堡城堡在16世纪之前一直是苏格兰皇家城堡，是皇室的重要住所和国家行政中心，见证了苏格兰的多次战争，17世纪起成为军事基地，当前作为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新旧城区的组成部分而归属于苏格兰文物局，苏格兰历史中著名的“苏格兰之光”就珍藏此处。
“苏格兰之光”
被誉为“苏格兰之光”（Scottish Crown Jewels）的古老宝藏，指的是苏格兰王室加冕用的权杖、宝剑和皇冠，制造于15、16世纪，是英国现存的古老皇室珍宝之一。其中皇冠据传出自某个法国工匠之手，是1540年詹姆斯五世用克劳福德·摩尔矿的苏格兰黄金重新塑造的，它镶有40多颗各种宝石和苏格兰淡水珍珠，而苏格兰王冠上的宝石，被称为“苏格兰的荣誉”。
银吉权杖是苏格兰王权最古老的象征，它是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送给詹姆斯五世的礼物，1556年被詹姆斯五世重新设计和加长，并把他的首字母添加在权杖上。权杖上方有一块经过切割和抛光的岩色水晶，在顶端还镶嵌有一颗苏格兰珍珠。
宝剑被称为“国家之剑”，是1507年教皇朱利叶斯二世送给詹姆斯四世的礼物，剑刃长1米，其高超的意大利工艺可以说是个完美的典范。它的把手是银镀金，上面装饰着橡树叶和橡子，剑鞘装饰着红丝绒，此外它还配有一条丝绸和金线的剑带和一顶被赋予神圣之意的帽子。在1652年的时候，剑刃发生过断裂，但是被当时克伦威尔的军队所掩盖了。
历史上这套宝物第一次使用是1543年詹姆斯五世在他的第二任王后玛丽女王的加冕典礼上，当时的她还只是个婴儿。1651年1月1日，查理二世加冕为苏格兰国王，这次典礼是它们在加冕仪式上神圣使命的最后一次应用。
“苏格兰之光”的皇冠
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占领苏格兰期间，他野蛮地熔化了英国王冠上的一些宝石，后来“苏格兰之光”和其他皇室珍宝被宫廷里的一行人藏到了邓诺塔城堡，当克伦威尔的军队去那里搜捕它们时，它们被藏在一个袋子里偷偷带到位于金尼夫的教堂，并托付给牧师格兰杰，格兰杰把它们埋在了布道坛下。
“苏格兰之光”
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了英国王位，依据协议，苏格兰皇冠上的宝石被留在苏格兰。1707年，由于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条约中，苏格兰议会被永久解散，象征苏格兰王权的“苏格兰之光”也被锁在苏格兰爱丁堡城堡的一个橡木柜子里，成为备受尊崇的苏格兰主权遗产。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传言说，古老的王权已悄然迁至伦敦，而它们却被遗忘了100多年，直到1818年才被重新发现。
“苏格兰之光”
1818年，在爱国者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斡旋下，当局从当时的摄政王（后来的乔治四世）那里获得了对城堡的搜索权。结果，斯科特在今皇室珍宝厅所在的房间的橡木箱子里发现了这批珍贵的王权象征和皇室珍宝，包括布鲁斯时代的王冠。斯科特的情绪被历史学家詹姆斯·格兰特记录下来：当沉重的盖子被打开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它们就躺在底部的亚麻布上，就像它们1707年被留下时一样。
爱丁堡城堡“苏格兰之光”收藏处
爱丁堡城堡“苏格兰之光”收藏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格兰之光”和其他皇室珍宝一样，为避免毁于炮火而被人们带出保护，有的就深藏于之后被摧毁的大卫塔。直至1953年被取出，送至当时新加冕不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面前展示后，才回到爱丁堡城堡的珍宝厅。今天，“苏格兰之光”藏于爱丁堡城堡皇室珍宝厅，古老的王权象征在两个世纪后再次重见天日，在同一间屋子里永久地向公众展出，而人们重新凝视这些闪闪发光的皇冠、权杖和宝剑的时候，不由地会在脑海里涌现出一些与它们相关的古老的情节。
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大学Chrystal Macmillan building
苏格兰除了闪耀历史的“苏格兰之光”等皇室珍宝，还有享誉世界的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简称爱大，坐落于苏格兰行政中心爱丁堡市，是一所创建于1583年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也是苏格兰的第四所和整个英语圈的第六所大学。它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齐名，是世界二十强的顶尖学府，也是英国第四难进和第三受欢迎的大学。与早年许多在教廷特许下成立的大学不同，爱丁堡大学是在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的特许和爱丁堡市议会的资助下筹建的，起初叫做国王詹姆斯学院或唐纳斯学院。
爱丁堡大学
作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第一所市立大学，爱丁堡大学在欧洲启蒙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领导地位，使得爱丁堡市成为了当时的启蒙中心之一，享有“北方雅典”之盛名。而且鉴于其悠久的历史、庞大的规模、卓越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爱丁堡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同时身为罗素集团、科英布拉集团以及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的苏格兰大学，在英国乃至全世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爱丁堡大学图书馆
爱丁堡大学既是英国最具规模的院校之一，也以其出色而多样化的教学与研究享誉世界，在校的有来自130多个国家的超过40%的留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化世界名校。规模堪称苏格兰之最的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是留学生最津津乐道的地方之一，也是一处绝佳学习之所，并以其庞大而丰富的藏书量与藏书种类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研究者。
爱丁堡大学图书馆
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成立于1580年，虽然在英国的大学图书馆中不是最大的，藏书规模也不能与剑桥、哈佛等世界顶尖大学的图书馆相媲美，但它依然是世界上较大、较重要、较古老的学术性图书馆之一。馆内藏书十分丰富，总计达到350万册，其中学术性图书收藏量非常大，也不乏珍品。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是一个由分散在爱丁堡市的许多场馆组成的图书馆系统，所有的场馆之间由计算机网络连接。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系统使用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和藏书，可以轻松便捷地获得所需学术资料、以往试卷、电子期刊，也可以阅览其他图书馆的参考书目。
爱丁堡大学图书馆
爱丁堡大学主图书馆是一座位于校内乔治广场附近的银色五层多功能大楼，藏书主要包括艺术、人文、社科、医学、信息学以及各类学科的旧书和期刊。主图书馆也是一个绝佳的学习地，内设装有无线网络的“笔记本电脑区”，学生可自带笔记本或使用图书馆的电脑进行自学；一楼还有小咖啡馆，供应热饮和三明治，提供人性化服务。除主图书馆之外，爱丁堡大学多数学院都有自己的小图书馆，内有与学科相关的专门书籍，有的对本科生开放，有的只对研究生和教师开放，一般离学院教学楼较近。
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大学既珍惜往日的荣誉，又在今天不断地追求创新，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爱丁堡大学分旧学院和新学院两部分，有乔治广场、国王大厦和波洛克大厅三个主要的校区，在4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爱丁堡大学的建筑几乎囊括了自建校以来，从古老辉煌的古体楼到现代化的信息大楼的各时期建筑历史与建筑风格。其中新学院是1840年在一所公共教堂的基础上扩建而立，从1920年开始成为神学院的主楼；旧学院的一些原始建筑可追溯到1776年，但大多数建筑是现代的；国王大厦区建筑多数建于1920年代，50至60年代开始扩建；寝室楼既有传统的学生宿舍，又有设施完备的现代学生公寓。而在教学方法上，学校也将历史悠久的传统文明与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技术相结合,这也让爱丁堡大学成为了当今英国的超级精英大学和最具魅力的大学之一。
达尔文
凭借古典与当代交融的卓越品质，爱丁堡大学共产生过2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全球范围内也有无数的知名校友，包括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大哲学家大卫·休谟、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作家J·K·罗琳、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约翰·威瑟斯庞和本杰明·拉什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被称为“清末怪杰”的华人奇才、国学大师辜鸿铭。
辜鸿铭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惠安县，1857年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爱丁堡大学，回国后曾就职于北京大学，所谓“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教在北大”。辜鸿铭英文名字Tomson，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中华国学的中国第一人。1913年，辜鸿铭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人。
辜鸿铭（前排右一）与到访北大的泰戈尔合影
辜鸿铭是中外混血，他父亲辜紫云是总管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福建人，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而且他自幼深受橡胶园主布朗先生喜爱，被没有子女的布朗夫妇认作义子，让他从小习读西方文化经典。在这种环境下，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辜鸿铭漫画像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将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繁华强盛的西方帝国，并先后供其赴德国、英国留学，后以优异成绩被爱丁堡大学录取，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高度赏识。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5年后回归祖国任职，正是这14年的留学生活使天赋异禀的少年辜鸿铭成为了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辜鸿铭
终其一生，其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贡献于古老中国的翻译事业，一方面，他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德文、拉丁文等外文文献，携至西洋，传诸海外，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他将外国诗歌、西洋经典等译成中文，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介绍外文经典的先驱与代表。
辜鸿铭英译《论语》
凭借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卓越的语言能力，辜鸿铭成为第一个将国学经典转译并介绍到国外的华人学者，包括儒家经典《论语》。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但他们大多只是粗通汉语，而且中外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翻译出来的作品存在许多严重不足，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误解了中国文化，从而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种种偏见，故而决定自己重新翻译国学经典。自1898年起，辜鸿铭相继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并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影视形象（《建党伟业》中刘佩琦饰）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虽然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但不管人们对他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的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与宣扬都是功不可没，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这不仅是对辜鸿铭翻译事业的肯定，也是对辜鸿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的一种极高的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