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里德里希·尼采》(蒙克，1906年)
尼采(1844—1900)实在是最奇特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的智识探索也是最为狂野不羁的，他的各种识见的爆发，不仅砸碎了19世纪各种信仰的外壳，最后也摧毁了他自己。
尼采的著述中贯穿着一种巨大的创造的快乐，他充溢的活力流淌在其20本著作中，这些书是他在44岁崩溃之前写的；每一页，甚至是每一行，都充满着强度，这种强度当时一定是使它的作者攥紧了手中的笔，就如它们现在使它的读者们无法释卷一样。
“我的野心就是要在10句话内说完其他人要用一本书才说完的东西，”尼采宣称，“以及其他人用一本书也没说出的东西。”
尼采对各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从现代精神分析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从现代诗歌文学到人类学、社会学、宗教、音乐、艺术和文化，以及反叛传统本身。
有些影响，如法西斯运动早期他的思想的普及程度，似乎是可怕的，但是那些纳粹分子的开路先锋对尼采思想的解释，实际上与尼采的真正意思完全相反。
尼采的另一些思想，尤其是有关社会学和人类自由的思想，至今还未得到很好的阐述。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要判断一个人智识的严肃性程度，只要看他对马克思和尼采的态度。至今只有韦伯和他的少数同代人在这一挑战前是合格的。这一挑战至今还摆在我们面前。
▲ 1861年(17岁)为坚信礼拍摄的照片
表面上看，尼采的童年是不稳定的和被骄纵的。他的父亲是德国东部路德教的一个牧师，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在一群令人敬慕的清教徒女性中长大的：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未出嫁的姨妈。
▲ 尼采与母亲
在这种德国维多利亚式的氛围中，尼采受到严格的激励要勤奋工作。同时也熏染上了一种很深的对性的抑制态度，这后来发展到一种对女性的仇视和恐惧，也使他发展出了关于宗教性感伤如何强化了某种压抑性情感导向的一些认识。
他的家庭比较富裕，小尼采被送到了一所精英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培养了很多有名的德国学者，后来他又去了波恩和莱比锡的大学。家人希望他以后进入政府部门，但他却被哲学中的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会被称为历史语言学的问题)所吸引，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是一个正待开拓的新领域。
▲ 1866年莱比锡的语言学会，尼采(后排左三)、Ernst Windisch(后排右三)与好友Erwin Rohde(前排右二)
尼采的聪明和活力给他的教授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1869年尼采25岁时，这些教授为他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争取到了一个古典哲学的教授职位。为此，他放弃了博士学位的正式申请。
这就是年轻的尼采，正春风得意地通往他前途远大的学者生涯的道路上。但是他的精力已经溢出了常规的边界。
他的各种公开言论充满了激烈的变动：1866年，他热烈地支持普鲁士，因为普鲁士人的军事行动最终将经历了几个世纪分裂的德国铸造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到1869年，他放弃了他的德国公民身份而成为一名瑞士人。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尼采又成了一个狂热的爱国者，他志愿做了医护勤务兵为普鲁士军队服务。几个月之后，尼采回到瑞士。他对德国及其战争充满了深深的失望。而且，在前线护理伤病员的时候，他染上了痢疾和白喉，回到瑞士时身体状况很差。
▲ 尼采身着普鲁士军装(约1868年)
每在紧张时期便会出现某种疾病，这成了伴随尼采一生的一种模式。
12岁他正当青春期时，视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岁他第一次在服役期间执行任务时就从马上掉下来受伤了，因此而结束了他对辉煌军旅生涯的幻想。
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有个人的或是职业方面的压力阻碍他顺利前行时，他总会退入到另一种很痛苦的疾病中去。
但是，在人生道路坦荡顺利之时，尼采是充满热情的。1868年，他与理查德·瓦格纳会面了，后者是当时红极一时的作曲家，他关于音乐音调和管弦乐色彩的革命性思想在整个欧洲公众中掀起了一场风暴。
▲ 瓦格纳夫妇(1872年)
尼采在瑞士住得离瓦格纳一家很近，他尽可能地经常去拜访他们。他爱上了瓦格纳美丽的妻子柯西玛。他成了瓦格纳运动的一个热情参与者，同时也是其核心信徒圈子中的一员，这一圈子的成员从大师本人那里获得灵感，并推动将其开创性影响带入到周边社会中。
那时，瓦格纳运动并不只是一场音乐实践——它比1960年代以“披头士”和“滚石”乐队为先锋的运动意义更大。瓦格纳的音乐是对统治着19世纪文明的形式主义颓废的冲击。在他伟大的神话歌剧中，瓦格纳摒弃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精神，并用德国中世纪的英雄形象取而代之。对于专门研究古希腊语言和文学的经典哲学家尼采来说，这一主题正好契合于他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开始浮现出的一种革命的可能性。
那时哲学家们开始发现，以往所认为的古希腊人是理性的哲学家、数学家和艺术家的印象只是表面的，在他们那些完美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和神庙有克制的对称背后，潜伏着一个更为情感化、更原始的希腊：这个社会充满了各种狂欢仪式、奇特的牺牲与狂怒，总之，令人沉醉的音乐和舞蹈使人们超出常态而进入到一个魔幻和力量的世界。
尼采在他第一本书《音乐精神中悲剧的诞生》(1872)中区分出了两种文化：日神文化和酒神文化。在前一种文化中，他看到了在基督教和现代欧洲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克制和理性的精神；在后一种文化中，他察觉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中通过瓦格纳和他的音乐得以重现。
▲ 1875年尼采在巴塞尔
尼采的书不大被他那些更为保守的同事所接受，因为他们对这一领域采取的是更为狭窄的、技术性的观念，他们不愿意去理解那种冲击着尼采的新的精神之流。开始时，尼采进行了反击，他出版了更多的攻击保守思想家的作品，并进一步发扬了他对瓦格纳和诸如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这样的他所崇拜的英雄的热情。
但是，到1876年，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不得不离开所任职的大学。到1879年，他完全辞掉了工作，只领到很低的一份退休金。之后他辗转于瑞士和意大利北部各地，在阿尔卑斯山的各个最美丽的风景点中徜徉，住在普通旅馆里，只要健康允许，就作长途的徒步。
他的写作在加速。他受着失眠、偏头痛、呕吐和消化不良等多种疾病的困扰，他有时会持续写作10个小时，直到眼睛刺痛。他倚赖于各种麻醉剂：水合氯醛、巴比妥、鸦片和其他种种。他陷入了自身思想发展的螺旋中，尽力向前推进他的思想，其程度远远超出了迄今为止任何人所敢于想到的地步。
他狂热的写作因为解脱了公职也因为他的孤独而获得自由，却像魔鬼一样抓紧了他；他的身体为此付出了代价。
他的发病情况仍保持着他那种个人化的模式。在1870年代后期，他开始与瓦格纳及其圈子决裂——那时瓦格纳的狂妄已达到了顶峰，成了上流社会的偶像，这最终的成功影响了他的观点：他从早期的革命性主题转到基督教感伤性的调和，他成为一场喧嚣的德国沙文主义和反犹运动的核心。
▲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尼采著作全集》(第六卷)
而尼采这一方则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走向他认为是一种全新的心理科学——一种艰苦但欢悦的智慧，它挣脱了一切表面常规的束缚。这次决裂使尼采经历了他最严重的一些病痛。但当这一切都结束时(大约在1883年瓦格纳去世时)，这位哲学家真正的声音开始出现了。
在这段时间，尼采的性生活也陷入危机。虽然他和女人们在一起时总是过于礼貌并觉得压抑，但在这段时间内他求过几次婚都遭到了拒绝。
1882年，他经介绍认识了罗·莎乐美，她那年21岁，是一位俄国将军的女儿，年轻、美丽、有才学、充满理想主义。他们的思想撞出了火花，他们从智力上的密切交流发展到了那种19世纪典型的修辞意味的、理想主义式的恋人关系。
尽管尼采对婚姻持否定态度(莎乐美也持同样态度)，他还是向莎乐美求过两次婚，但都被拒绝了。后来他们曾计划与另一个学问上的亲密朋友(保尔·里)一起搬到巴黎去，建立一个三角家庭。
▲ 莎乐美、保尔·里和尼采(1882年)
但尼采的母亲和妹妹听说了这个计划，便以报复的态度突然来到他身边。39岁的尼采在年迈母亲的道德训令前仍然会颤抖不已。这个计划后来夭折了。
第二年，尼采的健康情况开始好转。这种良好状态一直持续到他1888年末的彻底崩溃。这段时间里，他的创造力又急遽飙升，这次的新方向是诗歌。
他写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接着又写了一系列大胆的著作，抨击基督教，呼吁重估一切价值。
▲ 尼采在1883年2月1日致Köselitz的信中预告新书题为Also sprach Zarathustra
毫无疑问，瓦格纳的死有助于减轻尼采的紧张感，他对婚姻期望的消逝也减缓了他的紧张感(虽然这本会加重他的紧张感的)。他的妹妹伊利莎白以前总爱插手他的事务，现在嫁给了一个叫弗斯特的反犹派政客，搬到巴拉圭去了。
场地清除干净了，尼采终于能自由地集中于他自己的思想了。这一思想洪流早已沸腾，现在终于冲破一切藩篱。
▲《苏鲁支语录》
1888年是尼采状态最好的一年。他几乎全年都很健康。他写了5本书，是一生中创作最丰的一年，包括2000多条他的思想陈述，结集为《偶像的黄昏》、《反基督》，两本攻击他以前的偶像瓦格纳并将自己树立为瓦格纳对立面的书，以及一本对他自己的作品之价值作尖锐讽刺性评论的书《看哪，这人》。
最后这本书各章的标题分别是：“我为什么这么智慧”、“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我写出了这么好的作品”、“为什么我就是命运”。
尼采逐渐成名。他第一次在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中间吸引了追随者。丹麦文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开始讲授他的思想。尼采开始与著名的法国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海伯里特·丹纳和伟大的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进行交流。
▲《权力意志》
尼采开始在公众场合出现并迷人地微笑着，这与我们在他一些早期照片中所见到的严肃、沉郁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1889年1月，他住在意大利的都灵。一天他看见一个车夫在街上抽打一匹马，他跑去制止，在抱住马的脖子时他崩溃了。之后一些天内的情况不大清楚。一个朋友收到了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我在射杀所有反犹分子。狄奥尼索斯。”
▲ 1889年病中的尼采
从那时起一直到他1900年去世，尼采一直在他人的护理下生活。他没再写过任何东西，不管是书还是信件。他也再没有谈论过他的思想。
他交替处在两种状态下。在一种状态中，他安静、有礼貌，能进行令人愉快的谈话，就像几年以前人们在瑞士旅馆的会客厅里碰巧遇见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男人。在另一种状态中，他就变成了狄奥尼索斯，他幸福地微笑着、狂野地大笑着，唱着歌，陷入情感的狂喜状态。
以上内容摘自《发现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