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先生像
细想起来，富仁兄与我有“三同”：第一，年齿相当，都经历过新旧社会，接受了生活的多重磨难；第二，青年时代全部在教书，教过初中、高中,后来是大学。最难得的是还都教过小学，而在中学教的又都是语文并参与了学校管理（其中的大学他是正牌，我是兼职，但也带过近二十年的博士生了）；第三，人到中年赶上末班车，重新读研，1980年代进入学界的时候，生命已至中后期。这样的朋友不留地址便突然远行，决绝地走了，让我怎能不兔死狐悲，悲从中来呢。
凭着这些，我想我可以哭一哭富仁。我保有对他的一些记忆，可以怀念他。怀念他的学问、怀念他的人格，到明天，或永久。
我曾经说富仁的生命是“因悲哀而庄严”的，道出他的悲剧性质。这是说，他虽然是我们这拨人里的先锋者、佼佼者，是“文革”后第一代学者群里（大部分是1978届研究生和1977、1978年本科生）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但他并没有做完他要做的事情！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在鲁迅研究领域崛起，从百年思想史的角度重新评价鲁迅，掀起“回到鲁迅”的潮流。但到了当下对鲁迅充满误解的时代，或者说需要他带头排除世俗性的干扰在更高水平上提出“今日之鲁迅”的时候，他却倒下了。他天才地发现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逆向性”规律，但未及据此写出一部新的文学史或文化史来。他深具远见卓识，不懈地倡导“新国学”研究，欲从整体上总结中国近现代以来之学术大势，但还来不及被社会普遍接纳，就留给后人了。记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看到他正在阅读的书籍，批满他特有的大字。他还远没有将这些零星的感悟，全部移到他的新作中去哩。这让我不禁忆及萧红在香港逝前说的话，把半部“红楼”留给别人去写，她的心是绝不甘的；富仁留下半部“新国学”，他的心潮焉能平静呢？
但是，没有做完的事他生前是每日每时都在老老实实做的。这是他生命的另一面：朴素。富仁是农民之子，父亲已经是入城的干部，但他外表“土气”，穿戴虽算不上不修边幅但也近之。看最早的会议合影，他不是躲在后面，便是不见踪影。近年来地位高了，生活改善了，他也会西装领带，在毛衣下翻出疑似高级衬衫的领子来。但他是不服城市规则的，动辄就把毛衣和衬衫的袖子一齐撸了上来，手头就有照片为证。他做学问的老实，其例证正如写长文。他说起自己的长文少有人读，失望和得意之色是兼有的。他办“新国学”刊物拉稿子的时候，声明三万四万字也能用，不怕长，好就行。这事跑到别人身上可能是炫耀，但富仁是诚心诚意认为他写的题目，几千一万字是表达不完的，所以写得长在他不仅不是炫耀，反是如实。就像茅盾早年说起他的中长篇，认为他所掌握的时代内容，没有十几万或几十万字容纳不了，是一个道理。不过富仁平时的作派，往往是低调，是退后。苏州理事会后大家到同里古镇游“退思园”，富仁、理群和我不知道怎的在园中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人都盛赞此园名，富仁甚至说是这个时节最需要的一种精神。他到汕头去工作，连我在内都不太以为然，尽管没有做像鲁迅劝阻郁达夫移居杭州的诗（情况也不同），却都不愿意他走。现在对于他移居汕头的原因有各种说法，我相信两条：一条是病因，是他当面同我说的。因到珠海讲课发现岭南天气对越冬克服气管炎有特效（现在我也有了同感，去年冬日去了海南试住，果然灵验）；另一条是我认为的，他是为了找一个能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地方才去的。因了某些地方排座次、争职称、抢山头的倾轧之风太盛，他觉得汕头可以独立自由地支配科研经费用来搞学术，可能是理想之地。当然他这个理想有没有碰壁我不清楚，从他曾经谈起聚集、团结人才的困难，可以引申到他在退思园讲过的语重心长的话。而他想低调地埋头做学问的初心，是不会变的。
在学问圈里，他以“思想者”、“思考者”著称。好像不是在大都市的水泥楼房里思考，而是从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出发思考。他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事情很多，长论文明知少有人看但还是写，汕头明知不是真正开展学问的地方但还是去，“新国学”明知应者甚寡但还是要提倡。他的作风里有多少齐鲁文化的熏陶我不知道，有多少基层的、下层的根源我也说不清楚，但我倒是有点直观的印象。比如我到过聊城，讲完课看完城楼、运河之后，陪我参观傅斯年故居的当地主人问我还想去什么地方，我说听讲王富仁工作过的聊城四中就在附近，我想看看。后来我当面打趣富仁，说你的“圣地”我“朝拜”过了，还在校牌前照了像呢。四中是当地的好学校，但比起我教过18年书的地处鞍山工矿区的十中来，更像农村学校，它的校舍、操场和富仁简陋的办公室，都让我明白他植根的所在。所以到了1999年下半年，现代文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即将离开居住了将近20年的、院子里有花果、老树、松鼠的万寿寺，要搬往新馆的节骨眼，富仁来参加编委会，他和大家提出要到院子里开一次会的创意，就毫不奇怪了。当天他和大家说干就干，把会议室的沙发搬出，置于海棠树下。讨论刊物的时候，仰可望天，脚可踏地，人人都惬意地温习了一遍浓浓的“土情”和“乡情”。至今快40岁的《丛刊》，只开过这样一次露天编委会。今生今世再不会有第二次。至今想起旁边坐着严家炎、王信、王富仁的那些旧照片，仍然让人感慨不已。
从我接触过的富仁的个人性格看，质朴也是大于聪睿、灵活、洒脱的。不是说他不高瞻远瞩，而是说他的智慧寓于朴素。诚朴是他骨子里的东西，不是附着物。 他诚然是擅长讲话的，条分缕析是他的特点，但绝不是夸夸其谈。特别的场合他可以不谈学术，而絮絮地讲“私房话”。这么多年我就遇到过一次，是被他请到刚恢复的青岛大学去讲课。那晚我俩合住一室，他突然打开了话匣子，从他的父老故乡说起，到他的童年，到他上过的乡间学堂，父母家人，以至于初恋。他讲话的劲头之大真叫我吃惊，因为中间我困得朦胧过去几次，但醒来看他的被头还在冒烟，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讲，旁若无人。但更叫我不忘的是他敞开心怀的那种真诚。他不是“干面包”，他内在的浪漫、率性、想像力一点不差。在苏州开会到东山雕花楼参观，他在一个门洞边和我及两位上海同行照相，临摁快门前他突然伸出手臂搂住了我们。因此这照片我后来收入《且换一种眼光》集的时候印上了，说明里用了“勾肩搭背”一词，富仁后来见了我说“不许污蔑”，说时是一脸坏笑。可见他也会调皮。他在学会里的行政作风，并不优柔寡断，能决定的他就决定了，但随性，反对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大连会颁发王瑶学术奖的时候，他反对繁琐程序，起初我怕乱，但后来颁发过程中并未发生什么纷乱。我们看他所喜欢和尊重的学人，就可想见他为人的疏密好恶。他尊重樊骏先生，因为樊骏视野阔大，学问扎实，认真做事到刻板的程度（在丛刊编委会上做一般发言都要打草稿），有才而低调，有强大自信却十分内敛。富仁生前为了一个研究樊骏的学生来求我做事，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但我没能做到，至今引以为憾。我负富仁也仅这一次。他还尊重杨占升先生。杨占升是北师大的前辈老师，学术低调，待人以诚。为了富仁读完博士可以留下来有房子住，他力驳后勤部门无房的托词，亲自在校内一幢一幢楼地去勘察访问。富仁身感杨先生的知遇之恩，经常讲起，又领我多次上门拜访，我明白他的深意。现在不仅樊骏、杨占升，连富仁本人也已作古，只把我这样欠诚信的人留下来了，悲夫！
富仁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接近大师高度的学者。我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同意。一个时代如何铸成大师，自有个人条件和社会条件诸方面的因素。文化环境是否能连接世界，知识系统的传承有无不断档的可能，缺一不可。富仁接续了文学、文化研究的强烈使命感，有目标，能刻苦，个人主体性的强调也正是从他的实践起始的。他明白这一代人的优劣处，也深知自己的局限（连他的局限性也是有代表的）。所以在散文里解剖自己时，他充满了无奈的幽默感，说他即是现代又是传统的，虽是乡下人也业已进入大都市，首先是北人但也心悬江南等等。他接续鲁迅的历史“中间物”的意识是相当自觉的。
富仁给了我一次自省的机会。看看他即可想到自己，有一天如果自己找不到北了，不妨可以想想他。我们这些人连名字都叫后辈看出了缝隙，遭人物议：怎么学现代文学、崇尚“五四”的人的名字叫什么富仁、理群、福辉，一派旧气味！这也无法。这是父辈起的名字，我们只是长大以后没有去改罢了。这样，趋新而又被旧的拖累着，就像鲁迅和胡适的婚姻，就像富仁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宿命！这宿命不过是活一天就要做一天，诚诚实实地去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