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郁丨一个时代的稀有之音

  

  王富仁先生像

  

我自己细心留意鲁迅的研究文章,是七十年代末,前辈的叙述里,难免不带岁月里的血色,远远的时光里的一切,与自己的生命体验似乎并无彻骨的关系。只是到了八十年代,诸多重要的研究文字出来,才意识到关于文学史里的一切,其实也关乎每一个活的中国人的生活。自那时候起,围绕鲁迅的各种研究,曾一度牵连着思想界的神经,它涉及着现代史与革命史中极为复杂的精神形态,这个内在于现代史又超越于时代的思想者和作家,纠缠着我们精神史中最为深切的部分,且将我们的文化引向未知的明日。直到今天,鲁迅不仅仅是文学研究的经典对象,与其对应的现代史许多领域,都不能够绕过这个争议性的存在。

我们今天回望鲁迅研究的转型,不能不提王富仁先生的博士论著,这是一个风向转型的标志。如同哲学界、史学界的思想变化一样,王富仁给平淡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带来了自新性的震动,那些陈腐的、泛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在他那里终结了,继之而来的是雄广的气象,这是《新青年》时期才拥有的品质,文章涤荡着“文革”里积累的污泥浊水,回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应有的本质上去。在无所顾忌的书写里,他开启了政治话语之外的思想自新的思考,现代史的隐秘从灵动的词语缝隙中一点点向我们走来。

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思想者,他带着外在于时代的思维逻辑,纠正着我们流行的观念。八十年代末接第一次接触王富仁,便被其气质所吸引。那时候我在《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工作,在他的手稿里读出一种贯通今昔的浩荡之气。不过由于王瑶、唐弢、李何林、陈涌的存在,他还不能走到学术舞台的中间,可就文章的厚度和境界而言,他其实已经行进在了时代的前列。面对社会的许多热点,他的思辨式表达骇世惊俗,欧化式的句子纠葛着本土里带着痛感的经验。同样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面对问题,他往往切入到问题的核心,言论溢出流行思维的部分让人回味不已。那见识里的热度,驱走了久久盘踞在学界的冷意,谈吐中微笑的眼光,散着草根族的清新,而那略带悲慨的叙述语态,则深染着鲁迅遗风,五四的余音在表述间也时常回荡着。

他丝毫没有象牙塔里的贵族之气和学院派的呆板,日常的样子有点乡下人的随和与野性,谈吐中的句子仿佛从黑暗中来,却溅出无数耀眼的火花。这种气质与鲁迅文本里的沉郁、峻急颇为接近,在非八股的言词里流动的确是极为生动的生命自语。他的绵密思维后有很强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子,苏俄文学批评的博雅亦衔接其间。我一直觉得他是读懂了别林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学者,西洋的思辨理念已经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将文学与思想史里的东西结合起来,给了我们思考的参照。在他之前的鲁迅研究还在泛政治的语境里,他却从其边际滑出,绕过流行的思维直面了学界的普遍盲点,发现了文学史里的真问题。而那语境里的神思,与思想解放运动的路向是吻合的。或者说,他表达了文学界渴望而无力表达的一种精神逻辑。

相当长的时间里,鲁迅的形象被固定在几个落点上,政治话语覆盖了广阔的领地,鲁迅文本的生动性锁闭在几个教条的陈述中。王富仁在八十年代横绝出世,从反封建革命的层面来思考鲁迅的文本的深意,就把苏联式的文学逻辑颠覆了。回到鲁迅那里去,其实就是寻找五四前后知识人的语境,从外在于鲁迅的评价体系里探讨文学的根源。鲁迅诞生于毛泽东思想出现之前,他们的差异性的走向只能在差异性里加以甄别,精神的核心与辐射不能在一个层面加以描述。他对于鲁迅基本思想命题的发现,来自于马克思的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王富仁意识到,鲁迅也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在中国,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抓住了这个根本,也就抓住了鲁迅核心的线索,周扬那种革命的词语无法涵盖鲁迅的部分就得以清晰的解决。或者说,胡风、冯雪峰当年试图为鲁迅辩护的表述,都因为自身左翼话语的限制而无能深行,恰恰是王富仁从狭窄左翼话语之外的广义的左翼话语里,解决了鲁迅思想与文本的复杂性的阐释难题。至少是这样的一种拓展,使研究者的思维从凝固的时空里转到灵动、丰富的语境里去了。

反封建的话题的出现,是一次有意识的自我后退,即从偏执的左翼话语进入寻常的知识分子的语境。这是一次重要的还原,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解放的标志。他从鲁迅文本细读里看出了以往研究者的概念的尴尬,无论是批评家还是学者,几代学者还无力从鲁迅文本里提炼出一种适合鲁迅的话语逻辑。王富仁在鲁迅创作里复杂的隐喻中看出苏联理论对于中国某类作家的隔膜,而以辨析的方式讨论个体与群体,浪漫与写实,方能够避免论述的武断性。《〈呐喊〉〈彷徨〉综论》无论在思想的层面还是审美的层面,都提供了认识鲁迅的崭新的视角。胡风、冯雪峰没有完成的研究工作,在他那里奇迹般地推动了。

王富仁最早研究鲁迅是从俄罗斯文学这一角度开始的。因为有良好的俄语基础,他对于俄罗斯文学投影于鲁迅的部分颇为看重。这一维度对于他十分重要,革命话语之前的人道的元素和非理性的元素何以进入鲁迅的文本便有了一种说明。所以他在面对各种文本的时候,能够看到背后的景观,潜文本也浮出水面。当异质的文学因素被中国本土意识消化的时候,便产生了异样的审美效果。王富仁以自己特殊的知识结构捕捉到鲁迅文本深层的意象,其论证中开阔的意识,无疑提升了自己的学术表述的质量。

在其博士论文里,流露了良好的思辨才能和审美感觉,他具有雄辩的文风,以一种黑格尔式的逻辑方式系统梳理着鲁迅思想与艺术的关系,将罩在头顶的不切实际的光环摘掉了。他发现了鲁迅世界中独一性的东西,这在后来的一次自叙里表达了这个发现:“鲁迅的思想不是一种单向、单面、单质的东西,而是由一些相反的力组成的合力,一种由相反的侧面组成的立体物,一种由诸种相反的质构成的统一的质。在他的思想中,这些相反的东西互相制约又互相补充,组成了一个与传统文化心理有联系但又在主体形式上完全不同的独立系统”。这个发现来自对于《呐喊》《彷徨》与俄国文学关系的再认识以及鲁迅摄取尼采思想时的经验。比如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在他的阅读经验里没有负面的感受,反而增发了鲁迅文本激越幽深的意味。他在《尼采与鲁迅的前期思想》里指出:“鲁迅没有把唯心主义当作绝对性的真理认识来宣扬,只是认为它可以做‘旧弊之药石,造新生之金梁’”。王富仁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庸俗社会学层面,假如从文本的独特性出发讨论问题,自然不会以现成的理论套用对象世界的特征。这些从事实出发的思考,在路向上已经不同于他的前辈学者们了。

当他的鲁迅研究的整体框架形成以后,其对于困惑于读者的敏感的片段投入了许多心血。他在回望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时发现,在表述了研究者思想的同时,人们都遗漏了鲁迅思想里重要的东西,即我们的知识人在面对鲁迅遗产的时候,尚无法以特殊的思维穷尽对象世界的本然。这与鲁迅独异性很有关系。鲁迅研究的不断被人所推动,乃因为精神散出的光彩是不能被定量定性地简单衡量的。

我们审视那个时候留下的文字,当可惊异于其敏感的内觉提供的元素,直到现在亦有不小的价值。《先驱者的形象》《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试论鲁迅对于中国短篇小说艺术的革新》《论〈怀旧〉》《尼采与鲁迅的前期思想》都有一般中文专业学者不同的思路,他的开阔的视野和凝重的问题意识里纠缠着被疏忽的存在,往往熟悉的词语却被赋予了我们陌生的意义。这在后来的研究中依然如此,且在文本的细读上给了我们无数惊奇。《〈狂人日记〉细读》《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自然社会教育人——鲁迅〈青年必读书〉赏析》《学界三魂》《语言的艺术——鲁迅〈青年必读书〉赏析》无疑有着其审美的高度,在幽微之中而见广大,是研究者自身功夫的一种显现。

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是,他一直清醒于自己的经验的问题,这来自于对于历史的回顾得出的观感。他知道自己的限度,也晓得应当去耕耘的领域在什么地方。基于历史感的思想沉思,是改写现实的内力之一。无论在什么时候,这一宏阔的视觉感受规范了其选择问题的方式。不仅仅鲁迅思想与艺术研究留下了累累硕果,对于鲁迅研究史的思考,亦有相当的分量。

纵观他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是对于鲁迅的基本思想的描绘,带有很强的概括性,这来自西方哲学的启示。二是对于文本的解析,从具体的词章考量作者精神要义,传统的鉴赏理念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三是对于鲁迅整体思想的辩护,这使他带有鲁迅护法者的意味。他早期的研究以宏观的审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微观的研究上表现出一般人没有的才华。比如在阅读《狂人日记》时,他就在词语的背后读出两个逻辑线条,从精神病患者和反叛者的双重变奏里,发掘出鲁迅的反相的审美结构。这个异于常规的书写仅仅从世俗时空的感知中无法得出新意,当以变形的、互为矛盾的结构里思考作者的本意的时候,那些隐晦不明的意义就浮出了水面。他在此所表达的经义,是哲学家般的顿悟才有的灵思。在一些微观透视性的文章里,他的穿透性的文字解析了普遍的疑惑,无法理喻的词语被其清晰的表述勾勒出确切性的意味来。那篇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研究,对于扣在鲁迅头上的反传统的帽子给予了透彻的解答。鲁迅何以劝青年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都有一个可以说服人们的内在的因由。他从鲁迅的关于人的觉醒的层面讨论读书的意义,而非从一般的劝诫里思考青年的学习生活,在所谓偏激话语背后的暖意便流动出来。王富仁在替鲁迅辩护的时候,着眼于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觉醒,他滔滔不绝的言说里,内在的逻辑就与鲁迅的某些意象吻合了。

大凡深入留意鲁迅文本的人都会感到,其文本有一个迥异于传统的叙事结构,从日常的审美习惯里不易说清作者的隐喻。鲁迅存在着一个超出常规的思维方式,其进入问题的角度是撕裂汉语的一般结构的。找到这个背后的幽微的存在,才是研究者应做的工作。他的文本的背后存在潜文本的时候居多,有时候甚至在同构性里带有消解这个同构性的潜流。王富仁有时候找到了这个潜流,有时候没有。当他仅仅在概念和意义上纠缠词语的时候,鲁迅生命体验的非概念化的因素常常被遗漏了。

这种急于寻找精神潜流的过程,难免存在着为了证明意义而阐发意义的内在的矛盾。陷入这样的悖反的时候,研究者对于思想生成的复杂性自然会解之不深,对于鲁迅知识结构的丰富性语境的勾勒亦少驻足。所以在讨论鲁迅文本的时候还不能从翻译实践和社会实践诸方面整体把握鲁迅的复杂性。他其实清醒于自己的思路的单一,因为青年时代的学术准备和思想准备,还不能都对应鲁迅的文本。当他较为认真地回溯鲁迅研究史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学术思考还仅仅在一个过渡的链条上,鲁迅的巨大的存在还只是勾画了一小小部分。

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他较为系统梳理了中国各派的鲁迅研究的成果。进入问题的方式带有回溯启蒙与拷问启蒙的冷观。书中涉及不同的流派,其中社会人生派、马克思主义派、英美自由派的梳理发散出其特有的沉思,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内在复杂性的考量,是同代学人很少有的一种文体,远去的灵魂在他的凝视里,完成了特殊的对话。王富仁在书中把这个流派分为不同的层次,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马克思主义务实派,马克思主义启蒙派等,各自含有不同的分量。他在不同人的研究中都留意到词语背后的悖谬的元素,也发现了马克思派的鲁迅研究也存在问题。比如对于瞿秋白的认识,在充分肯定其思想的时候,也发现了理论上的瑕疵,瞿秋白概括鲁迅前后期思想时说,从个性主义进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但王富仁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思想的原则,“集体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原则,不可在一个层面讨论。“进化论”与阶级论也不能在同一层面讨论,“‘进化论’是从社会发展的纵向过程上讲的,‘阶级论’是在社会结构横断面上说的”。他的这种分析,就将鲁迅的丰富性与概念的有限性的问题昭示出来,看到了继续延伸讨论的意义。而在思考毛泽东的鲁迅论时,他的看法隐含着自己所以另类解读鲁迅的原因:

毛泽东之所以把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不是因为他信了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学说,而是因为他的最根本的精神素质。这个精神素质便是他具有真正独立的思想个性,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说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就是说他是自己思想和精神的主人,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奴隶性格,而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这是最难做到的,因而也是最可宝贵的。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没有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这是因为,任何正确的理论都不能脱离开掌握它的人的精神基础,鲁迅所体现的是这种精神基础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代替它。

在这番叙述里,他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的论述,另一方面找到对于鲁迅研究的一个缝隙,即在判断文本与思想的时候,流行的理论之外的传统的认知方式,亦具有有效性。接着他又说道:

但是,我们由此也可看到,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接受同样是在特定角度上的接受,这种接受是从鲁迅的社会表现中获得灵感的,而不是从他的作品的自身直接获得的灵感。正是因为如此,在毛泽东的评价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高度整合了的鲁迅,而不是充满了全部复杂性的鲁迅;是一个完成态的鲁迅,而不是有着曲折复杂的思想历程的鲁迅……

王富仁这样精细的论述,其实是为研究的无限可能寻找依据。政治化的评价不能代替审美的评价,甚至不能简单等同于思想史的评价。鲁迅研究的无限可能,从在有创造性的学者的思维空间里就能看出一二。人们对于经典的描绘不会有一个完整无误的框架,而那些以僵化的思维面对文学作品的人,在这种叙述里的尴尬也自然而然呈现出来。

这种陈述既是对于历史问题的总结,也有对于现实经验的回味。但我们的作者的自我辩护的用意也是有的。他其实要借着这种理论的缝隙,寻找进入空旷的世界的入口。而他自己是进入到这个缝隙里的人物。他知道,从前人留下的空白点里,能够画出自己想画的最新的图画。

在我看来,王富仁的研究具有他所云的马克主义启蒙派与人生哲学派的特点,而在思维方式上黑格尔式的表述对于他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他善于对于概念的梳理,又从几个概念出发,缜密论述相关的话题。黑格尔传统有本质主义的痕迹,用这种理论讨论鲁迅具有精神的冒险性。但他的特殊性在于,又专注于对于文本的细读,他关于《补天》《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阅读,又消解了宏大叙述了空泛的阴影。而他后来“新国”学的理论中,早期形成的文化整体观的思路,是暗含其间的。这三种脉络都交汇在鲁迅文本的世界中,立足于文本的时候,思想的力度与审美的力度都同时出现了。

有一段时间他集中精力回望鲁迅研究的历史,看出了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立场的差异而导致的思想的差异,在各类学者、批评家的笔下,审美的结论互为矛盾,那些前辈的研究既给了自己巨大的启发,也无疑有着历史的盲点。比如唐弢、王瑶、李何林的思考给了他引领的参考,但空白点也依稀可辨。在关于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一文的看法上,他敬佩这位前辈的杂文家的感觉,但对于其间的方法论的运用则有着不满:“他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中论述鲁迅的杂文特征,其中接触到很多重要的问题,也有很多新鲜的见解和发人深省的比喻。但是,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只能说明一般文学作品和一般科学论文的差别,并不能说明鲁迅杂文与其他文学样式的根本区别”。在讨论《野草》的时候,他一方面发现了研究者的不凡眼光,一方面也看到了王瑶、李何林论述中的漏洞。认为在接近鲁迅的时候,也把一些问题简化了。关键在于回到鲁迅自身那里去,且以一种切实的理论和深入的体验面对作品,方能显出思想的力度。王富仁意识到,鲁迅世界的独异性,使研究者处于尴尬的境地,任何一种方式都难以穷尽世象的本源,这恰是康德所言的悖论。当汪晖在研究中批评王富仁的时候,他表示出谦逊的态度,认为也打中了自己的研究的要害,只在外部的环境考虑五四以来的文学,忽略内部的元素其实是大有问题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鲁迅被人们一再关注,其实不能不考虑其生命的内在爆发力给世人的冲击。王富仁认为,人生哲学派的学术思考,给学术带来了新意。“只有人生哲学派才使我们感到鲁迅的这种无法摆脱的苦闷不仅是他个人的苦闷,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体的苦闷。”在这个基点上看他的鲁迅研究,以及他的同时代的学术走向,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意外的启示。不过他很快也意识到这种研究的另一个问题,那是一个碎片式的凝视,却没有立体的架构。即人们还不能从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层面考虑鲁迅的历史地位。而这,恰是其后来他个人要做的工作。

促使晚年学术兴趣变化的原因很多。复古主义与反五四的思潮的出现,是不得不应对的挑战。作为鲁迅的研究者,不回答这些挑战是一种失职。许多研究者都对自己的研究进行相应的调整,钱理群开始从当代教育入手面对现实的异化,汪晖到了国际左翼的知识谱系里去了。王富仁则大踏步地后退,把目光投射到遥远的过去,即从五四回溯先秦,从先秦再到五四。他开始从大的文化背景那里思考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关系,也就是在儒道释等流变的过程看五四启蒙主义的价值。他的研究不是从鲁迅的知识趣味和古代文学修养的层面考虑问题,而是在一种思辨的层面关照存在的要义。这种研究应当说十分危险,因为没有知识考古的基础,很易流于空泛。但是在《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里,他却克服了思辨理论的弱点,以自己的丰富哲学知识和生命感受,为鲁迅做了一个全景式的精神定位。鲁迅的重要价值在一个宏大的背景里被一次次激活了。

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其思想的厚重和精神的辽源,都深刻于那些思辨的词章中。这本专著倾注了半生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即非胡适式的经验主义,也非冯友兰式的新儒学。这是鲁迅遗产中滋生的中国文化观,较之于徐梵澄对于传统的学理化的认识,王富仁更带有左翼化的历史主义意味。他对于传统经典的解释建立在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所有的遗存都被冷静的历史主义态度观照着。

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多年以后,人们对于传统的认识已经开始分化,保守主义者所云的五四破坏传统的思想成为流行的观点。但王富仁与钱理群、王得后则一致觉得,真正继承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恰是鲁迅那代知识分子。他们才真的激活了传统最有价值的部分,使我们的文化得以深入的发展。他认为儒家文化不是政治文化,它具有开放性、受容性,但却缺少现实的可行性。“儒家文化也已经不具有现代的性质和先进的性质,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不是由现代新儒家知识分子所体现的,倒是由像鲁迅这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体现的”。在分析道家文化传统的时候,他对于老庄哲学有诸多自己特殊的体味,看法往往与世人相左。面对老子哲学,他发出了与一般哲学研究者不同的声音,“老子哲学中的‘道’,既是一种宇宙发生论,也是一种意识发生论,既是历史观,也是认识论”。他发现了五四新文人在理解世界的时候的独创性,这些与传统构成了一种隔膜。“面对这样一个隔膜的世界,鲁迅提出的不是向自然复归的‘道’,而是向前伸展的‘路’”。这种区分看到了鲁迅与道家的基本差异,而其批评庄子的依据便有了很好的解释。这样就廓清了其特定的范畴,对于鲁迅那代人超越老子提供了理性的说明。老庄哲学对于现实问题的回避,造成了读书人不敢直面现实的孱弱性,五四新文化的重要意义就是对于现实的凝视。从《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里,他坚持了五四的合理性,一切关于传统的描述,最终在证明新文化是必然的产物,乃历史合力的结果。新文化不是用断裂可以解释的存在,它是思想的延伸与变异。鲁迅、胡适没有虚无主义地面对传统,相反,却在现实的感受基础上,丰富了对于传统的认识。

在回望了传统之后,他的发现是,对于中国文化,五四那代人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一个晦明不已的存在渐渐清晰了,被遗忘的存在被重新叙述了。在大家都睡的时候,鲁迅醒着,以自己的独照,映出世间的百态。“我常想,要不是有鲁迅的存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不知道要把中国的历史描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还不知道怎样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臭的说成香的。有了鲁迅的存在,他们再想任意地涂抹历史就有些困难了。这实际就是一个守夜人所能起到的作用”。当表达类似的看法时候,他的笔端幽情万种,神灵飞扬,自己的一切也完全沉浸其间,浩茫之情思,流溢于天地之间。学术的生命,也即自我的生命,而人们喜欢留意他的文字,也与其思想的魅力大有关系。

钱理群认为鲁迅对于自己这一代人的重要价值,是如何成为真正的知识阶级的一员,王富仁的看法与此庶几近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生追求的也是这样的道路。每每想起他目光里幽默的一闪,和瞬间停止了笑容时的肃穆的表情,还有他烟雾里响亮的声音,就觉得仿佛是来自另一个时空里的大写的人。他的远去,唤起了我对于八九十年代的时光的回忆,也真切地感到一个时代的消失。在一个日趋碎片化的学术语境里,在学问成为功利主义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候,王富仁的言说成了这个世界上的稀有之音。鲁迅精神广矣深矣,而他的护法者,向来人数寥寥。因了这个缘故,鲁迅的精神得以延伸,也因了这一缘故,他由此进入一个巨人的背影里。在这个衔接的过程中,他以生命的燃烧,告诉我们新文化的路正长,精神生长的路也正长。 鲁迅遗产是一个不断被阐释、衍生、发展的未完成的存在,研究者的意义在于,他们不仅仅在还原文本的原态,也点燃了属于今人的创造性的火种。今天,从王富仁这样的思想者的劳作里回溯到鲁迅的世界,其实也是认识鲁迅遗产的方式之一。实际的情况是,他的思想的存在,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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