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传来，王富仁先生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却反而更加明晰起来了，作为百年来接过鲁迅启蒙火炬的领跑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和传导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延续了四十年，其一生已经无愧了，他与这个世界的绝决方式是那样的果敢和坚毅，却让我们这些苟活者有了些许警醒，在那些肩扛着闸门的人群中，尚有无新的启蒙者去替补这份重任。如若启蒙队伍里还有前赴后继者，富仁先生在天之灵也会像“鲁迅先生笑了”（郭沫若先生语义反用）那样欣慰的。
近四十年来，作为高举着启蒙大纛的“京派”学者，钱理群先生和王富仁先生无疑是旗帜性人物。尽管这四十年当中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文化风雨，我们经受了各种各样中西观念的冲击，但是始终能够坚持现代启蒙精神，并矢志不渝地坚守鲁迅先生文化批判价值立场者的队伍却是愈来愈稀少了，眼见着许多打着各式各样旗号的“遗老后少”们成了政治与商品宴席上的座上客，他们却坐在铁屋子里的冷板凳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性和学理性继续勘探着本是无路的荆棘小路。他们滔滔不绝的演讲为无声或喧嚣的中国留下的是一种无痕却是永恒的精神财富，尽他们的言论在这个时代的回声是微弱的，甚至有些空洞，但是，只要薪火尚在，历史终究会做出公允的评判，他们的学术思想给我们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学人做出了榜样，但是榜样的力量未必就会影响到更多的学者，因为在这个十分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有多少人还在信奉五四真正的启蒙真谛呢？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
其实，我与王富仁先生的交往并不是很多，私交也不是很深，但是，仅仅几次的深谈，就足可引为知己与同道者，这让我对王富仁先生另眼相看。记得1985年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昌平的“爱智山庄”开办了俗称“黄埔一期”的研修班，作为班长，我有时负责接待讲课的教师，王富仁先生那时还是一个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年轻教师，然而，大家都被他的演讲所折服了，尤其是他的演讲结束语令1985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我们震撼不已，他那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话语三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时时敲打着我的学术灵魂：“一个没有悲剧的时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一个没有悲剧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我以为这就是我们心气相通的地方：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如果连悲剧意识都不具备，你还有什么资格进入批判的价值立场当中去面对惨淡的人生？你对这个时代没有了痛感，也就是没有了文化的触觉，没有了触觉，无疑便是一个被阉割了的人，如此而来，你还有什么批判的能力呢？这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无疑就是一种思想的慢性自杀，抑或就是一种自宫，其苟活的学术意义也就全无了。许多人都说王富仁思想的深刻性来自于他的才华，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王富仁的学术思想之所以能够洞穿中国文化的弊端，除了其批判力度外，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同类文化文学的比照；二是毫不犹豫的价值立场。
首先，王富仁先生的知识结构与绝大多数从事中国现代文学者是不同的，其俄罗斯和苏联文化文学的滋养与知识结构的谱系，就决定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因为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始终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它们的足迹走下来的，尤其是苏联文化与文学的左倾思潮的深刻影响，对中国文学的造成的后果既是显在的，更是隠在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研究者对此习焉不察，一个缺乏文化和文学参照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是无法确定坐标的，诚然，我们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是以中西文化和文学为参照系来确定坐标的，而这样单一的坐标思维方法一旦成为一种惯性，就会使得我们的学术思维僵化，因为这种有着落差和反差的参照系追求的只是异质性比较，却少了其同构性的比照，因此，王富仁的知识结构和其深厚的俄罗斯文学的修养就使得他的视野与众不同，往往是在源头上找到了其滥觞的因果关系。尤其是他对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批评巨擘别林斯基的推崇，就决定了他的治学的批判价值立场的坚定性和独特性，总是与那些时髦和时尚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批评迥异，用冷兵器时代的长矛去戳破当代文化坚硬的壳，看似有点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没落骑士的滑稽可笑，但这正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那种鲁迅所倡导的韧性战斗精神。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学者的幸还是不幸？而我却认为这个时代还是需要一些堂吉珂德精神的，他起码是比那种阿Q精神要清醒执着，因为他在认定一个目标时，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并不理会世人，尤其是聪明人的嘲讽的，我不敢笃定王富仁就是唐吉珂德式的人物，但我却是期望自己在这个时代宁愿做一个唐吉珂德式的傻子的。
另一个让王富仁先生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因素就在于他能够清晰地厘定“我们”与“他们”的阵线，记得他在一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所做过的一个主题报告里，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观念。以我浅显的理解，王富仁先生这样的提法就是明确了在十分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秉持的文化价值立场——既不做马克思主义所诟病的某种意识的“传声筒”，也不做商品和消费文化的奴隶，对这种“做稳了奴隶”的所谓现代知识分子的不屑时常隐晦地表达在自己的文章和演讲中，几乎成为王富仁先生的一种思维惯性，也就是钱理群先生最终概括为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导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落真正的溃退，所以，仅存的“我们”尚有多少呢，多乎哉，不多也！到处都是倒戈的“他们”，“我们”死在路上，“他们”生在金碧辉煌的后现代的途中，抑或又活在金光大道的旧文化的中兴之中。“我们”不能自已，“他们”春风得意，这是你撒手人寰的理由吗？呜呼哀哉！富仁先生，你是在天堂中彷徨，还是地狱里呐喊？！
王富仁先生对鲁迅的理解有着与众不同的解释，然而最为精辟也是最切近鲁迅思想的本质特征的是“人性的发展是鲁迅终身追求的目标。……这种批评不是依照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宣传西方的某些固定的思想，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解读、反驳和批判，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批判。”这就是鲁迅“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的独特阐释，这就是他认为的“鲁迅的思想一直未被真正的重视”的结果，我以为王富仁先生此话背后的隐语应该是：在鲁迅逝世后的80年来，鲁迅研究从来就没有冷落过，一直是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也成为了一种显学，但是，鲁迅先生的文化遗产始终是被当作时尚思想潮流的工具来使用的，鲁迅研究的泛化和庸俗化使得我们在鲁迅研究上的实用主义思潮抬头，凡此种种，让王富仁这样的学者就不得不担心鲁迅研究走上歧途，这种担心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王先生认为知识分子有三种价值立场：公民立场、同类立场和老师立场。我以为最适合还是启蒙的传道授业的老师立场为好，当然“教师爷”的头衔却是万万不可以戴上的，那样就违背了现代启蒙的初衷了。
王富仁先生说他是一个“没有文化家乡的人”，他既是“北方文化的叛徒”，又是南方文化曲折隐晦的诟病者，以我的理解，王富仁先生对那种工具性的宏大意识形态叙事是有保留意见的，同时又对那种曲曲弯弯、絮絮叨叨的文本细读却又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观念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意见。其实，他是一个有文化家乡的人，因为他的文化家乡落在了鲁迅所倡导的人性家乡之中，所以他才是一切反人性文化的叛徒！
王富仁先生以他的那种与世界告别的特别方式谢世，也许是许多人不可理解的地方，但是，我以为这亦是一种知识分子另一种面对世界的选择，这种选择虽不为大勇者所为，却也表现出了一个智者看破红尘、回归自然的理性。
作为一个启蒙的教师，他也许在那个冷月的夜晚复读了鲁迅的诗歌“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悲观的意绪之中，他便选择了他应该选择的告别方式。
于是，似乎启蒙往往是启蒙者的悲剧。
于是，在一弯冷月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