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我博士毕业留校后，做过几年教研室秘书。那些年，高校尚未“争世界一流”，事务不多，我这个秘书的主要任务，一是替教研室主任跑腿做活儿，二是替老师们报销发票。当时教研室的报销有两类，一类是系里的年终福利，一千、两千，每年一次，需用发票去报；二是教研室人头经费，每人每年有几百元，滚动累计，随时可报。那时钱少，因而这些事务，并不繁重。但是每一次报销，王老师都将大大小小的发票整理好，按财务报销的样式粘贴在纸上，并将合计金额用他特有的硕大的钢笔字写在空白处。此事原不足道，但年复一年，无论哪次报销，教研室老师中，惟王老师一人这样做，从不省略。其实，生活中的王富仁老师，似乎很有些粗枝大叶的，穿得随意、土气，吃不怎么讲究，写字用蘸水钢笔，不在意细节，不计较他人的态度；惟其如此，他一张一张将出租车票参差而整齐排列、粘好的这种细致，才格外令人感慨。在这些琐屑的小事中，你能感受到王老师出自本性的对他人的体贴与尊重。
王老师凡事替他人着想，无论巨细，事例很多。譬如，在他家聊天，如果你不主动告辞，他从来不会有任何表情暗示“今天是否到此为止？”只要来客没有走的意思，他会一直侃侃而谈下去。有人评价王老师健谈，可我总觉得这健谈当中，有古道热肠。记得有一次，我在王老师家客厅坐到中午12点了，而他谈性正浓，我不好意思打断，便继续听他高谈。客厅对着厨房，厨房那边传来炒菜声音。一忽儿，一个俊秀的男孩，微笑着在客厅门口露了一头，旋即不见。我知道那是王老师的大儿子肇磊，那时待业在家，负责做饭。谈话间，不知不觉，厨房声音停歇，除了客厅坐而论道的声音，阖宅安宁，似不食人间烟火处。那天好像聊到快一点了，我才告辞。出门时，瞥见肇磊从另一间屋闪出，微笑着快步进了厨房。就在我与王老师在门口道别时，厨房响起菜回锅的嗞啦声。我一边下楼，一边抱歉地想，王老师的忠厚、谦和，也传给了儿子。
有一次在中文系办公室，见王老师正在复印东西，原来是肇磊写的诗。他递给我几页，我带着好奇拿回家读，有一首题目大约叫《什么时候》，诗句多半忘却，但诗的意境和情绪，却都还记得：都市的夜晚，融不进的城市，走失的故乡，没有形状的孤独，渺远的爱情，还有，月亮一般浑圆的心……语言和情绪都单纯明净，有一丝不为人知的酸楚。我想起客厅门口一闪的那张男孩俊秀的面孔。后来隐约知道，王老师博士毕业留校后，师母带着两个儿子举家从山东迁来，肇磊那时大概已上小学，一口山东话，免不了受欺负。肇磊后来没考上大学，一边在家自学，一边做家务。下一次见到王老师，我说肇磊的诗很单纯，有点忧郁。他没说什么，只嘿嘿一笑。后来，每当王老师复印肇磊的诗，就会在信箱里给我放上一份。一位父亲对儿子厚重的爱，细腻的呵护，深沉的忧虑，都在这无声的交流中，被我领略到了。
我一直觉得，王老师的性情，与他的名字一样，富“仁”仗“义”，且此仁义似乎与生俱来，流淌在血液中。我自忖他这种性情，大约与齐鲁大地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有关，但王老师绝不认同。记得有一次又说起这话题，王老师狷介的一面立即显露。他说正因为儒家文化传统深厚，才导致山东人至今奴性十足，把山东人好好批了一通。他说山东人喜欢当官儿，惧怕当官儿的。一谈到儒家，他就回到了五四，样子都变得有几分像鲁迅了。这时，即便内心对他的言辞并不完全信服，却也难以辩驳。
和王老师请教、闲聊的时间不算少，他说过的话，大半记不清了。但他关于“人”的观念，一字一顿地说出“人！”这个字眼时的神态、语气，却始终栩栩如生。他在很多场合、很多谈话中，都强调“人”。这个“人”，是五四新文化“立人”之人，是独立思考、不依附、不盲从的特立独行的个人。他经常勉励我要做一个有独立思想和判断的知识分子。从80年代研究鲁迅，到90年代研究文化，“人”的观念，始终是他的价值立场。这一点，他与钱理群先生很相似，以鲁迅继承人自居，不遗余力地张扬人的个性，推崇人的价值，追求人的自由。
如果说“人”的观念，是王老师学术思想的一个价值核心，那么关于“爱”的论述，则是他为中国文化走出困境所设想的路径。这方面，没有宗教信仰的王富仁老师，往往显示出类似宗教信仰者的执著与热忱。
大约1997年，我先生请王老师前往其供职的中国工运学院（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做演讲。王老师讲的题目是《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问题》，这篇演讲后来在《战略与管理》发表。那天晚上，他一口气讲了四个钟头，忘记休息，忘记喝水。茶水凉了兑热，热了又凉，放在他眼前，他却浑然不觉，全身心沉浸在演讲中，就那样一口气讲下去，整整四个钟头，没喝一口水，没休息一分钟！他的殷切、真诚、忘我，以及深刻绵密的逻辑，征服了听众，也感动了听众。那天的演讲，最后一个问题是独生子女问题。王老师讲到，独生子女多在城市，他们对世界的观念建立在父母单方面的爱与保护中；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占据优厚的社会资源，但人格是脆弱的，感情是孤独的，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个人主义的。农村家庭则普遍有两个子女以上，一半是“黑孩”，从小生活在歧视、匮乏中。当生活境况、受教育程度、人生观迥然不同的一代人，成为下个世纪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时，社会可能发生巨大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导致社会动荡。那么，怎样避免冲突和悲剧呢？
“爱。”
我至今记得他一字一顿讲出“爱”这个字眼时，脸上凝重的表情。
多年亲炙教诲，聊的话题不少，很多时间是天马行空的坐而论“道”，有时也不免感到有些大而无当。但王老师的现实关怀，那种赤诚，却一直令人感动和敬重。就在前不久（3月底），他来北京第二次化疗，我去医院看望。看到他说话有些气喘，身体比以往虚弱，本不愿他多说话，便主动找些话题讲，可最终，还是他说得多，我说得少。我很内疚引他又说那么多话。离开医院时想，下次再看他，一定事先想好说一些他不了解的事，那样可以少让他费神。不想，仅仅一个月，那样一位永远在思考，永远在关怀，永远在谈话的，不屈服于命运的激情昂扬的王老师，怎么就永远消失了呢！每念至此，心中隐隐作痛。
然而，打开他的书，读着他的文字，回想着与他的谈话，他那带着浓厚乡音的，一字一顿的“人！”与“爱！”，那眉宇中间坚毅的神色，分明就在眼前。
无论死亡的话题多么令人沉痛，但死亡与王老师，始终不大能直接联系起来。我脑海中存留的，总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王老师，一个不倦思索、关爱他人、高谈阔论的王老师。他的生命，早已超越了物质的存在，永恒地活在精神的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