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知道，我心中的那一点不甘和不服，有部分就来自家中那个有着母亲的目光和身影的拐角……
老家的房子拆了。
那天，站在一片废墟前，家的轮廓依然映现在脑海里，特别是从二楼到三楼那个两个多平方米的拐角——这幢老房子住了一大家族人。父母婚后就住在二楼的前厢房，父亲的两位兄长住三楼和几个阁楼。三家的孩子加起来有十多个，这个拐角是交通“枢纽”。
小学暑假时，这里还是我和小弟主要的活动天地。那时，父亲是“右派”，去乡下改造。母亲和二姐整天在房间里绣花，补贴家用。下午，朝西的厢房太阳逼人，在绒绣花架前流汗不止的母亲会把我们赶到这个拐角，我们在这里写作业、下军棋，玩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许是四年级，有一次去后弄堂，看到两个大哥哥在下围棋，觉得有意思。于是经常在旁边围观，直到看出点门道，跃跃欲试，却轮不到上手，又没钱去买棋子。我与小弟作出了一个决定：自己做。
忘了从哪里讨要了几片一厘米多宽、尺把长的钢锯，又到文具店里买了几块木砂皮，从后弄堂外的木匠摊里捡了一把细长的边角木料。我们把一张红木凳子搬到了拐角作为工作台，手工制作围棋：先把木条锯成一个个一厘米多见方的小方块，再用砂皮把小方块棱角磨成圆形，最后用墨汁将一半的棋子涂黑。三个步骤，却都是细活，整整做了一个暑假。母亲有时在门口看着我们，微笑着，红木凳子被磨蹭得伤痕累累也不责怪。这时，如果有堂兄弟们上下走过,好奇地停留,母亲便会说：以后来和阿明一起下棋。
我们把181枚黑子和180枚白子分別放入两个父亲抽完烟丢弃的圆形烟筒，单调寂寞的一个月，终于被一丝成就感代替，再去画一张棋纸就不当什么事了，反而更像是大功告成的一种仪式。
我与小弟开始在拐角摆台对垒，也有堂兄弟或邻居闻讯参加进来。可是，我们的下棋水平始终停留在“叫吃”、“做眼”的程度，一点没有长进。多年后，这副自制的围棋不知缘由地丢失了，让我痛惜不已——年少艰辛中，第一次表达自强的物件，就这样轻易地被抹去了。
我喜欢看书了。好像更喜欢看那些隽永、感情丰沛的散文。沒有钱买书，就抄书。
还是在假期，还是在那个拐角，只是红木凳子成了书桌，我用黑漆封皮的横线簿一口气抄下了何为的四篇散文：《第二次考试》《两姐妹》《最初的带路人》《石匠》。说不出为什么喜欢何为，大概当初能看到的散文中，他的是最能打动我的。也抄了巴金、刘白羽、魏钢焰散文的大片段落。记得还有一篇写女化学家侯毓汾教授的报告文学《女教授》也被我全文抄录。从西窗射进来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梧桐树叶照到拐角，已经暗淡了，孩时的眼睛真是好啊。
“文革”时我已是初一的学生，偷偷看了《居里夫人传》《进化论与伦理学》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居里夫人的美丽和对科学的探求精神，使我不仅抄了书的段落，还抄下了她的年谱。另外两本书,看得似懂非懂。但凡是我自认懂了的进化逻辑和激励人心的地方，仍然抄了不少。抄这三本书,我单独用了一个本子，把它们抄得更为端正，想着日后可以再看。几十年之后，我从书橱底层翻出这些本子，黑漆封面之间己经粘连在了一起，内页里挤挤挨挨的字体仍能看出当时的认真，抄的内容却不必再看了。少年时的懂与不懂，都化解在了生命的路途中，有的成了养分，有的随风飘逝了。
暑假最热的那几天，母亲会把草席当窗帘挡住火辣的太阳。我抄得想歇手的时候，抬头就会看到母亲穿针引线的背影，她的背上有一大片汗渍。她会头也不回地对我说：拐角太暗了,你不要抄了，瞎了眼睛。可是，她摆绣花架子的地方也很暗啊，为了交货换钱，她自己都来不及休息。我一直奇怪，她怎么知道我正想歇手呢?
我要去下乡的那一年，临近冬天的时候，母亲把一楼公用厨房的煤炉子拎到了拐角，在这里做饭烧菜，省去了上下楼梯的麻烦——她感到了体力的衰退。
母亲烧的菜在妯娌中被公认是最好的。我印象最深的有红烧带鱼、油煎抱盐带鱼和放了黑木耳、香菇的红烧烤夫。那时带鱼便宜，常买常烧。炉子放在拐角后，我有时便在炉边学两下，几天后就注意到备用的锅盆放在炉边地上太过杂乱，但是可以在右边墙上搭个板架，让它们“升空”。我跟母亲说了想法，她不置可否，可眼神告诉我是允许的，只是她不相信从没拿过木锯的儿子会做木工活。
借来了锯子，备好了螺丝刀和榔头，家里正好有四根废弃的凳脚和一块一米多长的木板——我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这项“工程”，因为父亲下班如看到狼藉一地会厌烦的，他从乡下回城上班了，我得尽量不触动他内心的焦躁。
拐角成了我的“工地”。我在每根凳脚的上端,锯出一90度直角，下端凿出一个凹口，把凳脚的上端与屋顶搁楼的正方形横梁贴合，敲上钉子固定，把木板插入四根凳脚下端的凹口,一个半空的搁板就做成了。巧的是两根横梁的宽度与木板的长度正相吻合。现在回想起来都记得很清楚，上端用钉子固定得并不牢，有一根钉子钉了一半凳脚就裂了，是敲弯了钉子，强行固定的。
“落成典礼”一结束，母亲便和我们一起把锅、盆和散放各处的瓶、罐放上了搁板。她笑得欢畅而满足：“阿明做啥,就像个啥！”此言一出，我欣喜不已，心中的自信暴长。母亲这时的表情，也让我留下深深的印记。
不久，我北上大兴安岭下乡。我的背囊里有那几本黑漆皮的本子，母亲的嘱咐中，我悄悄加入了在拐角边赞赏我的话——在大森林里的帐篷内，翻开黑漆皮手抄本，想到母亲的赞扬和表情，便会想起家中的拐角。那是一个给了我温暖和信心的地方。
我成了一名伐木工人，去森林中的雪地里采伐，握着弯把锯向着山谷高喊“顺山倒”，在贮木场抬原木上垛……我跟着那位矮墩的“头杠”，应着号子，不久，脖子后面也鼓起了大包。晚上坐在炕沿，与“头杠”喝食用酒精，下“酒”菜是玻璃瓶的猪肉罐头，有近寸厚结冻的猪油。酒、肉、油一起下肚，香极，过瘾！“我也能干”使我长成为一条青春汉子，只是北地风雪里的日子，让人变得粗砺。
我知道，我心中的那一点不甘和不服，有部分就来自家中那个有着母亲的目光和身影的拐角……
本文刊于2017年8月5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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