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好像很不喜欢沈曾植，在日记中说他，“肮脏之气溢面”，他形容说，沈曾植说话声音很大，犹如壮年人，“说话间不断在唾壶吐痰”，这使得释宗演和他的随从觉得，沈曾植像一个粗野的乡下人，绝不像一个名满天下身居高位的名士。
井上円了的欧美考察
日本善于模仿和学习，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在隋唐宋元时期日本多次派遣僧人来中国学习。不过，自从十三世纪后期“蒙古袭来”或者叫做“元寇”的事件之后，情况略有变化。尤其是，经历了明清之际“华夷变态”，为了防止切支丹影响而成“锁国时代”，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明治维新后日本由“锁国”而重新“开国”，他们的模仿和学习却转了一个身，从东方转向了西方。当然，无论学中国还是学西方，他们都是一样执著，一样热情，一样专注，也一样有成效。
关于明治之后日本佛教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我以前为了写《西潮却自东瀛来》一文，曾经花了很多时间，专门看日本佛教徒留学欧美的若干记录。这次为了讨论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之后，中国与日本佛教应对西潮的不同，所以，又仔细看了看著名的井上円了《欧美各国政教日记》（收入《井上円了·世界旅行记》，东京：柏书房，2003），这部日记记载明治二十二年（1889）他对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考察。
这一年，他乘船经旧金山横穿美国，又从纽约渡海到达英国，在欧洲考察之后，再经由印度洋回国。
井上円了（1858-1919）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学者，对中国影响很大，现在东京的东洋大学就是他创立的。当年，蔡元培就翻译过他的“妖怪学”著作，鲁迅和周作人当年也曾对他的“妖怪学”很有兴趣。不过，在这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和政治有密切关系，卷入维新大潮的日本佛教学者，他所关注的问题，其实，倒是一些影响后来日本国家与宗教发展的重要要素。
第一，传统宗教在现代国家中有什么作用？在对西方各国政教考察之后，他下了一个断语说，“国家的根本是精神”，而不是“军力、商业、金钱或学术”。井上认定，现代文明不仅仅是有形的文明，而且是通过教育塑造的无形的文明，这种无形文明是竞争中淘汰的结果。他以基督教为例，说基督教能够经历变化，仍旧是欧洲普遍信奉的宗教，这是它自身经过十字军东征、新大陆发现、印度洋航海、接触阿拉伯和印度新文化，并且能“新旧相合并酿成文明新元素”（25页）。所以，从这一点出发，他也期待日本佛教能够成为这样的宗教，介入现代国家，成为国家的信仰核心。而这一点，恰恰正是近代中国佛教所缺，却是近代日本佛教着力的方向。
第二，毕竟他是日本佛教的信仰者。这一立场使他认定，西方文明虽然有用，但不能就这样用在日本，正如美国的共和政体适用于美国，俄国的国教适用于俄国，因而这些制度和宗教，未必适用于日本一样。他相信，社会如同生物，要把外来的东西消化吸收，才能成为自己的原质（27页）。他认为，日本的“皇统一系”（天皇制）国家与“僧统一系”的（本愿寺）佛教，这两者正好就是互相适应的。这一点绝非偶然，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日本人重血统，所以，“皇统”与“僧统”一系，自然成为人民自然拥戴之文化（27页）。
第三，他出访欧美，也刺激了他思考一个日本佛教如何应对世界变化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要独立，必须有语言、历史和宗教的独立。日本佛教虽然从外传来，但自从弘法大师提倡“神佛调和”论以来，外来信仰与本土资源彼此协调，所以成为日本精神的来源，而其他宗教都不适合日本人民。但是，他也看到，自基督教从欧洲和俄国传来，就对日本宗教作为日本国家的精神支柱产生冲击。所以，他考察世界，正是为了了解远西之国，在巨变时代如何保护自国的宗教（31页）。
第四，欧美的现状也刺激他重新思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他说，“所有的人必须兼明两件事情，只见其一，则会是偏见。政治家要了解政治上的保守与改革两种主义，哲学家也要了解哲学里面的理论与实践两种派别。”（22页），而政治与宗教之间，有表里两方面的关系，也就是彼此冲突，也彼此依赖。因为尽管西方世界强调政教分离，不允许神圣宗教干预世俗政治，但是，政府既要通过制度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但也需要通过宗教使得人民安心。
考察了欧美各国之后，井上円了总结世界政教关系的三种类型：一是有“国教”，政教合一；二是有“公认教”，但政教分离，三是“齐民教”，政教绝不混同。他说，明治日本是第二种，虽然理论上政教分离，但是宗教却在社会上有“公认教”之事实，而在制度上无“公认教”之名义。所以，他始终注意观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各种情况，为日本佛教寻找应对现代世界的策略。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所注意的，是寺院与人口、宗教的心理疗法、教会何以衰落、教堂如何维持礼拜等传教方式、教会对英雄的表彰、教会的会议制度等等，甚至连基督教教会的收入分配与教士的收入多少，他都看得十分仔细，并且不断以此与日本佛教对比。比如，他比较了西方基督教与日本佛教的仪式，包括（a）内部的装饰，包括偶像、偶像之光明、神像前的礼坛、花瓶、供奉物品；（b）礼拜的仪式、法衣、珠数、合掌跪坐、焚香诵经、铃与钟；（c）僧侣生活，是否带妻、外出穿着法衣、祭日断肉、寺院寄宿、有男女僧尼、法王、教正统辖教士等等（62-64页）。此外，他也考察了欧美宗教大学的设置、慈善会和布教会的活动，以及西方宗教对于婚姻与丧葬的处理。
考察欧美的时候，他时时想到的是日本。在日记的最后，他说到“哲学馆”的改良，他认为，国家之独立，端赖语言、历史和宗教之研究教育，而大学就是这样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目的是（一）大学应当爱护和教育日本固有学问，以文学、历史和宗教学为主，振兴日本之学问，保存日本人心和维护独立精神；（二）大学要分西洋和东洋两部，东洋部分要包括中国与印度，因为日本的学问中有很多是从印度和中国来的，可是要清楚地知道，“经过千余年，这些外来的文物已经形成了日本的性格，外来的元素已经化成一种固有的国风民风，与印度与中国大为不同”（148页）；（三）他提出的理想是“日本主义”，“一方面维持本国的独立，一方面爱护日本固有的学问”，而东洋部中有关日本固有的学问，即神佛儒三道以及我国固有的文史哲（148页）。这显示了明治日本佛教的入世雄心，但是回头看看中国，在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大清帝国的佛教徒，却仍然还在睡梦之中，难怪寄禅说，“嘉道而还，禅河渐涸，法幢将摧；咸同之际，鱼山辍梵，狮座蒙尘”，连佛教内部都腐败和衰落得不成样子，更不要说管国家大事，也更不要说去睁开眼睛看世界了。
顺便记上一笔。此书之《西航日录》（井上円了的明治三十五年环球航行记录，亦收入《井上円了·世界旅行记》，东京：柏书房，2003）中记载，河口慧海，也就是写下著名的《西藏三年》的那个日本人，将取道印度进藏，他在印度见到康有为，康有为曾赋诗赠河口慧海：“禅僧凿空寻西藏，白马驮经又再来。阿褥达池三宿住，金刚宝土四年回。异书多半出三藏，法海应今起大雷。更向泥巴求古本，神山宗教见新开。”我没有去查书，不知道现在的《康有为全集》中有无此诗，姑记于此（168页）。
释宗演的中国日记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很瞧不起中国人，尤其是甲午一战之后，那种鄙夷心理似乎表现得格外明显，连日本佛教也对中国佛教很轻蔑，觉得中国一蹶不振。所以，从东本愿寺一系到中国开教的僧人起，就存了一个用日本佛教反过来拯救中国人的心思，所以，释宗演这本记载他到中国访问的日记《支那巡锡记》（收于《释宗演全集》第九卷，东京：平凡社，1929）前面，著名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猪一郎）写的序文中就公然说，“禹域之文华，至此时糜烂极矣，盖由宗教之衰，民志绥也耳。今（宗演）提斯法，拯四亿之溺俗。”（5页，撰于大正七年1918）
释宗演
释宗演是日本禅宗的著名僧人，他的学生铃木大拙更是赫赫有名。他到中国来是为了用日本禅宗来拯救中国人心吗？这一点暂且不必管它，倒是这部日记中有一些好玩的记载，让我们知道一些民初的学林掌故。
据日记记载，1917年9月，释宗演乘坐火轮船，经日本濑户内海的下关，越过对马到韩国釜山，然后，从韩国由陆路进入中国，9月下旬到达北京。在北京的时候，他拜访了好多政府要人，像总统冯国璋、总理段祺瑞、财政部长梁启超、外交部长汪大燮、教育部长范源濂、交通总长曹汝霖等，里面有一些谈话，也许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有用（如收在《随行日志》81-83页中与梁、汪的谈话要点），但我没有太大兴趣，倒是注意到一条，曹汝霖曾经提醒释宗演，日本佛教若想要在中国传教，要注意中国人对日本僧人“食肉带妻”的嫌恶。曹汝霖为什么要提醒他这一点？似乎可以好好琢磨。
这部日记（以及随行人员的《随行日志》）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下面这一段。这一年的11月11日，释宗演在上海与僧侣座谈之后，被姚文藻拉去见沈曾植（日记印刷本中“沈子培”误作“陈子培”），通过翻译和沈曾植交谈。释宗演也知道沈曾植是中国学界重要人物，“（沈）氏，孔门学者而复辟派领袖”，又是“上海有力量的佛教信仰者”，但他好像很不喜欢沈曾植，尽管他说，沈曾植“确实是热心佛教者，对佛教衰颓非常感叹”，可是在日记中又说他，“肮脏之气溢面”，他形容说，沈曾植说话声音很大，犹如壮年人，“说话间不断在唾壶吐痰”，这使得释宗演和他的随从觉得，沈曾植像一个粗野的乡下人，绝不像一个名满天下身居高位的名士。他甚至给了沈曾植两句评语，说他“余一寸白发，近七十岁顽固老人”，谈话“殊无趣味”（292-293页）。
很多日本学者像内藤湖南等，都对沈曾植佩服得一塌糊涂，可释宗演对于沈曾植的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有点儿意外。
本文刊于2017年8月5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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