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一生不仅创作宏富、著作等身（共发表有1500万字著作和240万字翻译），而且风范昭昭，德高望重，深受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称道。今年７月４日是茅盾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不禁想起了关于他为人的几件往事。
茅盾一贯热心于提携奖掖文艺晚辈。上世纪30年代，初出茅庐的姚雪垠创作了短篇力作《差半车麦秸》，但在武汉受到了退稿冷遇，后为慧眼识珠的茅盾所采用，发表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并予以公开评价，使之名噪一时，引起广泛青睐。至70年代中期，已进入耄耋之年、患有严重眼疾的茅盾又孜孜矻矻，替姚雪垠审阅、点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二卷书稿，并解答一些文艺、学术问题。深受教益的姚雪垠多次撰文，由衷地表示，茅盾是他的“恩师”。
1938年初，茅盾在长沙结识文艺青年李南桌，非常看好他，邀约他为自己主编的《文艺阵地》撰写文艺评论。1938年10月，李因急性盲肠炎而猝死，茅盾闻讯后即于翌日写了悼文，赞扬他“处处透出新颖独到的见解”，是少有的“卓越的青年文艺理论家”。不久，茅盾又汇集他的论文，帮他夫人编了一本《李南桌文艺评论集》，并推荐给书店出版。建国前后，茅盾还对碧野、草明、马烽、茹志鹃、玛拉沁夫等众多后起新秀的作品进行具体评析、指点，成为他们扬长避短、精炼提升、臻于成熟的犀烛。建国后他批阅阮章兢等人的诗集，杜鹏程等人的小说共34部，所作评语既翔实又切中肯綮，对他们很有启迪。1981年3月，他在弥留之际决定捐出25万元积蓄，作为今后长篇小说优秀新作的奖励基金。有人统计过，茅盾一生点评过的中国作家多达308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当时的文坛新人，所以他在文艺界一向享有“文艺园丁”的美誉。
茅盾虽是厥功甚伟、蜚声中外的大作家，但他恪守学术民主，从不计较资历、辈分、地位、声望，坚持与人平等地交换意见。上世纪30年代，他尖锐地批评阳翰笙的小说《地泉》犯了“脸谱主义”和“方程式”的诟病。50年代，他与何其芳、刘大杰就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些问题展开过有理有据的热烈争论。他也坦率承认，自己30年代创作的小说《三人行》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产物。在争论中，他坚持以理服人，摒斥以势压人，双方相持不下时，则采取求同存异、允许保留的态度。上世纪70年代，他曾就鲁迅诗词及其他古诗的解读，与名不见经传的山西晋东南师专教师宋谋玚进行了长达8年、复25函的探讨交流。在讨论中他有明确的是非观、价值观，从不隐讳，既敢于交锋，又勇于自我剖析。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不仅尽心尽职地履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分内工作，而且力所能及地关怀广大作家。上世纪60年代，老诗人饶孟侃将自己一诗遭《诗刊》拒登且未得到回应的事告知茅盾。茅盾事先阅过此诗，并无发现它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何问题，因此感到《诗刊》的做法不妥，于是在百忙中特地给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写了一封长信，请他查明《诗刊》退稿的理由，从而对作者有个交代。“文革”期间，文艺家普遍遭受打击摧残，“四人帮”粉碎后，茅盾于1979年2月给中宣部的林默涵写信，建议向中组部反映抓紧为文艺家落实政策的问题。林将此信转给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胡耀邦很重视茅盾的意见，立即于4月间召开了全国落实文艺家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对待人和事，茅盾严格秉承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传统美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鲁迅研究中曾一度出现“两个凡是”的偏向，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1979年，他在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访谈中，特别强调要匡正这种偏向。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这就是茅盾之为人。
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