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几部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俄罗斯龙报】俄罗斯历史上的文化经典举不胜举，但在许多中国老一辈人士眼中，苏联时期的文化作品更具影响力。苏联时期的文学让一代一代中国读者沉浸其中，许多苏联歌曲被改编为中文版，在中国乐迷间朗朗上口。苏联文学作品有怎样的魅力？一代中国人又在怀念哪些歌曲？
像大地、雪原和旷野中的呼喊文学带来精神震撼
俄罗斯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名人辈出，诸如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柴可夫斯基、列宾等世界级的科学家、艺术大师不胜枚举。
《北京晚报》报道，19世纪，俄罗斯文学达到了鼎盛时期，涌现了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一大批文学泰斗。1799年6月6日，普希金这个“俄罗斯诗歌太阳”的诞生，标志着俄罗斯文学艺术灿烂辉煌新纪元的到来。《战争与和平》、《叶甫根尼·奧涅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经典名著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影响中国老一辈人士的文化作品，还是在苏联时代较多。
苏联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创作。中国作家王蒙在他的纪实文集《苏联祭》中这样说：“如果我的青年时代有四个关键词，它们是革命、爱情、文学与苏联。对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也就是苏联。”
苏联文学普遍格外沉重，就像是“大地、雪原和旷野中的呼喊”，读起来并不轻松，要求读者投入到熔炉中，在精神上进行一番修炼。有人评称：“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给你带来的精神震撼，可能远超过看一万个段子得到的肤浅快感。”
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奧会开幕式洋溢着浓厚的文学气息，俄罗斯文学赢得世界尊重。中国的一代人都记得保尔·柯察金的这段闪光格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段话激励年轻人就应该有梦想，有追求，要奋发有为。
苏联人喜爱读书，而且有买书、藏书的习惯。上世纪70年代在莫斯科，无论在地铁，还是公共汽车上，总是静悄悄的，人们都在低头看书或阅读当天的报纸。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俄罗斯民众家中几乎都有书房或图书角，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经典图书，包括50卷的《苏联大百科全书》。
他们总是书不离手，相互间赠送礼物，往往爱送文学名著或精美画册。他们认为，细细品味经典名著，不仅是艺术享受，而且能升华情操。
近日，有报道称，如今俄罗斯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超过12万种，居全球第三位。
“俄罗斯男人公文包里，总是装着两样东西——酒杯和书；女人手提袋里，也离不开两样物品——化妆盒和书。”这一说法是对俄罗斯人喜欢阅读的形象概括，可能也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素养高的一个源泉。
1995年5月9日，中国领导人应邀来莫斯科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时，当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音乐会上朗诵了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创作的《等着我吧》这首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死神一次次被我击败……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将会明白——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当时，大厅内掌声雷动，不少人都跟着一起朗诵。原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司长周晓沛回忆，音乐会结束后，中国原驻俄罗斯大使王荩卿给他打电话，说中国领导人要看《等着我吧》这首诗的原文，让明天早饭前送到。
周晓沛赶紧把这一任务下达给文化处，可他们感到为难，说中译文能找到，但半夜三更到哪里去找？周晓沛也觉得大海捞针不好找，就说可以请求俄罗斯朋友帮忙。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告诉说已找到了，俄罗斯朋友听说中国领导人对西蒙诺夫的诗感兴趣，马上就开车将他的诗集送来了。
图为2014年5月，“俄罗斯启示诗文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中国朗诵名家丁建华、乔榛、肖雄、方明、濮存昕、康庄、任志宏等现场倾情吟诵了普希金、屠格涅夫、茨维塔耶娃、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众多俄罗斯文学巨匠的作品，包括了《致大海》、《海燕》、《天放晴时》、《为人类而艺术》等多部经典篇章。图为乔榛（左）与丁建华（右）。（图片来源：中新社）
苏联老歌影响中国影视作品
苏联老歌是俄罗斯文化的不朽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珍品。它们不仅让你认识了俄罗斯人性格中的热情、豪放和凝重、忧伤两面，而且得到美的艺术陶醉，伴随中国民众已有半个多世纪，鼓舞和愉悦了中国几代人。
《北京晚报》报道，红莓花在俄罗斯随处可见，春天开放，花朵很大，美丽而火热，所以通常被用来比喻漂亮的女性。《红莓花儿开》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让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但红莓花儿却是一个误传了数十年的叫法，是歌词中文译者“创造”出来的，它的真名叫雪球花。而且，红莓花也不是红色的，是白色，其果实倒是红色，在中国东北俗称马林果。
正如《三套车》中文歌词中的“老马”，原文中是指爱姑娘，描述年轻车夫将失去自己亲爱的姑娘时悲伤和忧郁的心情，在中文歌词中“姑娘”这一主角却变成了“可怜的老马”。
与《红莓花儿开》齐名的《山楂树》诞生于1953年，原名《乌拉尔的花楸树》，“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在这条崎岖的山间小路上，我们三人到如今还徘徊在树旁。哦，最勇敢、最可爱呀，到底是哪一个？亲爱的山楂树呀，请你告诉我，他们谁更适合我的心愿？”花楸树也长在中国西北、东北山坡上，秋天开小红花，果涩，不能食用。这首爱情歌曲描写了工厂青年的劳动、生活和爱情，曲调悠扬，意境优美，打动了多少小伙子对纯真诚实少女的初恋。
新华网报道，2015年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曾以一首高亢激昂的《喀秋莎》震撼红场，无数中俄军民潸然泪下。
这首传唱于“二战”欧洲战场的苏联爱国歌曲于上世纪50年代传入中国，成为家喻户晓、一唱三叹的经典曲目。
历史的选择及歌曲本身难以取代的魅力使俄苏歌曲与当时的中国人民产生共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三套车》、《小路》、《海港之夜》等经典老歌以其特有的忧郁、深沉、感伤、悲壮浸润着人们的心灵。
俄苏歌曲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一代。《白桦林》、《贝加尔湖畔》等流行歌曲虽为中国歌手原创，但都透露着些许“俄式忧郁”。
近些年，不少观众在中国影视作品中也寻找到俄苏歌曲的痕迹。2010年，长篇小说《山楂树之恋》被张艺谋导演搬上大银幕，其片尾曲《山楂树》便是根据同名苏联老歌重新编曲而成。曾经万人空巷的谍战大剧《潜伏》的片尾曲《深海》，则是根据二战时期苏联歌曲《神圣的战争》的旋律填词而成。此外，《斯拉夫女人的告别》、《小路》、《共青团之歌》等曲目也均出现在中国影视作品中。
图为2014年2月，在索契举行的第22届冬季奥运会闭幕式上，俄罗斯文化名人成为闭幕式的重要元素，图中为俄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的画像在大屏幕上显示。（图片来源：中新社）
再次叩响中国市场大门的俄罗斯文学
俄苏文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就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到熟悉，缘于百年前，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罗斯作家开始登陆中国。《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不朽名著至今被奉为经典，根据作品改编的话剧也时常出现在当下中国的舞台。
新华网报道，从五四运动，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密发展时期，再到今天，双方文学交流起起落落。尽管如此，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发展依然无法回避来自俄（苏）作家的深远影响。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在中国耳熟能详。俄罗斯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土壤，充满了人文情怀和对哲学的探讨，几代中国文学爱好者在这些作品中浸润成长。
说到陌生，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欧美文学大量引进中国，以及苏联解体等原因，导致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出版市场逐渐芳踪难觅，9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更是知之甚少。
进入21世纪，俄罗斯文学在短暂的离别后，又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年轻一代更青睐阿赫玛托瓦、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现代作家的作品。
2014年，俄罗斯老作家格拉宁的小说《我的中尉》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并被译成中文。几番轮回俄罗斯文学再次叩响了中国市场的大门。
红旗歌舞团演唱经典曲目《神圣的战争》。（图片来源：北京观察者网）
红旗歌舞团与《神圣的战争》
苏联老歌中，最震撼心灵、激励士气的革命战斗歌曲可能要数创作于“二战”初期的《神圣的战争》。
综合中新社、《北京晚报》报道，1941年6月24日，诗人列别杰夫创作了《神圣的战争》；次日，时任苏军红旗歌舞团团长亚历山德罗夫彻夜为之谱曲；26日，在莫斯科火车站，当即将赴前线的士兵正与家人告别的时候，亚历山德罗夫率领歌舞团唱响了这首歌：“起来，巨大的国家，作殊死战斗，要消灭法西斯恶势力，消灭万恶的匪帮！”年轻战士听完歌后不再忧伤，斗志昂扬地直奔战场。《神圣的战争》被誉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音乐纪念碑”。
直属俄罗斯国防部的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是俄罗斯久负盛名的军队歌舞团，曾多次访华演出，光荣的英雄历史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使该团成为俄罗斯军旅精神的象征，享誉世界。
红旗歌舞团成立于1928年10月，当时隶属于苏联红军总指挥部，曾两度被苏联红军授予最高奖章——“苏联红军红旗勋章”，成为唯一两次受此勋章的歌舞团，“红旗歌舞团”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是俄罗斯最大的军事艺术团体。
2015年，为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70周年，该歌舞团曾到中国演出，为中国观众奉献特别歌舞节目。
2016年12月25日，一架载有92人的图－154飞机失事。乘客中包括俄罗斯军乐总指挥兼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的艺术指导瓦列里·哈里洛夫，同机的还有歌舞团的另外64名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