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仁者”之可能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少学者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如有人声称自己是新儒家，还有人声称自己是新道家或新墨家；当然，也有人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前者虽然属于文化认同，即突出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人，却直接定位于不同的学派；后者与其说是文化认同，不如说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或政治倾向。当然，因为都是学者，所以其定位都与自己的学术传承或学术背景有关。问题是，撇开术业的专攻，中国的学人，知识人是否应当有共同的或基本的文化认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一共同的或基本的文化认同是什么？换言之，作为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何以既“现代”，又“中国”？例如，中国的领导干部学国学，显然不是要成为新儒家或新道家新墨家，也不应当只是从传统文化中学一些为政为官之道，因为你要担当的是既推动中国现代化又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因而，你必须传承和创新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由此，我将上述问题聚焦为这样两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否”成为现代“仁者”？“如何”成为现代“仁者”？
这里不称儒者，儒者可能被狭隘理解，尽管它也可以做广义的解释；也不称君子，君子是相对于小人而言的。而仁者之“仁”，是人之“全德”（二程、朱熹），故仁者也可称为“仁人”，包括孔孟说的仁者、智者、君子。“仁”与“人”可以互训互释，仁是人的本质规定，也是人的自觉要求：如同孔子所说：“仁者，人也。”（《中庸》）“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并特别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孔子处于不同的境遇，面对不同的对象，对仁的阐发各有侧重，形成了丰富的仁学，但他明确自己的基本思想是“吾道一以贯之”，此即“仁”道，曾子将其概括为“忠恕”之道。这一仁道，犹如大化流行，沛然乎天地之间而莫之能御。从生生，爱人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既是境界，又是本体，陈来教授给出了全面的并且是属于生存论本体论的界说（参见《仁学本体论》）。由此可见，仁道即人道，是人在天地之间的生存之道、为人之道和自我实现之道，也是天地生生之大德在人这里的体现。因而，仁道决非只属于一个时代，而必定以类相传；自觉践行仁道的仁者，也决非只属于一个时代，各时代都必定所在多有。
孔子以来，作为传承和发展华夏优秀文化，并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忧乐天下、担当天下的那些人，就是“仁人志士”。文天祥被视为仁人志士的卓越代表，其绝笔书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鲁迅的一段话更是名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近代以来，我们也把仁人志士的称号赠给那些维新人物和革命者。本来，这就解答了我们“能否”成为现代仁者的问题，然而，过去由于受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传统与现代被认为是完全对立的，要成为一个现代人，就必须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四书五经不止是无用的，更是有害的，因而，似乎只有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中国人才能进入现代，成为现代人；反过来，似乎要葆有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就必须坚守原教旨，维护“三纲”，拒斥西学，反对现代化。这就陷入到根本的误区之中。
显然，这个误区是双重的，其一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仁道的超时代的永恒意义，对于后人来说，仁道既体现为先贤们的所作所为，又必定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存在于圣贤书中，不读圣贤书，何以向圣贤看齐？其二在于没有认识到，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相当的异质性，也不能简单地从异域横移过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如冰炭之不相容。在“我们”与“他们”的互动中，我们自己的文化能够刮垢磨光，激浊扬清，实现文化精神的自我突破，西方文化也必定经由我们的实践而发生某种本土化的变化，并成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化重要的有机构成。
历史也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两种反例。一是固守旧制旧说不明世界大势，抱残守缺，而其中的顽固昏聩者，其行为更是倒行逆施。如支持利用义和团，在庚子之乱中自杀殉清的大学士徐桐，历史并未将其与文天祥相提并论，原因何在？就在于依徐桐们的主张，中国人只能背离世界潮流，不仅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难逃亡国灭种之灾；一是将传统文化视为包袱或路障，必欲除之而后快，不仅自我贬损，而且自断根本，则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必定是外在的和表浅的。如此，我们只能抄袭别人皮毛，而自己则如无根浮萍，随波逐流。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持激进态度的，其行为更将凌空蹈虚，陷入乌托邦的困境之中。
可见，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否”成为现代仁者，而在于“如何”成为现代仁者。我认为，能够同时引导我们进入并确立现代社会秩序并传承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资源，就我们自身而言，只能是仁道的传承与创新，道理如下：
其一，仁道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坐标和出发点。从它出发，我们就能够承接和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国的先进分子之请来“德”先生、“赛”先生，接着请来“马列”，给中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破除三纲，实现男女平等，也是仁道体现；及至文革打倒孔孟，践踏人道，社会几乎崩溃。文革结束之后，请来市场和法治，则是为了“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并保障人权。
其二，仁道还是我们评判是非曲直并反省自身的尺度。如孔子所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我们对外反帝求独立，对内反专制争自由平等，今天则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公平正义；对传统文化本身也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如梁启超所说“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今天则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造性发展，当然是仁道根本精神特别是反省精神和进取精神的体现。
其三，因而，仁道也是与时俱进之道。孔子是孟子所称道的“圣之时者”，不拘成规，相机行事，依时而定。如孔子所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做、不要怎样做，只要怎样合理恰当就怎样去做。而天下国家也会变化：“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如果说仁道也要现代化，那既是指仁道精神的发扬光大，亦是指仁道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的新陈代谢；如果说仁道本身是不变的，那它恰恰包含了合理的变化，而这都是为了仁道目的的实现，即“天下归仁”的现代形态：人人自立，人人相爱；生生不息，兴旺发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所表达即是此愿景。
综上所述，我认为，尽管我们职业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甚至政治主张或政治倾向也有一定差异，但是作为身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和中国学者，我们应该也能够成为“现代仁者”，所以也必定能够在仁学或仁道的基础上，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共同承担起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百年国学，沧海桑田；沉浮升降，几盛几衰。国学之知识，不可不知；国学之魅力，不可不悟；国学之精髓，不可不察。学国学，可明得失、鉴是非、知兴替、辨善恶，提高人文修养和德性素养。为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学国学，特建此公共平台，旨在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对国学的温情、敬意、尊重和认同，知古鉴今，温故知新，彰往察来，见微知著，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