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翔，浙江三门人。1970年出生。2008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文学院创研室主任，一级作家。出版专著《生命意义与文学表达》，先后于《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如果从母题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读过〈奥德赛〉》和《奥德赛》写的都是还乡。所不同的是，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始终是一位英雄。他在回家途中所经历的诸多磨难、痛苦和教训，使其更成为英雄。他最后终于回到家，并从那帮求婚者手中收回了王国和妻子。但在周文的这篇小说中，没有英雄。关于奥德修斯的艰难旅程，卡尔维诺在《〈奥德赛〉里的多个奥德赛》中说，《奥德赛》也许是“所有航程的神话”，不管它存在于现实的语言中，还是神话的语言中，“如同哪怕是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每次旅程都依然是一部《奥德赛》，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奥德赛》。”那么，在周文的这篇小说中，“我”和表姐芳芳的回乡之旅，也依然是一部《奥德赛》吗？
《你有没有读过〈奥德赛〉》写的是高中刚毕业的“我”跟随表姐芳芳回老家X镇的探亲之旅。虽然时间不到一周，但这实在是一段不堪而让人感觉沉重的旅程。小说由“我”、表姐、表姐的家人以及女孩红梅等人的故事组成，涉及很多层面，但每个层面让人看了都轻松不起来。
首先是“我”与表姐芳芳和“老家”的关系。一般来说，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老家”经常是人们渴望归去的现实或精神家园。但在这篇小说里，“我”和芳芳对回老家都心存抗拒。“我”的抗拒是从小说一开始就直接表现出来的。老家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6岁随父母搬到省城，中间只在外公去世时回去过一趟，但那次冗长无趣的葬礼、整天打麻将的大人和一堆不认识的亲戚都没给“我”留下好印象。“我”这次回去只是为了逃避母亲的唠叨。芳芳一开始并没有表示，但回到老家后，她坚决表示，四天后必须离开。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妨通过“我”的眼睛看看X镇的模样。在姨父住的小巷里，“满地用过的避孕套、带血的卫生巾、砸碎的酒瓶与连着针头的注射器”，它们与小镇的河流一起散发着“奇怪的恶臭”。这里的班车“模样古怪，如同锈迹斑驳、窗户敞开的铁皮房子”；空气里全是尘霾，使“霞光红里带黑，看起来就像一摊黏糊糊脏兮兮的血”；外婆住的小区满地都是煤尘，家家大敞着门，开着电视，却不见人影。姨父是个酒鬼，姨妈是个悍妇，外婆流着眼泪和鼻涕。认识红梅之后，“我”还知道这里有讹赌、吸毒，三年出了八起命案。这里曾有四大矿区，但随着资源枯竭，矿区撤销，又没妥善的管理，所以留下了满目疮痍。这还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家园吗？
再看这种环境里小说人物的命运。首先是“我”的姨父姨母和红梅的上一代。虽然他们只是矿工，但毕竟曾比镇上的普通人风光，但随着矿区的凋敝，他们的生命也凋敝了。他们自知跟外面的差距，但已经走不出去了，最多也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子女身上。而比“我”小五个月的红梅，则早已接受矿难“迟早会落到自家亲人头上”的命运，在“老汉挂了”之后，初二就辍学混社会。为了能够混得开，她不得不“练练胆”把一个欠烂账的人给阉了，后来慢慢习惯，成了“七姐”；但她并没想要出去，因为她“晓得自己几斤几两，出去了连屁都不是”。地域决定了人的命运。即便这是一个消磨人、毒害人的地方，他们基本已别无选择，更不用说“仰望星空”。
“我”和芳芳是小镇上极少数走出去了的下一代。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芳芳出生于1988年，是个特别懂事的“80后”，是个各方面都能符合当下众多父母期待的“学霸”。她用的是一部老式翻盖机，没装微信和QQ，短信和通话记录也一片空白，在父母砸碗掀桌吵翻天的时候，还能躲到洗手间旁看《大学生始业教育指南》。她考上了硕士（论文做的是《奥德赛》），前景应该算是不错，但芳芳又是小说中最累的人，因为她要承担太多的东西。作为小说人物，芳芳也是小说中着墨最多、最让人感觉沉重的人。她是小说的重心，也是撑起小说高度，由现实走向超越的人。
作为X镇极少数能够走出去的人，芳芳要承担父母对她的厚望。实际上她也是这个时代“成功学”价值观的执行者，为此她必须全力以赴与那些背景更好的人去竞争。因为没有背景，她必须热衷于兼职赚钱，但她又必须承担传统价值观和良知的压力。比如她在做留学中介时，眼看着一家人背了一屁股债来交其实只是为了骗钱的中介费，会“心头很不是滋味”。当然，芳芳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她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和追寻。在和“我”谈论《奥德赛》时，芳芳说：“‘我看见，我们在这儿能够幸福，正如男人和女人，当他们只有简单的需要’，但奥德修斯终将离去，别人眼中的幸福生活无法挽留他，……这是他和那些变猪的随从的区别。”芳芳无法在“平庸琐碎、充满缺憾的日常生活”和“黑屋”中获得满足。她说：“你总觉得你的心是空的，但又不知道用什么来填满。”但她知道，“I’m not Odysseus，I’m not a hero.”也没有自己的王国和忠贞的爱人。她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无尽的奋斗、疲惫和虚弱，而她所追求的完美的星空就像遥远的地平线。此时，芳芳所面对的已不是现实问题，而是个体存在的终极价值问题，或者说是在这充满痛苦、磨难的时代，个体的精神依恃问题。这让一个连现实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弱小肩膀，如何承担！
如果说芳芳是一个不断给自己打气、努力追寻生命价值的人，那么“我”则是一个不断给自己放气、不断解构一切价值的人。“我”无心学习，因为“成绩好成绩差有前途没前途，我并不在乎”。在“我”眼里，人生就是随便找点乐子，但“我”也不愿为此付出努力。他曾为追女朋友办了张健身卡，但只用了两次，因为他觉得“为泡个妞累成这样不值得”。在他这里也没有爱情。他与姚琴、与红梅在一起也都只是找乐子，所以虽然他与红梅混了五天，觉得自己有点爱上她了，分别时会有点不舍，但当他被红梅吓坏了仓皇逃走后，他马上把心思转回到姚琴那里，并觉得自己在红梅那里学会的“实战技巧”，可以把姚琴爽翻。他没心没肺，对一切都无所谓。他当然也不管什么道德、良心。当芳芳说为收中介费的事“心头很不是滋味”时，他却说：“何必跟钱过不去？”与红梅共度两夜之后，他甚至觉得，如果能让芳芳体验到他这种“性福”，大概她就不会再跟自己跟别人跟整个世界过不去了。他没听说过《奥德赛》，不知道什么是“仰望星空”，也根本不知道精神是何物。他说，“只要最后不挨一刀”，做一头“有吃有喝有交配，万事不操心”的猪，也是很好的事。
周文在这里无疑已涉及一个非常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即“90后”的道德、价值观滑坡的问题。对芳芳而言，这未必不是她精神上的又一个压力，因为她发现自己已没有同伴，她的艰苦努力在她表弟的眼里都是不合时宜。一切都被解构了，那么，她的精神同盟和依恃在哪里？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周文重复了一段深含寓意的描写：“她和她的箱子被人潮推挤着，仿佛汹涌洪水中一截倔强的、分出个小杈的黑树枝，不断沉下去又浮起来”；她“拖着那只装满了书的黑箱子，向前走得很吃力，可她仍然努力扬起头，但这高傲而悲怆的模样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细瘦的背影瞬间消融在黑暗的拥挤的人群中”。如此的倔强，如此的高傲，又是如此的疲惫与弱小。崇高消解，没有归宿，这样的旅程还是不是一部《奥德赛》，哪怕是一部小的《奥德赛》？
可以说，在我近期所看的中短篇小说中，已经很少看到这种沉重的作品了。这或许与周文西方哲学博士的身份有关。《奥德赛》显然是使小说走向深入与开阔的一个要点。藉此，小说超越了对历史、现实的记录，而上升为对此种处境中每个个体存在的整体性、超越性关注。在叙事方面，虽然芳芳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但小说却选择了“我”作为叙事人对她进行消解。这就使这篇小说在内容之“重”与叙事语调之“轻”之间，达到了一种有效的平衡，使小说不至于因为内容的沉重而显得凝滞。这不但增加了小说的阐释空间，也增强了小说的思想和审美张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语言。周文在这篇小说中显示出了很好的语言才能。除了场面、人物描写得准确和简洁，生动的四川方言的运用也是其特色，不但没让行文变得生涩，反而增加了小说的戏谑性与幽默感。即便是“我”口中时常出现的让人讨厌的流行语，也因为符合人物的身份，反而显示出其个性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