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当代艺术的“反动”传统 | DawanArt

  

蒙德里安对维米尔的诠释

  【大碗按】上期“大碗艺术”介绍了法国保守派与创新派关于当代艺术的争论及这场争论的背景。无论对当代艺术的质疑还是辩护,都应首先明白它的历史语境,将它还原到具体的时代意识与观念冲突中去考察。鉴于保守派舆论声势巨大,我们翻译了在中文资讯中所缺失的争论的另一方的声音:菲利普·达根《对艺术的仇恨》的前言。在前言中,达根的论述略显概括。本期“大碗”继续译出《对艺术的仇恨》首章的部分内容。达根在这篇文字中先是勾勒了三位“反方代表”的形象,指出他们思想的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植于某种法兰西知识分子的固有立场和情怀。之后,达根对二十世纪传统派的几次回潮进行了大致的梳理,为我们再现了类似争论的历史反复。在他眼中,这种争论无甚新意,只不过是一次次老调重弹,由新演员排演的旧戏码;重要的是弄清其背后不同价值系统间的微妙冲突,而绝不仅是简单的是非判断。

  菲利普·达根(Philippe Dagen)

  小木 / 译

  如今最为必要的,是知道谁在主导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有关一种被冒犯的良好趣味和被嘲笑的常理。并且要知道,这种话语背后隐含着怎样的信仰、原则和价值。

  他们是谁?基本上,这三位作者之间是迥然不同的,他们如此不同以至于将他们相提并论会令人困惑。马克·弗马洛利(Marc Fumaroli)可谓理想的文化人,已抵达荣誉的巅峰。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专家、路易十四时期文化史专家,他研究修辞学,先后在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任教。作为著名学者、尖刻的评论家、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崇尚古旧和高雅。这位喜欢冷嘲热讽的上流社会人士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一切就很自然了,比如他十分遗憾没能生活在罗马,或至少是生活在1650年的巴黎。他应该加入某个半秘密半异端的学会或诗歌团体。他的讽刺短诗、毁谤文和华丽词藻要么会让他名声大噪要么会让他入狱或流亡。也许他同样很遗憾,此类惩罚已成为历史;因为一旦撒旦变成主教,他也想把这些惩罚加诸他的敌人。

  

马克·弗马洛利(1932-)

  如果在弗马洛利身上有一个君王/主教,那么在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身上则住着一个《启示录》的布道者。当代社会的哲学家,鲍德里亚对西方文明中最现代的部分、它的技术性与机械化,表现出强烈的研究热情。他的书描写、解析和揭露了一个电视传媒和计算机主宰的世界、一个被物所侵蚀、充满转瞬即逝而诱人的图像的世界。他描绘了一个脱离了一切现实感的美国,被完美的幻象所催眠,陶醉于麻木,陷入无生命的惰性。他对这些现象的陈述和批判因耸人听闻而大获成功,尽管从哲学推理的角度来看,作者的论断有些笼统和教条。他的作品使人惊恐,令人困扰。他的书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他的语言充满复杂概念和抽象命题,令读者无力印证。

  

让·鲍德里亚(1929-2007)

  在三人之中,唯有让·克莱尔(Jean Clair)可称之为艺术圈的圈内人。他并非文人墨客或哲学家,他的职业是美术馆员和艺术史家。在这些领域中,他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好奇心,并不屈从潮流。他曾任毕加索美术馆馆长,尽管他一点也不喜欢毕加索。他所热爱的是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分离派和两次大战之间意大利的忧郁艺术家,那些他认为能看到某种“土星气质”的作品。他不如弗马洛利和鲍德里亚出名,但在美术馆圈子里,他的名声是稳固的。如果继续以神职人员来比喻,那么可以把他描绘为一个易怒好怨的神学家,他不知疲倦地阅读着古代卷宗,笃信它们的教义高于一切,为它们没能取得绝对胜利而懊恼。

  这几位思想导师各有其追随者和助手,他们为导师们的权威话语添砖加瓦。他们只是以最简单的言论工具陈列导师们的观点,却并不懂得以修辞术或珍贵的哲学式讽喻来包装他们的想法。他们过于熟练地借用导师们的论断,导师们不免会嘲笑这些笨拙学生的错误,然而还是欣然接受他们的崇拜和陪同,为了显得人多势众。

让·克莱尔(1940-)

  这些就是主角。他们或同时出现,或各自为战,各有不同的风格,他们宣示判语、发布驱逐令、申明论点。哪些论点?这才是真正需要厘清的部分。然而,如果这些论点只不过是旧有思想的重现,是不值得深究的。确实,它们一点都不新鲜。它们唤起记忆,引起相似的联想。它们早已被使用过。在二十世纪期间,它们也曾多次老调重弹。

  

菲利普·达根和他的著作《对艺术的仇恨》

  第一次是1905年左右。当时,野兽派和立体主义宣告了艺术史的断裂,马蒂斯、毕加索、德兰和布拉克十余年间的创作,打破了印象派及其各种变体占据艺术主流的局面。为了反对这些被指为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派和虚无主义者的画家——艺术界的博诺团伙,一个反动组织也动员起来。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成为反动者的理论代言人,他本人是一个皈依了古典主义的曾经的创新派。

  第二次运动发生在两次大战期间。在一战刚刚结束后,纪念和宽慰、有意识的遗忘和对逝者的礼拜接踵而来。自1919年以来,批评家和画家们开始以爱国主义美学的名义,呼唤一种法国传统,从“穆兰的大师”一直到塞尚。一份谱系、一片土地、一种原则,向田园与自然的回归:他们的话语是在追悔和修复之间所找到的平衡。这种情绪使得曾经的立体主义画家安德烈·洛特(André Lhote)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必须立即把目光转向更古老的时代那些陌生的大师们,我们的父辈曾精研他们的艺术从而大获裨益;我们必须带着一种有意识的不宽容,坚定地选择一种立场,这种立场要求明晰,当我们经历了严峻的危机,只有法国大师的传统对我们来说才是唯一重要的。”在反对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声浪中,这种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强。

  第三次回潮:当维希政府确立了巧妙逢迎的贝当主义政策后,尊崇传统成为官方信条。劳动、家庭、祖国,这一系列漂亮的词语被强加给艺术家。幸亏有劳动——艺术工匠们的不懈劳动,我们才能结束先锋派的颓废堕落——他们完全忘记了曾在美院学习到的优秀传统。家庭观念和对祖国的热爱使得回归法国文化成为画家们的责任,不能再迷失在无国界的、反常的国际主义情绪中。1942年,洛特说到:“法国画家的优异之处在于热情的实践、愉悦的耐心和对现实的热爱。”1944年春,批评家加米耶·穆克莱尔(CamilleMauclair)指责现代派“在一种愚比王艺术的圣巴托罗缪屠杀中,摧毁和烧焦了所有的一切。就像希特勒在德国的行径一样……”

  今天,让·克莱尔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必须效法“德国画派、意大利画派、伦敦画派的榜样,这些艺术流派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不坚守各自的文化价值:意大利性、日耳曼性和不列颠绘画传统。与此同时,法国的现代派们却以劣等舶来品的国际主义为名,继续攻击自己的文化身份,宣扬美国式的风格,巴黎的‘先锋派’只弄出了一些乏味沉闷的仿冒品。”“劣等舶来品的国际主义”、“日耳曼性”、“意大利性”:这些词汇并不新鲜。

  它们无疑宣示着相同的恶意,这种话早就被说过了。它们也曾以反法西斯的论调出现,一切并不矛盾。这些翻来覆去的比较和引述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就余音不绝,这就是传统派的教义,目前的争论只不过是它最新的表现。这种传统主义的背后是一种以本土观和自然秩序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它强化了对艺术的某种定义。

  因此,应该从老调重弹的现象开始梳理,去观察这种批判网络是怎样形成的,这一网络热衷于这样一些概念:良好趣味、美、天性、技艺、传统、民族、人民——与此相反,一个“反系统”也逐渐成型,即:坏趣味、质疑理性的理性、颓废、世界主义、隐晦派。前者代表所有的美德,后者则是恶的力量,某种黑色阴谋的联合。于是斗争成了善与恶的斗争,也成了永恒与暂时的斗争,神话的古代与抽象的现代的斗争。这种二元对立看上去十分粗陋——它也确实如此,传统派所建立的分析给我们带来的重要教益并不比这多。他们如此雄辩,自认为如此博学,却在材料和论证上根本缺乏严密性。这种话语会永远存在,并且也让我们看到,它疏于变化,在某些细节上,它那种小心提防的辞令,不能不令我们想起德占期的宣传口号。尽管不乏自我克制和小心谨慎,我们还是能认出其中的政治谱系。正是在其中,可以窥见一种法国式反动思想谱系的基本要素。

  ①指基里柯、莫兰迪等艺术家,是让·克莱尔推崇和研究的对象。2005年,让克莱尔曾在巴黎大皇宫策划过一次题为 Mélancolie(忧郁)的展览,在这一主题下汇集古今艺术作品,呈现出他的主题研究法。译注

  ②Jule Joseph Bonnot(1876-1912),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有过暴力抢劫等非法行为,其团伙被称为la bande à Bonnot“博诺团伙”。译注

  指弗拉芒裔法国画家让·海伊(Jean Hey 1475-1505),十五世纪末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尤以其为法国中部阿列省的穆兰大教堂所绘的三联画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穆兰的大师”(Maitrede Moulins)。译注

  André Lhote, “Première visite au Louvre”, NRF, 1919, repris in La Peinture, le Coeur de l’esprit, Paris, Denoël et Steele, 1933, pp. 56-57.

  André Lhote, « De Fouquet à Picasso », NRF, novembre 1942 ; cité par Laurence Bertrand-Dorléac in L’Art de la défaite, Paris, Seuil, 1993, p. 208.

  法国剧作家雅里(Frédéric Jarry)的名剧《愚比王》(Ubu Roi,又译《乌布王》)中的主人公,此处借喻其粗鄙和荒诞不经。译注

  1572年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发生在圣巴托罗缪日(8月23日)夜间的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胡格诺派的野蛮大屠杀,死伤极众。译注

  Cité par Laurence Bertrand-Dorléac in L’Art de la défaite, Paris, Seuil, 1993, p. 58.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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