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那波先锋作家的成名与主流文学刊物与媒体的推动不无关系，在此之后，区区数十年，时代发生巨变，文学刊物渐渐式微，各类新媒体出现，电影和游戏等新的娱乐方式取代了阅读，随着传统媒体的没落，纯文学也进入了尴尬境遇。
豆瓣用户@兔草/文丨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未经允许，禁止转载丨
苏童原名童忠贵，莫言原名管谟业，依此推断，余华也该有个真名，但事实上，我错了，余华这个名字，真的不能再真。
1960年春天，余华在浙江杭州出生，父亲祖籍山东，母亲是绍兴人，二人最初在杭州安家，三岁时，余父被调往嘉兴市海盐县任外科医生，余华才随父全家迁移至海盐县。
我在网上搜了搜“海盐”这地方，给出的词条，十个有九个与钱塘江大潮有关，剩下的一个说海盐这地方多出文化名人，金庸徐志摩余华这三人是老乡，事实上，这是谬误，金庸与徐志摩祖籍是海宁，和海盐并非一个地方。
在海盐，余华开启了他的童年生涯。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父母由于工作繁忙，没法带孩子，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让孩子“自己带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特点是将钥匙悬挂在孩子脖子上，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就让大的看着小的，余华就是在这种父母缺席的童年中长大的，在他们还小的时候，父母没法给他们钥匙，他和哥哥经常被反锁在家里，两个孩子就扒在窗户上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这是余华人生初期的游戏之一。
因为父母都在医院工作，余华时常往医院跑，他在医院里游来荡去，很快将医院每个角落摸清了，无聊时，他坐在板凳上等父亲，等来等去，通常会等到一个穿血衣的人——余父是外科医生，白大褂上常年沾满血迹，还习惯边走路边摘下沾满鲜血的手套。
作为医生之子，余华从小就见惯了生离死别，成年后，他习惯使用“刀刀见血”的文字，有人形容——“那些字句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残忍”。余华念小学四年级时，全家搬到了医院职工宿舍，这个宿舍的位置非常妙，正对着太平间，几乎每晚都能听到死者家属的哭喊声，后来余华形容那时的生活——
“那几年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有人用三个词概括了余华的童年经验——“孤独/死亡/大字报”，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六十年生人的集体经验，他们就生活在那样荒谬入骨的时代。余华升入海盐中学后，渐渐迷恋上了大字报，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总要在大字报前驻足观看，并反复推演其中的文学手法——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和那个年代所有年轻人一样，大字报和红色文学是余华的主要文学启蒙。
在那个读书无用论年代，也没有文学的位置，语文课里唯一残存的文学气息来自鲁迅，余华后来在一篇散文里写道：
“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诗人名叫毛泽东。”
就是在那样匮乏的年代，正值青春期的余华创作欲无处发泄，他开始尝试将音乐与文学结合——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谱写成音乐。
中学毕业后，余华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结果是——落榜，这下他彻底没了别的选择，三月，由父母安排，余华成为了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的一名牙科医生，他当然不喜欢那份工作，后来他说：
“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别人的口腔，这时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这时的余华年少气盛，工作间隙时，他时常坐在窗口边看对面文化馆的人进进出出，看久了就心痒了，他开始明白——文化馆和卫生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前者轻松有趣，后者乏味沉闷，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无趣更惨了，余华想，他得想办法到文化馆去上班。
进入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必须会一门文艺特长，而余华只会研究牙齿，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被生活逼入了死胡同，打算弃医从文，和鲁迅那种为国为民的崇高气节不同，余华的想法很单纯——他不想再做牙医了，文化馆上班时间自由，不需要屁股八小时黏在同一张板凳上。
为了进文化馆，余华将上班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文学，那时他经常呆在虹桥新村26号那间自己的临河小屋中憋稿子，也就是在同一时间，他和精神上的文学偶像川端康成相遇了，开始学习川端康成对细节的琢磨与表达。闲暇时，他也开始与当地文学圈的年轻人交朋友，交换投稿与阅读经验。
1983年，余华在《西湖》杂志发表了短篇处女作《第一宿舍》，小说讲的是一家医院里的宿舍楼，很显然，故事取材于余华个人的真实经历，他在小说开头写——
“这家医院和这幢楼一样，都已有六十年历史，如今全院所有进修、实习医生全挤在楼上。楼下是医院托儿所，与太平间隔路相望。”
杂志里还缀上了余华的个人简介——
“男，22岁，在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工作。本文是处女作。”
在此之前，余华也和所有青年小说家一样，“享受”过不少退稿待遇，他成名后说“那些发表在杂志上的并不比我写得好，为什么他们能发而我不能。”传统文学杂志就是这样一个壁垒森严的圈子，年轻小说家轻易闯不进去，大多发表位置让给了各省市文联的人，但只要发表一次，就等于给自己盖了个戳，发表了处女作后，余华打上了鸡血，陆续收到许多用稿通知，这其中，来自《北京文学》的肯定最为重要，对方杂志编委邀请他赴京改稿，这给了年轻的余华以信心。
摄影师肖全镜头下的余华
1986年春，余华赴北京西直门上园饭店参加《北京文学》的笔会，那时，他已经成功进入梦寐以求的海盐县文化馆，负责《海盐文艺》的编辑工作。在席间，余华将自己的新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交给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驼审读，李陀看完后说：“你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那一年，余华27岁，李陀的话让他胆子越来越大，接下来，他又在《北京文学》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同时又在《收获》发表《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期刊的辉煌时光，文学圈内有一句话是，如果你在《收获》上发表三部小说，就意味着你已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收获》成为了余华文学生涯的转折点，也正是由于著名文学期刊的肯定，余华一跃成为著名先锋小说家，并被鲁迅文学院看重，吸纳进了创作研究生班学习，与他同期的同学还有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当然，一个充斥着文艺青年的圈子，总是不免出现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人们在谈文学谈艺术谈理想谈人生时，通常也可以顺带谈个恋爱，也就是在那时，余华认识了来自重庆的女诗人陈虹，当时的余华，是已婚身份，有个小他五岁的貌美妻子，妻子是他在海盐县文化馆认识的年轻越剧演员，可以想象——一个从小地方到首都来的年轻人，如何在发酵的氛围里，渐渐感到自己与曾经的故乡和生活越来越远，陈虹的见识与学识令余华大开眼界，两人聊来聊去，一下就产生了相见恨晚之感。
在鲁院学习期间，余华一边接触包括马尔克斯、福克纳、胡安·鲁尔福等大量现代作家的经典作品，一边创作了一大批先锋式的中短篇小说。在那段时间内，他发表了《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往事与刑罚》、《鲜血梅花》等一批极具先锋意味的中短篇小说，并被嘉兴文联看重，成为了《烟雨楼》的编辑。
三十岁，对大部分作家来说，还是他们写作的婴儿期，但对于余华来说，三十岁的到来，标志着他已经完全进入成熟且成功的小说家行列——31岁，余华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32岁，出版了第二部小说集《偶然事件》，同年8月，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33岁，余华与作家班同学陈虹结婚，受聘为浙江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并在《收获》发表重要长篇小说《活着》，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三十岁的最初几个年头，余华走上了自己个人小说创作史的巅峰，接下来，整个中国的人都等着他写出超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作品，但其后十年，余华在小说创作上销声匿迹，转而去写杂文随笔去了，这十年，余华的名字不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被传播到了全世界各地，余华的小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他的名字几乎成为了一张全新的中国名片。
不写小说的时候，余华就写随笔，也是因了这个原因，他与后来的凡客总裁陈年相识，当时陈年也是个彻头彻尾的文学青年，为《北京青年报》写稿，同时也是报纸记者，他奉命去采访余华，整个采访过程诚恳而紧张，陈年视余华为文学偶像，而余华那时还没明白到底该怎么做个偶像，于是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把陈年扔进一个漆黑小房间，又将巴赫的唱片放进了唱片机，随后转身离去，半小时后，他再度进入房间，问一脸懵的陈年——“你觉得巴赫的音乐怎么样？”
在那个纸媒火热的年代，《北京青年报》的影响力再度令余华走上名气高峰，他儿子的幼儿园老师甚至亲自登门造访问是否可以帮助他的儿子上小学，那时候，余华时常就从五棵松骑上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北京大学，和陈年等文学青年讨论文学，他言语中不乏自信——“我始终认为我走在中国文学的最前列。”
兴许是偶像包袱太重，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三岁，余华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小说，简直陷入了传说中的“巴托比症候群”，不写，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写不出超越自己的作品；二是因为，如果没有写出神作，地位就不保了，他那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养家糊口，带领全家过上好生活是他更需要考虑的事情。
余华的儿子叫“漏漏”，据说这个名字有“漏网之鱼”的意思，孩子的到来完全是一个意外。与余华结婚之后，诗人陈虹似乎也不再有精力创作作品，她转而变为一心一意支持余华创作的家庭主妇——她好像在赌什么，赌余华会成为不朽的作家。
三十三岁到四十四岁，写作的黄金十年，余华仅有随笔产出，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外界对他的期待也就越来越高，这十年，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代的年轻小说家已经完全不满于体制内的创作，也有些鄙视传统文学期刊，他们甚至玩起了割裂，公然与各大刊物叫板。
《收获》编辑程永新在一篇随笔里写——
“他们在九十年代后期，纠集一批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搞了个‘断裂’，为了表示对现状不满，为了表示一种姿态，他们骂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应该骂《收获》。就像莫言说的那样，他们反对的很多东西也是我们所反对的。这是我很多年里，第一次正面谈这件事。那时的韩东和朱文从社会底层拱出来，内心比较压抑，对此我能够理解。其实说穿了，他俩就是嫌自己还不够有名。他们俩喜欢来事，却又缺乏搞运动的素质。”
余华那波先锋作家的成名与主流文学刊物与媒体的推动不无关系，在此之后，区区数十年，时代发生巨变，文学刊物渐渐式微，各类新媒体出现，电影和游戏等新的娱乐方式取代了阅读，随着传统媒体的没落，纯文学也进入了尴尬的境遇，与此相对的是韩寒郭敬明等八零后作家以青春小说吸引了大批粉丝。
尽管传统文学进入了一个不尴不尬的时代，但余华的影响力仍旧毋庸置疑。2005年，余华的小说《兄弟》的上半部出版，成为了一个显著文化事件，许知远跑去采访他，这时候的余华已经不再青涩，他已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接受过无数采访，是一个胸有成竹的名人了，他不再像当年面对陈年那样局促不安，在新书上市的四个星期，他已经去了四个城市，接受了数不清的重复采访——余华几乎变成了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家，他不再恐惧媒体的聚光灯，也不再害怕暴露在主流的视线内，他已经完全清楚应该如何包装自己，也知道应该如何谈论他的作品。
那个时候网络已经完全发达，余华每天都在当当和新浪查看别人对他新书的评价，网友负面评价不少，但这并没有阻止《兄弟》的大卖，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言，
“余华不怕你们黑他，《兄弟》就是负面评论推动大卖。在余华保持七年磨一剑的同时，同为先锋作家的苏童则保持着稳定的输出节奏——三年一部长篇，每年几个短篇，但《蛇为什么会飞》《碧奴》《河岸》的口碑，也远不能和他早年的名作相提并论。”
这时我不禁想起一首歌，歌里唱：“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兄弟》出版七年后，余华又交出了新的答卷——长篇小说《第七天》，这时已经是2013年，距离预言中的2012世界末日刚过去一年，2013年的六月，书市格外沸腾，因为余华又回来了，在颓靡的图书市场，余华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十多年来的“低产”，让外界对余华的新作格外好奇。
这本书带来了两级分化的评论，其中的苛刻评价使用了一些极其夸张的用语——“词语的失败，细节的失败，人物对白的失败，叙事风格的失败……”有些评论家甚至说——“如果说前作《兄弟》是给许多热爱余华的读者以重重一击，或曰下马威的话，那《第七天》就是持续的创作信誉透支了。”但与之相反，《第七天》的销量却出奇好，这本书在争议声中领跑了各大图书销售榜。
2013年真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余华《第七天》出版，苏童《黄雀记》出版，金宇澄《繁花》出版，相比于前两位的年少成名，金宇澄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隐藏作家”，多年来，他从事编辑工作，在文坛并无任何声音，金宇澄生于1952年，比余华还要年长八岁，沉寂多年，以《繁花》发出声音，收获的口碑却不俗，在豆瓣阅读评分中，《繁花》8.7分，而《第七天》只有6.9分。
有句话叫“文章憎命达”，许多人都会产生这种想法——“这帮知名作家知名导演的作品越来越烂，是不是生活过太滋润了？”冯唐也在一篇杂文里说——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最早的长篇，他最好的东西，也是他那拨人中最好的长篇。我不相信他这辈子能够超越这一篇中达到的高度。不如学学格非，找个名牌大学去教书，培养下一代文学女青年。”
祖师奶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我国的创作者都有十分强烈的年龄焦虑，好像三十岁没有出名，这辈子也不用谈功成名就了，但瞬间的财富增长后，带来的往往是创作上的倦怠与不知所措。
他们好像在描写这个时代，但看起来基本像新闻拼贴采样，现实已经荒谬至此，似乎不允许小说家在上面添油加醋。
余华最近一次的出现应该是在一个名叫“骚客文艺”的公众号上，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爸爸出差时”的文章，阅读量达两万，远超这个公众号日常的五六千，在文章底部，公众号的运营人颇有心机的将“余华”的名字列在一众作家之前，这可能也算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论资排辈，但如果你将这些作家的名字扔给现在的90后年轻人，他们可能一个也认不出来。
在一个处处十万加文章的自媒体年代，严肃的写作本身就无比荒谬，所以余华老师满世界转悠转悠，替中国搞搞国际形象也挺好的，因为国内的事情本来也是关心不来的，关心了，也写不出来，所以不如让我们唱起那首歌——“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在80后作家孙一圣的小说下面，名为“yuhua”的ID评论道“第一个故事《裤子》妙不可言，后面的没认真读，眼睛糊了。我看触摸屏上的文章不能超过五分钟，以后就看不清了。”而孙一圣在文章下的回复则是“看到余华老师的评价，激动到打字手发抖。”
一个时代过去了，曾经割裂过，反叛过，到了这个年代，新一辈的80，90后纯文学作者又开始如余华当年一样——颇希望得到主流认可，但主流在哪里呢？《收获》与《花城》杂志为了笼络年轻人，开始搞APP和社群，一个叫“行距”，一个叫“爱花城”，但毫无起色，阅读类APP极难融资，开始大批死亡，连韩寒的ONE APP也处在尴尬转型阶段，几乎每一次改版都要流失一大批用户。
我们无法再期待作家给出关于当下中国与时代的注解，一切淹没在了碎片中，不知道五十七岁的余华在回望自己激情燃烧的岁月时，心里会不会浮出一种感叹——“原来过去的就是最好的时代。”
当然，作为余华曾经的粉丝，我还是无比期待他能再写点有意思的东西出来，哪怕是中短篇，毕竟，六十八岁高龄的村上春树还在写，还出了新书——《骑士团长杀人事件》。六十岁才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年纪，现在说什么都太早。
P.S. 此篇八卦写于焦灼的七月中，人生值得焦虑的事有许多，但真正值得焦虑的事儿很少。以后写不出小说时会写八卦、杂文、书评，也是为了博君一笑，爱笑不笑。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