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豆瓣用户 北回归线 对《希望的另一面》的影评
原题 《希望的调色板》
可知道，有的餐厅并不发放菜单，因为厨师只做一道菜——就算有菜单你也没得选。“作者导演”圈里，阿基·考里斯马基就是一位这样个性厨师，他不像其他有些大导演，想办法从技术或题材上实现突破和对艺术生命的延续——而是恰恰相反，把对自己已有风格的坚持作为“突破”和“延续”本身。参加2017年柏林影展（并最终荣获最佳导演奖）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依然是阿基对底层阶级，社会福利机制，移民等敏感问题谱写的另一部变奏曲。
喜爱这位芬兰导演的观众，首先一定是“阿基美学”的拥趸：以胶片为载体的明暗和色彩，极简布景，不苟言笑的人物，和舞台剧效果的对白，还有动听醉人的摇滚乐。这些元素在《希望的另一面》里都轻易找得到，并有增无减。略有新意的是对故事线的处理，在剧情并不以 Wikström （餐馆老板） 和 Khaled （叙利亚难民） 两位男主角中的一人为中心时，导演巧妙地在影片的第一个小时里让毫不相干的两条线索并行——此时，整部影片的调子是十分舒缓的。而在观众对情节和人物的把握逐步清晰之后，两条线开始汇合，同时，影片的节奏也开始加快，随着两线相合带来的张力最后一气呵成，看起来十分舒服。
这样工整讲故事的方法其实十分古典，而阿基则再一次用实践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形式本身就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布景，色调，幕与幕的切换，叙事的章法，还有配乐做得都足够完美的情况下，其他元素——诸如人物形象和心理的刻画，对白，甚至表演本身——都是可以退而求其次的。 这也是在我眼里，《希望的另一面》超越了阿基本世纪前三部作品（《勒阿弗尔》《薄暮之光》《没有过去的男人》）中最主要的一点。作为本届影展开始前最受关注的一部影片，至少从纯粹的观感来讲，相信每一位去现场的人都和我一样，不会失望而归。尤其值得一提是导演在这部电影中对配乐的使用，除去歌曲旋律的动听和应景，其中几处甚至通过音乐本身实现上下幕的切换（例如在音乐演奏了一阵之后，路边的摇滚歌手从画外进入画内），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回到内容上，导演在本片里对社会问题的视角和分析架构，其实并没有太多新意（后面会详述）。这是既《勒阿弗尔》之后连续第二部着眼于移民这一（相对较新生的一类）社会底层人物的作品，有人也把它和《勒》一起归入“港口三部曲”系列。上一部是围绕着“Haven”（庇护所，也是 Le Havre 里后一个单词的变体）这一母题展开，这一部则是另一个“H”开头的单词——“Hope”（希望）。
和在《勒阿弗尔》里由“Haven”而带来的追，躲，逃等一系列紧张激烈的交锋不同，这部以“Hope”为题眼的《希望的另一面》则要温和许多。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Khaled 和他兄弟之间的“战壕情谊”，收容他的 Wikström 虽然穿着资本家的外衣，却也以资本主义的“务实精神”为 Khaled 提供帮助——眼前一副“世界大同”，但导演并没有花过多的笔墨去刻画去强调这“大同”背后权力机器的冷漠与社会生态的“非人”。和《薄暮之光》里的科斯蒂宁以及《没有过去的男人》的 M 相比，本片里的 Khaled 至少看上去要幸福一些，哪怕实际上他来自一个更苦难的国度，而他在赫尔辛基面对的遭遇可能也会更为残酷。在故事本身的力度上，我认为本片是不及上述两部的。
在我眼中，阿基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视角基于一种稳定的“三角结构”——施暴者，受难者，调和者。这部影片里，Khaled 自然是受难者，掌握他留居大权的移民和福利机构则是施暴者，而餐馆老板 Wikström 就是调和者。三类角色中，调和者无疑最为重要，也是阿基电影母题中最值得细看和反复玩味的地方。《没有过去的男人》中，主人公 M 一人同时肩挑受难者和调和者的角色，是一位“强势”的“弱势群体”；而《薄暮之光》里，调和者的身份是相对较缺失的，只有那位一直默默关心和爱护科斯蒂宁的女商贩勉强称得上，但爱情终究不是调和者的有力武器；来到《勒阿弗尔》，调和者一下子变成了整条街上的所有群众，他们以马塞尔为核心，用各自的“微薄之力”协同面对掌权者的施暴。最后，在《希望的另一面》里，资本家 Wikström 也成了调和者这一“大家庭”的新成员。
Wikström 这一角色的设置为我们理想中的“世界大同”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它既不完全是 M 样的英雄主义，也不是《勒阿弗尔》中自下而上和“自卫式”的群策群力，而是像在本片里这样，归根结底需要借助底层和中产（甚至掌权者）阶级之间真正的有机融合。当然，这种设想本身是否更为实际，大家扪心自问是更喜欢本片还是《勒阿弗尔》就会有答案了。
其实，相较于调和者的不同身份，我个人更想看到的是在这“三角结构”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能。会不会有“第四种身份”存在？影片末尾处 Khaled 的妹妹这一角色出现之后，我的确产生了希望。她一开始并未作为纯粹的受难者角色出现，在短暂的兄妹对话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想法并不统一。哥哥已经认清了现状和施暴者的面目，而初来乍到的妹妹依旧抱有幻想，或许还由于个人信仰的因素，完全秉持着与哥哥不同的价值观和面对权力机器“施暴”的态度。当然，遗憾的是影片没有就此展开，我们对这“三角结构”之外的“第四种身份”意义何在也就无从谈起了。
妹妹这一角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遐想的可能。社会本身毕竟是流动的，多元的，异质的，在阿基精彩的艺术处理下，如果人物之间有更立体的碰撞，我们一定会更呼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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