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尾崎文昭教授接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薛羽的访问，在讨论到“日本鲁迅研究”与“日本社会状况”的关系时，尾崎教授认为，在日本，50年代培养出了认同鲁迅的心情，成了学术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遗产，这个遗产大概在80年代用完了。因为8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相当程度恢复了对中国的敬爱。社会上的比较良好的意识恢复了一段，包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可是碰上了东欧苏联的解体，又遭遇了经济泡沫崩溃，90年代整个日本的社会意识明显地右转。根据这些社会变化背景，80年代以后学院里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学生也有了变化。一般说，政治参与意识明显淡化，做研究也是作为专业研究，为了找工作研究。与自己的人生选择几乎没什么关系了。这个倾向在90年代以后尤其明显。一篇谈论鲁迅的文章，过去能感受到作者的人生，作者的感受，八九十年代，几乎就感受不到了。70年代以前的学者研究鲁迅，很多跟自己人生的思考、社会上的处境思考结合在一起，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张力。这是从竹内好学来的，很好的传统，八九十年代以后几乎就没有了。”1975年，伊藤虎丸先生出版他的名著《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特别写了一篇《“战后民主主义”与大学改革》作为全书的“代序”，目的就是希望用一种比较直接显豁的方式，揭示出鲁迅研究与他关怀日本现实的问题意识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第一部（即‘初期鲁迅中的欧洲——关于作为“精神”的人与文明的整体性’——引者注）背后的问题，就是‘战后民主主义’当中‘恢复文化的整体性’的志向在此后遭受的挫折。第二部（即‘鲁迅的进化论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可以说是在陈述我的新发现，即‘战后民主主义的空洞化’，究其原因，不就出在战后民主主义自身吗？它本身作为整体可以说是进化主义的，因而有着决定性的欠缺，那就是缺乏终末论的思考。”如果说伊藤虎丸先生强调的只是思想状况的对应性，那么丸山昇先生则更近一步地突显了鲁迅生前的社会状况与战后日本历史处境的相似性，“丸山昇认为，美军占领的50年代的日本，相当于30年代的上海，鲁迅在上海所说的话，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完全可以套用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要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所以50年代接受鲁迅的情况，学院里挑战竹内好，社会上，竹内好的鲁迅翻译发挥了很大影响，好多文化人士接受了竹内好翻译的鲁迅小说、杂文。”但是，80年代以后这样的对应性与相似性逐渐消失了，“一篇谈论鲁迅的文章，过去能感受到作者的人生，作者的感受，八九十年代，几乎就感受不到了”，鲁迅研究变得越来越学院化和学问化，可以说，由竹内好开创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已经“终结”了。我手边有一本刚出版不久的《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本由日本学者主编的“精选集”竟然没有选入伊藤虎丸先生和尾崎文昭先生的鲁迅研究文章，却“别有深意”地以一篇研究周作人“生活之艺术”的文章作为全书的结束，似乎“寓言式”地展示了“与现实搏战”的鲁迅研究传统的“缺席”以及“对生活静观”的学究型研究传统的继续……
早在1990年代中期，王富仁老师同样深切地感受到一种“与现实搏战”的鲁迅研究传统正在走向“末路”，他在为《鲁迅研究月刊》所写的连载文章《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不无悲观地指出：“《鲁迅研究月刊》正在开展关于鲁迅研究新路向的讨论，各位专家学者都发表了一些很好的看法，但我认为，鲁迅研究的根本出路不能只在鲁迅研究自身去找。在新时期的文化发展中，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只要对鲁迅及其作品做出不同于别人的新的评价或诠释就会引起社会的注意，把鲁迅研究推向新的高潮，但岂不知那是以整个社会对文化的关心和文化界崇新求奇的心理为基础的，现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鲁迅研究仅仅靠自身的花样翻新已经无济于事，它必须进入整个社会文化的漩涡中去。鲁迅研究的出路不在它的自身，不论你对鲁迅的作品做了何种稀奇古怪的解释，你仍然无法使不关心鲁迅及其作品的人们关心你对研究。”尽管那时还无法预料“鲁迅研究”在越来越严苛的学院体制中究竟会沦落到何种地步——2006年，王老师在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写“再版后记”时，则已经清楚地看到，“事实证明，我们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即使在随波逐流的本领上，也是不让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和专家们的”。——但作为新时期以倡导“回到鲁迅本身”而著名的研究者，这时说出“鲁迅研究的根本出路不能只在鲁迅研究自身去找”，心中难免有几分沉重吧。不过，正因为有了这种沉重的心情，才促使他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带着几分“败北者”的感受来回顾鲁迅研究的历史、检讨鲁迅研究的现状：“我的目的不是在鲁迅研究界论功行赏，并且我也没有这样的资格，而是与大家一起思考我们所处的境遇，这个境遇是历史造成的，但必须由我们现在的鲁迅研究者来承担，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为自己开拓出仅仅属于我们的研究空间来”。
如果要开拓出属于自己的研究空间，首先要祛除那种“后来者居上”的历史观。王富仁老师强调：“对于这段鲁迅研究史的叙述，我与别人有不尽相同的地方”，首先是“看历史的方法”，现在流行的是“倒着看”历史，“即用现在的观念观察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因为有“后来者”的“优势”，“这样看得多了，就自觉不自觉地骄傲起来，觉得历史上的人都有些蠢，我们很明白的事情他们却都不甚明白”，如此一来，很容易犯“时空错置”的错误，要求历史人物按照现在的观念行事；而王老师却希望在他的研究中“顺着看”历史，“顺着看是沿着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的轨迹一步步走到现在来”，“我这本小册子就是力图顺着看历史，亦即首先理解历史上的人为什么会那样想而不是这样想，他们的想法反映了他们的什么意愿，以及我们从中可以受到什么启发”。“顺着看”当然并非简单地回到“历史现场”，而是避免轻易地站在“历史的终点”对“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评头论足，力图重临“历史的起点”去想象性地“重温”和“理解”当事人选择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因此，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再是某种廉价的同情和感慨，而是深切的追问和探求。
譬如，“胡风派”作为“历史受难者”一直受到广泛的尊敬和同情，王富仁老师当然不乏历史的“共情”，但并没有妨碍他将“胡风派鲁迅研究”放到得以产生如此论断的语境中进行严肃地拷问：“对于胡风派关于鲁迅的论断，迄今为止仍然为我们极难理解，大概像如此怪癖的观点在中国鲁迅研究史上将会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只要我们把它们纳入到他们的思维逻辑中，并且看到他们理论框架的自身矛盾，我认为却又是不难理解的。在这时，我们又会感到，在他们那些令人极难接受，甚至也根本无法接受的结论中，还是包含着极应为我们所重视的东西的。他们的矛盾，比任何一个派别都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发展到50年代所遇到的矛盾”；甚至提出严厉的批评：“如果说鲁迅在坚持着自己的启蒙主义目标时连后期也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概念全部代换掉自己前期的语言概念，而胡风却连鲁迅前期的思想也全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概念进行概括和阐释，其怪诞性便是难以避免的了。他甚至认为鲁迅前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标示鲁迅前期思想的深刻性和先进性，走上了对简单的事实也不顾的地步，其说服力也就完全丧失了”。有人或许会觉得王老师对胡风的批评过于严厉了——“胡风忽视了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忽视了他”——不过，假如他理解了王富仁老师是在“胡风派”自己的“思维逻辑”和“内在矛盾”中展开批评，“顺着看历史”得出了上述结论，应该会觉得这样的批评不是苛责，而是符合历史的情理。
当然，“顺着看历史”不只是涉及到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历史大势”的把握。所谓“历史大势”，借用王夫之说法，就是“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违阻之谓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但对“历史大势”的把握并不取消“历史人物”的主动性与主体性，毋宁说，需要把握的恰恰是“人”与“势”之间的辩证关系：既不能脱离了“势”简单地看“人”，也不能离开了“人”孤立地看“势”。王得后老师在给《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所写的“序言”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历史没有‘假如’，历史不是学者书斋里的演绎，历史不是思想家头脑中的幻境。历史是人类的鲜血凝成的，是无数生命遭遇不幸付出牺牲的流程。后死者的‘假如’和‘假设’不是历史，但学者教授的议论却永远不会止息。总结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不能疏忽民族生死存亡这一重大事实”。这一“重大事实”落实到“鲁迅研究”上，就是如何理解鲁迅的“左倾”与“激进”，而在历史情境中则更加具体化为。面对“暴力革命”这一“历史大势”，王得后老师分别引用了1925年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的两段话，显示出他态度的“深刻、复杂与丰富”，鲁迅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另一方面则痛感“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由此不难看出，“正是在如何对待人类历史中的暴力问题上，鲁迅显示出他的思想的深刻、复杂、丰富，显示出他思想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也正是在如何对待中国现代史的暴力问题上，暴露出鲁迅研究各个派别之间的深刻分歧，以及他们共同的浅薄、苍白和狭隘”。
或许，《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王得后老师所言对鲁迅如何回应“暴力革命问题”“有一点注意还不足”。在我看来，王富仁老师确实没有过多地讨论鲁迅与“民族危亡”和“暴力革命”的问题，不过，他却通过深入分析对这个问题回应最为“浅薄、苍白和狭隘”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曲折迂回地把握了这一“历史大势”。两位王老师讨论这个问题的起点都是“1927年国民党暴力清党”，王富仁老师正是从“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出发，指出了这一派知识分子的内在局限：“他们之和左翼知识分子发生严重分裂，主要由于自己从西方文化所接受的思想学说与左翼知识分子所提倡的马列主义不同，但是，当国民党用军事镇压的方式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是不存在马列主义与西方某种思想学说的差别的……不论他们持有何种思想学说，与共产党共同反对这种政治镇压行为则是一个有觉悟的公民的职责。但这个阵营的知识分子却因思想学说的不同与左翼知识分子绝对对立起来，从而把反抗这种镇压行为的责任全部放在了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肩上，这使他们在文化上呈现着与左翼知识分子严重对立乃至绝对对立的态势”。应该说，王老师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非没有同情，甚至颇有几分认同，否则他就不会频繁使用诸如“公民权利”、“社会法规”、“公民职责”……等概念来批判、对抗国民党的暴政，然而，“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在理念上不满于国民党政权，却从根本上希望维护这一现存的体制的，“假若说每一个政权都需要自己的一个稳定器，那么，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是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好、也是最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稳定器。但国民党政权更倚重的确实那些御用的走狗文人，对这些知识分子在严格合法范围内的改良政治的要求也不想予以满足”，再加上他们狭隘的个人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回应社会变革的要求，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没有足够的能力促进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条件下，在没有能力为非法剥夺政治、思想的自由权利的人们争取合法的权利的条件下，他们关于人、人生和文学的观念也便不再有其思想的说服力和文化的感召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倡成了劝人老老实实做奴隶的说教，他们关于社会秩序的宣传成了维护现实政治专制制度的思想工具”。
那时，很少见如今已成“时髦”的“民国范”和“民国热”，也听不到“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呓语，更没有“中国自由主义‘胡冠鲁戴’”的喧嚣……然而，王富仁老师“顺着看历史”，不只是揭示出“英美派自由主义”的历史局限，也预示了在现实中的“复活”以及在未来的“发扬光大”：“在这时，他们接受的新文化反而带上了更严重的旧文化的性质，他们在西方接受的文化教养反而更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最新的反而变成了最旧的，最先进的反而成了最保守的，历史又一次和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一个大玩笑，原因何在呢？”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在历史中一再重演，并不稀奇，“五四”以来，最有力量的保守派和复古派并非闭目塞听之辈，反而是那些对西方世界有着相当了解的知识人，他们甚至一度唾弃传统、追新求变……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学背景的学者用一种非常保守的方式重新诠释鲁迅笔下祥林嫂的悲剧，他们认为祥林嫂的悲剧并非由封建礼教太过强大造成的，相反，正因为乡村共同体中的礼教制度发展得不够完善，才导致了祥林嫂凄惨的结局。如果这一制度能够按照其理想形态发展下去，祥林嫂就不会被逼入绝境，会成为这个共同体的受益人，在乡规族约和邻里之爱的庇护下颐养天年。譬如赵晓力针对鲁镇主体文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问题，认为儒学的担纲者鲁四老爷未能担负起以儒学统合民间信仰，敦化风俗的责任，而新党如“我”则还没有做好重建乡土伦理的准备。但祥林嫂的悲剧仅仅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吗？“就儒学而言，其真正的危机并不是‘文化领导权’，而在于儒学还没有真正做好准备面对宗法社会的危机。‘文化领导权’的危机背后始终存在一个现实层面的危机，在《祝福》，这便是宗法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鲁四老爷为何不再能解决祥林嫂问题？一方面，确实因为他的道教趣味影响了其判断——如果不是这种趣味，祥林嫂们还可以在鲁镇苟活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即使鲁四老爷想保障祥林嫂们的立嗣权，他也已经做不到了——祥林嫂总归会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一个宗法社会的行为逻辑已经与礼教的设计相背离的时刻，儒学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当年王富仁老师预料得那样，“鲁迅研究”在今天重新成为了一个“文化战场”：“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形势下，部分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又一次转了一个文化圆圈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上来，以儒家文化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文化还原中获得了复兴。而随着它的复兴而来的，是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和对鲁迅的否定。它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势力较之在鲁迅研究中已经表现出的要强大得多，但也是它，真正把中国的鲁迅研究落在了最实处，鲁迅的思想传统到底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思想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的鲁迅研究所要解决的认识上的悬疑到底是什么？我们研究的理论踏脚地到底在哪里？我认为，只有在新儒家学派出现在中国社会中之后才真正能够看清”。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谨以此文纪念王富仁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