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导师王富仁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老家。这次回去，是给父亲上坟。平原漠漠，夕阳在天空长久徘徊，以彩霞渲染大地，正是初夏季节，能听到麦子灌浆，植物生长的声音。父亲的墓地就在河岸的高坡上，还没有泛青的荒草淹没坟头，各色小花在挤挤挨挨的坟间自生自灭。一切皆空。一切安然。那个下午，觉得人生空虚无比，又觉得或许就是如此。
晚间突然接到老师去世的消息，瞬时泪奔。父亲去世后始终没有消化的块垒似乎找到了决口。我没有办法再坚强。父亲们一个个都走了。剩下我们，无依无靠，站在这荒原之中，忍受着风吹雨打。我再次回到墓地旁，望着黑暗中的河坡和躺在那里的父亲，努力回忆关于老师的一切，关于我和老师的点滴。
如此安静啊，这沉沉的夜。
非常奇怪，想起老师时，我总是同时想起那个黑洞。我读博士时，老师还住在北师大院子内的丽泽楼，我们每周去一次。说是上课，其实是聊天，说是聊天，又是上课，我们从那长长对话里所汲取到的知识和精神要远远大于书本所学的。我记得他书房天花板上的石膏已经脱落，露着黑色墙体，椭圆形状，从下往上看，就像星空中的一个黑洞。我们就在那黑洞下面，谈鲁迅，谈自由精神，谈文学与生活。
一般情形是这样的：我们坐在茶几旁的沙发和一些高凳上，有在校的各级博士硕士，还有慕名而来的各地学者、学生（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人前来拜访），老师坐在一把黑色转椅上，手里燃着一支烟，从不离手，在一根还没有熄灭时，另一根已经接上。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吸，只是任它一点点燃尽。不是他故意不吸，而是当他在谈一个问题时，他的思维过于专注。他好像完全沉入精神内部，语言如急流一样，卷着波浪飞速向前，辩驳对话，碰撞生成，再往前走。然后突然间，他停顿片刻，朝我们看看，嘿嘿笑几声，带着一点可爱的歉意，又继续往下讲。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深深吸引，不只是因为他是名满学界的鲁迅专家，也不只是因为他睿智幽默的思想，更多时候，是被他言谈中所迸发的激情和爱所感染。鲁迅不只是他的研究对象，而是他究其一生要走近的无限世界，他们已经融为一体，互相照亮——那是学术和生命，思想与情感，完全融为一体后所散发出的耀眼光芒。
在那个黑洞样的天花板下，我重新理解了作为文学家的和作为独立思考者的鲁迅，理解鲁迅的批判怀疑精神及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意义。他给我们讲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爱与痛，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他不赞成革命，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平安，但又要活得像个“人样”，要保持思想的自由——这是什么也不能剥夺的自由。他教我们如何阅读，告诉我们，读任何文学作品和学习任何一种理论首先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才可能产生真正的理解，要把自己的心也放进去。在每次几乎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聊天中，他的烟一直燃着，长长的烟灰，将落未落，我总是担心它掉下来，但它一直不掉，和整支烟保持着完整的形状。我也总忍不住偷偷朝上望，担心黑洞里面残留的碎片掉下来。
老师和学生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就像父亲和女儿，好像没什么直接联系，但越是年长，越是发现，有许多东西已经浸入到血液里，在无形中塑造你的性格和精神方向。博士毕业之后，我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当代文学，并且开始创作。我一直惭愧于自己没有从事鲁迅研究，没有继续现代文学研究，觉得离老师越来越远。有一天，在思考“梁庄”中的“昆生”及周围人对他的态度时（那个住在墓地里的人），我突然想起老师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里论及鲁迅小说《白光》主人公陈士成的一段话，“有一种悲剧，主要同情的是一种人的社会作用，社会价值，……这一种悲剧，在热烈感情的背后，实际上仍然包着一个冷的内核，因为它对人、对人的自身是冷漠的，它教人只能同情自己认为好的人、有价值的人，而当你、特别是你和周围社会群众都认为这个人不好、没有用处时，你就可以不必同情他了，他的一切便都是‘咎由自取’、‘活该如此’了。在这种情况下，咸亨酒店的顾客嘲笑孔乙己、阿Q是什么‘好人’和‘有用的人’，而孔乙己、阿Q确也难以算得上‘好人’和‘有用的人’。”这不正是陈士成们和昆生们所面临的境遇吗？我们的文化系统中最残酷的地方在于：生命本身不拥有价值。老师认为，《白光》中的悲剧感正是因为鲁迅让我们看到，“人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他在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人们是不能漠视他的存在的。”
像发现一丝亮光，像仍回到了那天花板下面，在当面聆听老师的教诲，我对“梁庄”中的人物有了新理解，“生命本身就有巨大的价值存额”，值得我们以尊重、平等的目光注视他们。很自然地，我又回到老师的轨道上，热爱自由，回到生活内部，尊重生命实感，以探寻文化内部的肌理和矛盾。我是我老师的学生。这几乎是命定的事情。
今日学界谈论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时，一定会提到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讨论最多的就是认为这部论著是对之前政治化鲁迅的反对。其实，这本书有更重要的主题，即对鲁迅小说悲剧形态和思想来源的探讨，它首次从哲学、文化和思想角度探讨了鲁迅关于“人”的命题及鲁迅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它属于启蒙，却不止于启蒙，起于鲁迅，又不止于鲁迅，它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系统的深刻思辨，及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症结的反思，值得今天的我们一读再读。
在谈及陈士成的悲剧时，王富仁老师提出“生命本身的价值存额”这一命题，其实，他是在建构世界文学史上或者文明体系中所存在的另一种悲剧模式，即“人的悲剧”。这一“人的悲剧”超越任何功利、价值，它当然也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但它的悲剧基础却并不建立在一个人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上，而是建立在对人，对人自身的高度热情上。”这一论断看起来好像相当简单，但对于中国文化系统而言，却具有深刻的启蒙性和批判性。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最根本的核心是秩序文化，强调社会秩序对人的制约和成就，人一旦脱离这一秩序和评价体系，便得不到承认，更得不到理解和同情，也就是说，人无法独立成为人，人自身并不存在价值，人的附加值更为本质。提出“生命本身的价值存额”，实际上就是把人从这一文化秩序中提请出来，单独赋予价值，这毫无疑问是极具彻底的革命性。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王富仁认为鲁迅小说的悲剧特质具有“人的悲剧”特质，“鲁迅小说中一个最关键的悲剧冲突便是生命价值的被毁灭与人们对毁灭了的生命价值的高度漠视。可以说，这是构成《呐喊》《彷徨》悲剧冲突的第一的、也是最高的形式。因为这种对生命价值被毁灭的高度漠视，等于是对生命价值的第二次毁灭。”这一分析回答了我们在看鲁迅小说时那种冷到彻骨的寒意及这一寒意的来源。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一“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或者说，它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生命本身”。当祥林嫂回到鲁镇，试图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文化中的“秩序”评价体系开始起作用，祥林嫂已经不配为人，她额头的伤疤和一次次的叙说不再是生命痛苦的标记，而成为她羞耻的印记，其实，在她肉体死亡之前，她已经被我们的文化判处了死刑。阿Q被砍头只是他的第一次死亡，人们冷漠并且狂喜的眼光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这第二次死亡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完全被毁灭了的死亡，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都被否定掉，是最彻底的死亡。这是鲁迅小说的力量，也是鲁迅批判精神的核心。
在2002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中，王富仁老师又专门成文，从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希腊悲剧的对比中进一步分析“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他认为《精卫填海》中的“反抗是无望的，是悲剧性的，但人却不能放弃这反抗。人在这反抗中才表现着自己的独立性，表现着自己的独立意志，表现着自己主体性的力量，所以，尽管这种反抗是悲剧性的，但这种悲剧性却表现着人的独立意志和独立力量，是人具有自己主体性的明白无误的证明。”真正的悲剧并非来源于绝望、命运的悲苦或某种无法摆脱的绝境，而来源于哪怕无望也要进行的反抗，这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表现。这仍然要回到人的主体性上。人何为“人”？人要显现自我的意志，哪怕最终被淹没。人的力量和主体性只有在没有希望但又永不妥协的奋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譬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他无法摆脱众神对他的惩罚，他每天必须进行无望的劳动，但是，只要他认识到自己的荒谬处境，并在这清醒的认知下进行劳动，那么，西西弗便可能也是幸福的。这正如加缪所言，“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
他试图回到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源头，去寻找中国哲学和文化内部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之形态——那些精神的因子一直以隐秘的方式在哲学、言论和文学中传递，各有方向，也各有问题。他仔细辨析“悲剧性生活感受”和“悲剧性精神感受的区别”，他认为老子哲学“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独立性，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力量，因而也否定了人的任何激情，否认了人的悲剧精神”，他认为儒家学说本身产生不出真正的悲剧精神，而法家知识分子常常表现出“比中国任何一派知识分子都更为强烈的激情，也常常表现出更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但精卫、夸父、刑天的英雄主义表现为反抗强权，而法家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则表现为维护强权。”他认为“司马迁笔下的悲剧性作品，较之屈原的悲剧诗歌，更少悲情的诉述，更多行动的意志，更带有崇高感，因而也更接近古希腊的悲剧和中国古代悲剧性的神话故事。”
读这些文章和论述，感觉几乎是在读一部中国哲学史，他对每一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都进行精准的批判性分析，让我们看到其思想内核的本质性缺陷或特点，同时，又给你以新的启发和认知的路径。这既是经典的学院派论文，但也可以说是处处闪耀着火花的哲学思想随笔，他的论断不是来自于引经据典，而是在对经典本身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如果没有对中国古典文化、古典神话、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国古典文学等等的大量阅读和思考，这些分析都很难完成。
更为难得的是，在几乎所有文章中（包括《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样的博士论文），王富仁老师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某种激情，一旦阅读便会被深深感染的激情。这一激情不单单来自于对学术的热爱，还包含着论者对生命的郑重、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你能感觉到，这一论者，是把他的生命本身也放置进去，一同燃烧，并在这燃烧的痛感中去体会其中的真义。这也正是王富仁老师始终强调的“生命实感”。这一点，和他终生的研究对象——鲁迅——是完全一样的。这正如竹内好认为鲁迅是“强韧的生活者”，“鲁迅的做法是这样的：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涤荡之后，再把自己从里面拉将出来。这种态度，给人留下一个强韧的生活者的印象。”在《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的题记中，王富仁老师引用了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一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也许有点感伤，但诗歌强调的是清醒之后的坚守，哪怕夜晚清凉寂寞，风霜雨露。
在完成两本“梁庄”之后，我非常困惑，困惑于无法真正参与生活，好像无法安置自己的灵魂。一天下午，我给王老师打了电话。我们聊了多长时间？我忘记了，只记得他突然发出咳嗽声，我才意识到天已经昏暗了。就像在学校时一样，在察觉到学生有真正的困惑时，他会以高度紧张的热情反复劝导，希望我们能够放松、放下。他告诉我，不要过分在意写作本身的优缺点，这些可以慢慢训练，要在意的是自己的初心，发现的是否是真问题，写出来的是否是真人。他还告诫我，要保持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独立性。
老师说，不管什么时候，你还是要回到鲁迅，去看看鲁迅怎么写人，怎么反思自己，“如果你真正接受了鲁迅的精神和思想，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空和境遇，你都能够对周围世界保持清醒的认识，你就能够知道应该注意什么，以及该如何设计自己的行为。”是的，在认清自己限度的前提下，在保持足够清醒和思辨的前提下，才能达到一种有意义的书写。这也是行动本身。这是老师给我的告诫，更是鲁迅给我们的告诫。也是在此前提下，老师成为学院派学者的异己者，他的论文从不使用拗口的理论术语，他对日渐实用化的大学教育体制进行公开批判和抗议，1990年代后期，他和钱理群老师还积极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这些都使他一次次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记得2002年暑假，老师到郑州讲学，之后我们一起去洛阳龙门石窟看大佛。细雨淅沥，天空淡远，大佛安然，我们静观聊天欢笑，非常开心，那时老师刚过六十岁，刚刚开始新国学的研究。所谓“新国学”，老师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并不是回到旧文学自身，而是试图让旧文化和新文化构成一个完整结构和学术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开放性的，有最基本的、恒定的东西，它可以随着未来的发展而仍然存在。他要做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老师重新研究孔孟老庄，写了一系列长篇思想性论文。十几年过去，似乎应者寥寥，但老师谈起他的构想时那宏阔的架构和热情却始终历历在目。他不怕孤独，也不担心被误解，面对现实世界，他既温厚宽容，又保持着思想的独立和勇敢的探寻，甚至，某种宁折不弯的刚烈。
世人总是被他敏锐纯粹的学术精神和批判意识所吸引，但之于我而言，老师却兼有父亲的形象。想到他时，除了思想的熏染和解惑外，生活的点滴细节似乎更为真切。在北师大读博士期间，我的家还安在郑州。每次试探着说，老师，我想回家，老师总是不等我说完，就说，回吧，赶紧回吧。他的语气好像在赶我回去，生怕我晚一分钟到家。至到此刻，那一声声的“赶紧回吧”还在我耳边，带着点含混的、甜蜜的笑意，好像他的学生要回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他要用尽全部力量去支持。也许是那一声声回家的催促——就像每次我离开家时，父亲总是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我成了一个爱回家的人。
博士毕业十几余年，搬家无数次，扔掉诸多东西，却有一样始终保留：王老师所批改的我的博士论文打印稿。那红色字迹遍布于文稿的天头地脚，密集如织，大到整体结构的安排，小到字词的使用，他都认真提出修改建议。后来，论文出版，老师更是写了五万字的长序，谈论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特征，讨论作家在此文化中的选择与割舍。记得当时出版社希望能把这长长的序删掉一些，老师愤怒异常，说，“一个字都不能动，我写的都是经过字斟句酌的。”这是老师唯一一次发怒。我深为震惊，却也明白一件事情：要珍惜你的文字和思想，不是不让人改，而是，你在写的时候，要赋予它真正的价值。
那天花板上的黑洞，随着时间和记忆的磨损，变得广大、模糊，又无处不在。那深渊一样的黑暗，悬在下面几个人头上，似乎随时要把人吞噬掉。下面的人隐约感受到那威然的压力，却因为热爱，因为心怀希望，依然保持着昂扬而专注的思考。就像那只燃烧过半的香烟，哪怕成为灰烬，依然倔强地维持它的完整性。这是老师带给我们的精神意象。我想，在以后的生活和写作中，我会努力保持这样的热爱和完整。钱理群老师把它们称之为“幸存者的责任”，也许有点悲壮，但却不夸张。我是父亲的女儿，是老师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