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可怕的，
并不是那种人人都难以避免的一念之差，
而是那种深入习俗、盘踞于人心深处的谬误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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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保持一定程度的陌生感，
就不会有出类拔萃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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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得到回爱，
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
这是一条永恒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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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不错的早餐，但绝对是最糟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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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人，
若是失去了耐心，就失去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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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质来供奉的爱情，
当你停止给予的时候，它就很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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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过于把幸运之事归功于自己的
聪明和智慧的人多半结局是不幸的。
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一1626年），第一代圣阿尔本子爵（1st Viscount St Alban），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所以尽管他的哲学有许多地方欠圆满（如带有神学色彩和旧思想的残余），他仍旧占有永久不倒的重要地位。培根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实验哲学之父”，“是近代自然科学直接的或感性的缔造者”，也是现代生活精神的伟大先驱。主要著作有《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以及《学术的伟大复兴》等。
培根是一位经历了诸多磨难的贵族子弟，复杂多变的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随之而来的是他的思想成熟，言论深邃，富含哲理。他的整个世界观是现世的而不是宗教的（虽然他坚信上帝）。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而不是迷信的崇拜者，是一位经验论者而不是诡辩学者；在政治上，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他曾说过：“知识就是力量。”
谈报复
报复是一种野道，人性越是趋之若鹜，法律就越应将其铲除。因为头一个犯罪仅仅是触犯法律，而对该罪施加报复则是取代法律。毫无疑问，一个人如果采取报复行为，就等于跟他的仇人扯平拉齐；然而要是放他一马，他则高出仇人一筹，因为宽恕乃王者风范。所以所罗门有言：“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过去的已经过去，不可挽回，明达之士则着眼于现在与未来，所以对往事耿耿于怀只是跟自己过不去而已。况且为作恶而作恶的人是绝对没有的，人作恶无非是要沽名、渔利、寻欢、作乐。因此我何苦要为一个人爱己胜过爱我而愤愤不平？如果一个人完全是出于生性凶恶而作恶，那又如何？充其量仅像荆棘刺玫，除了扎划钩擦，别无能耐。
有些冤情无法可纠，如果进行报复，还情有可原；然而人们还得当心，他的报复也必须无法律惩处，否则他的仇人仍占上风，因为他和仇人受惩处的次数为二比一。有人进行报复时喜欢让对方明白报复的来由，这还比较豁达大度：因为其中的快乐似乎不在于伤人，而在于让对方悔罪；然而卑鄙狡猾的懦夫却像飞来的暗箭。
佛罗伦萨大公科斯莫严词抨击对朋友的背信弃义，仿佛这些罪行不可宽恕似的：“你会读到基督要我们宽恕我们的敌人的教导，却永远不会读到要我们宽恕我们的朋友的训诫。”然而约伯的精神格调更高一筹，他说：“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推及朋友，情况亦然。
的确，一个人念念不忘报复，就等于让自己的伤口经常开裂，否则，它就会愈合的。
报公仇大多大运亨通，例如为恺撒的死报仇、为佩提那克斯的死报仇、为法王亨利三世的死复仇。然而报私仇却运道不佳，不仅如此，报仇心强的人，过的是巫婆的日子：由于他们存心害人，所以就不得好死。
谈厄运
塞内加有一句仿斯多葛派的高论：“幸运的好处令人向往，厄运的好处叫人惊奇。”毫无疑问，如果奇迹就是统摄自然，那么它们大多在厄运中出现。他还有一句宏论比这还要高明（此言出自一个异教徒之口，实在高明绝伦）：“集人的脆弱与神的旷达于一身，才是真正的伟大。”如果将此话写成诗，那就更加妙不可言，因为在诗里，豪言壮语更受赞许。的确，诗人一直潜心于此道，因为它其实就是古代诗人的奇谈中表现的那种东西，这种奇谈似乎并不乏玄秘，而且似乎与基督徒的境况相当接近，“赫拉克勒斯去解放普罗米修斯（他代表人性）时，他坐在一个瓦盆或瓦罐里渡过了大海”，基督徒驾着血肉的小舟穿越尘世的惊涛骇浪，这种决心，被它描绘得活灵活现。
用平实的语言讲，幸运产生的美德是节制，厄运造就的美德是坚忍。从道德上讲，后者更富有英雄气概。
幸运是《旧约》的恩泽，厄运则是《新约》的福祉，因为《新约》蕴涵着更大的祝福以及对神恩更加明确的昭示。然而，即便在《旧约》里，如果你聆听大卫的琴声，你就会听见像欢歌一样多的哀乐；圣灵的笔在描绘约伯的苦难之际比描绘所罗门的幸福之时更加用心良苦。
幸运并非没有诸多恐惧和灾殃，厄运也不是没有安慰与希望。在编织和刺绣中，阴沉的底子上明快的图案比明快的底子上阴沉的图案更加喜人。因此，从悦目来推断赏心吧。
无疑，美德如同名贵的香料，焚烧碾碎时最显芬芳：因为幸运最能揭露恶行，而厄运则最能发现美德。
《培根随笔全集》
作者：弗兰西斯·培根
译者：蒲隆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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