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作家、剧作家艾明之先生走了。艾先生本名黄志堃，1925年生于上海。他创作的曾经轰动一时、被全国数十个剧团争相排演的话剧《幸福》，开辟了喜剧创作的新局面。著名电影《护士日记》则是他根据发表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说《浮沉》改编而成的重要作品。他历任上海第三钢铁厂副厂长、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影协第一至三届理事、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本公众号谨以上影厂陆寿钧先生追忆先生往事的这篇短文以志纪念。
老了，病了，我已无多少能力再去为社会作出贡献，也就甘愿被社会边缘化了，竟连40年来一直亦师亦友极为知心相处着的艾明之老师走的噩耗，也是在事后才偶然知道的。没能去送送他，实在说不过去。好在我们有约在先，我还能用他喜欢的方式为他送行。
老艾生于1925年，比我大17岁，由于他在40岁之前就创作了《伟大的起点》《护士日记》《幸福》《黄浦江的故事》《春催桃李》《青山恋》等电影剧本，还有《钢铁的力量》《幸福》《侧影》等话剧剧本，以及《浮沉》《火种》等多部长篇小说，对于从小也爱好文艺的我来说，确确实实是看着他的作品和唱着《护士日记》中的插曲“小燕子”长大的。他的作品曾从精神上哺育了我，他一直是我青少年时代可望而不可及的大作家、大编剧。
1963年，我21岁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上影工作后，才对老艾有了一些了解：不但是位高产多产的作家和编剧，而且其作品因高质，既轰动过社会又获得过不少荣誉——《伟大的起点》于1954年获文化部颁发的电影文学剧本奖，长篇小说《火种》曾得到过茅盾先生的赞扬和推荐，并亲自为其写了长篇评论。当时的上影，名家大家云集，对业务上的要求可高着呢，而就编剧这一行当来说，能被公认列入这一行列的只有“一支半笔”，老艾就是其中的“一支笔”，另一业务能力也很强的编剧却只能算“半支笔”。从现在的称谓来说，老艾该是当时上影的“首席编剧”。老艾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身体力行，他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了反映好上海工人阶级的风貌，曾去工厂挂职深入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除了听到过上面这些正儿八经的传闻外，还听到过一则“花边新闻”：老艾由于创作上的高产，稿费收入也是上影“首席”。他为人大方，不仅外出吃饭总由他埋单，而且每收入一笔较大的稿费，总要请文学部的同事们去饭店吃一顿。据说家庭开支大为人又慷慨的大明星赵丹，有时手头紧时也会瞒着黄宗英去向老艾借钱。这些，更让我可望而不可及。
想不到“文革”一来，这些都成了老艾的罪状，他的作品被打成了“大毒草”。他的为人大气被批判为“腐蚀革命群众”。他与艺术家们的正常交往被揭发成了“组织”什么什么反革命“俱乐部”……总之，一切都被颠倒了，成了“文革”中首批被整的对象，一下失去了人生自由，并株连到了家庭，连还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也被红卫兵乱剪了头发。这个情节，“文革”后被徐银华写入了《小街》之中，让观众们看后唏嘘不已……这次的“可望而不可及”，引起了老艾“粉丝”们的不平，老艾逝世后，著名作家、报人曹正文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文革”时还是一个中学生，曾给老艾写过一封信，说他是老艾的忠实观众和读者，他绝不相信强加在老艾身上的罪名，希望他能咬着牙度过难关，“文革”后他俩成了忘年交。
我没有曹正文那样的认知能力和血气，虽然我早在1963年就入上影成为老艾的“同事”，但真正让我“认识”老艾却是在“文革”之后。那时，我虽被改行调入上影文学部当编辑，但由于在“文革”中写过几篇“大批判”的东西，也要让我“说清楚”。在这个过程中，让我难以理解的是，有几位昔日的所谓“好友”，竟会反目成仇，上纲上线地多次对我进行批斗，似乎非要把我打成什么什么后方肯罢休。此时，老艾等老同志出来说了话才算收场了结。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向我说起了“文革”中的一段经历：“文革”初他被揪出后，负责他“专案”的是他们海燕厂文学部的一位党员编剧，该是他昔日的同事和同志，然而对他批斗得也很厉害，这种政治运动中“场面”上的事，他好理解。而让他难以理解的有两件事，一是“文革”前，有一次他得了一笔稿费后，照例请文学部的同事们吃了一顿饭，那位党员编剧因公出差在外，没能到场，老艾特意待那人回沪后在红房子西餐馆补请了他一顿。而如今，其人成了老艾专案组负责人时，竟把这件事也兜了出来，说成是老艾想要腐蚀他！二是当老艾被隔离审查时，他又把老艾最心爱的女儿被红卫兵乱剪了头发的照片拿给老艾看，这对老艾的刺激极大，差点被气疯了！接着，老艾完全失去了自由。当几年后，他的案子有了松动，他被押送到奉贤干校去劳动改造时，只见那人从另一辆车上下来，抢着为他扛铺盖，一下让老艾“受宠若惊”起来，他哪敢让他专案的负责人扛铺盖呢？后来才知道，在他完全失去自由的几年中，那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揪了出来，戴的“帽子”比他还大，这次也是被押到干校来劳动改造的……我听后一下明白了老艾想要对我说什么。虽然他并未从任何高度去评说政治运动、评说政治运动中个人的作为，让我接受教训，但我真的明白了他想要对我说什么。我由衷地向他表示感谢：“艾老师，我会永远记着你今天给我所说的那件事，你还能给我提些什么希望吗？”他笑了：“希望？希望只有两条，一是此事我从未对他人说过，那人为我扛铺盖的举动已证明他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我是不会再去让他‘说清楚’的。此事到此为止，希望他也不要再去说，要说也要等我死后，你能做到吗？”我郑重地点了点头。“第二个希望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叫我老师，我们是‘同事’，你就叫我老艾吧，这样，大家都舒服些！”于是，我从此就老艾长老艾短地一直叫到现在。
在所谓的“说清楚”中，老艾曾在会上公开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对‘文革’中存疑的人与事，只要不是‘三种人’，说清楚了就可以了，不能硬逼着他们非要去深挖思想根源，非要去与‘四人帮’挂钩不可。大家都清楚，如把这些材料放留在谁的档案中，就会害了谁一辈子！我们这些老人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过来人、幸存者，但若扪心自问的话，谁敢说自己没有跟着政治潮流干过傻事说过错话？”这些痛定思痛的真心话，让我们几个曾被“说清楚”过的青年人感动了一辈子。这些人都没有辜负老艾的爱护，从此不再不知天高地厚地随着任何潮流瞎起哄，不再让政治异化自己的人格。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有所作为。这些人都与老艾成了忘年交，后来也成了著名剧作家的斯民三，在老艾离休后，每年都要去看他。当斯民三得了重病不能出门了，就让女儿去看他。斯民三“走”在老艾前面时，重病中的老艾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悲痛不已。而在老艾的追悼会上，斯民三的两个女儿赶去代父送行……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从“文革”中吸取教训的，有的“老运动员”“运动”惯了，一有机会总要跳出来整人。在我担任上影文学部领导期间，在老艾等老同志们的帮助下，得以妥善地处理好了一些棘手之事。可惜老艾不久就离休了……
在“文革”后的这些年中，老艾作为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继续拿起笔来写出了不少好作品，选编成了六卷本的《艾明之文集》。作为一位著名的编剧，又创作了《小金鱼》《海上生明月》《少爷的磨难》《灯火万家》等影视剧本。我有幸与斯民三一起同老艾合作了长篇电视连续剧《灯火万家》的剧本，那时，老艾已离休，上影文学部也被撤销了，我与斯民三都成了准自由职业者，我们仨终日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这是我与这两位老友合作成功的唯一一个剧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了却了长期来的一个心愿。我总感到，“文革”给老艾的打击和损失是很大的，“文革”前他刚写出长篇小说《火种》，进入了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如果不发生“文革”的话，他对中国文学和电影的贡献肯定还要大得多。老艾是个明白人，他明白没有“如果”，辉煌难以持久，所以对一切都坦然处之。
当然，仍然有他记着的事。在我的老同学、原上影副厂长、文学部主任孟森辉故世后，我去老艾家看望他时，他与我谈起了孟森辉。他说，“文革”初他被揪出来后，遭大会小会批斗，谁都不敢再理睬他时，有一次他被批斗过后，孟森辉却默默地递给了他一支烟。此事已过去了近半世纪，老艾却还记着，不用他再多说什么，却让我同时对小孟与老艾增添了一份了解和敬意。
老艾晚年，同辈的知心朋友大多“走”了，他更喜欢跟我们这些小一辈的知心人在一起。每每我去看望他时，总提醒我以后不要再带礼品去，只要人多去去陪他说说话就可以了。他每年春节得了组织给老同志的慰问金后，却总要找我们打打牌，他的牌艺比任何人都差，总是输。他开着玩笑说来给我们发“压岁钱”了！他跟我们在一起时，从未倚老卖老，更不装腔作势，往往说得最多的却是他年轻时干过的傻事，然而恰恰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真性情。他曾对我说过：“谁都有因年轻单纯而干过傻事的时候，就连那些社会名流也如此，你们不知道我知道！”如今，我也老了，我之所以能对年轻人比较宽容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老艾曾当过全国电影文学学会的首届副会长，前几年，学会给全国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编剧颁发终身成就奖。老艾因年老多病无法去北京领奖。上影的领导让我代去，行前，我给他打电话，首先问他愿不愿意由我代他去领奖。他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不应你问我愿不愿意而应我问你愿不愿意？这种让人尴尬的差事，领导上明白，非你莫属了！”我们同时哈哈大笑。然后，我也说了句真话：“是让我代你去我才去的。说实话，让我去代别人，我才不愿意去尴尬一番呢！”我们同时又哈哈大笑。领奖回来后，我又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会上的一些情况。并告知他奖状和奖金我已交给领导，领导很重视此事，将亲自登门向你颁发。他又哈哈大笑起来，说：“何必多此一举呢。”我说：“这是领导交下的任务，我完成后必须有此一举！”我们同时又哈哈大笑，看得出老艾很高兴，我为他的高兴而高兴。想不到事后，他一定要用奖金请我们几个忘年交吃顿饭，更令我想不到的是，这却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聚会……
想老艾“走”前，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时，他已得了癌症，我也因心肌梗塞两次住进重症监护室，在心血管中安装了四个支架。我们却仍然又说又笑，无半点伤感。不知怎的，他说到了我送他为上影老人们写的书时，突然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写我？”我说了实话：“一直想为你写点什么，却又怕不吉利。不写吧，又怕我走在你的前面……”他想了想说：“那就等到你认为该写的时候再写吧，反正我会看得到的。”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离开他家待我反应过来后，不觉悲从心起……
老艾用他手中的一支笔，写下了能在中国文学和电影史上留得下来的好作品。又用他心中的“一支笔”，点燃了他周围人心中的温暖。他不愧为老上影的“一支笔”！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所写下的以下结尾并非是文学语言，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那天凌晨，我铺开稿纸开始写这篇悼文时，突然一只不知从哪来的蜘蛛落在了我的稿子上……我明白了他所说的“反正我会看得到的”这句话，我为能用他喜欢的方式为他送行而稍有些许自我安慰，但失去老艾这位忘年交的痛，是很难抚平的……
（本文将刊于二〇一七年九月号《上海采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