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7年8月9日，是饶宗颐先生一百周岁的生日。饶宗颐先生与季羡林先生相识相知几十载，并称“南饶北季”。今天我们向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季羡林先生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写的序言，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好地了解饶宗颐先生的治学为人，同时借这篇文章向饶宗颐先生的生日献上真挚的祝贺！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
季羡林 | 文
饶宗颐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几年以前，饶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选堂集林•史林》三巨册寄给了我。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文章，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大陆的同行中，我也许是读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比较多的。因此，由我来介绍一下饶先生的生平和学术造诣，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中国有一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绍，饶先生的学术成果，一旦在大陆刊布，自然会得到知音。但是，介绍一下难道不会比不介绍更好一点吗？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不避佛头着粪之讥，就毅然答应写这一篇序言。
饶宗颐先生
饶宗颐，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安人，幼承家学，自学成家。自十八岁起，即崭然见头角。此后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的岁月中，在学术探讨的许多领域里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至今不衰。饶先生的著作涉及的面很广。根据饶先生自己的归纳，分为八个门类：
一 敦煌学
二 甲骨学
三 词学
四 史学
五 目录学
六 楚辞学
七 考古学、金石学
八 书画
饶宗颐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之广，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想对这样浩瀚的著作排比归纳，提要钩玄，加以评价，确非易事，实为我能力所不逮。因此，我只能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饶宗颐与季羡林2000年在北大合影
从世界各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必须随时应用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只有这样，学术研究这一条长河才能流动不息，永远奔流向前。讨论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我就想从这个观点出发。
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大转变时期，一个空前的大繁荣时期。处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投身于其中。陈寅恪先生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寅恪先生是季羡林的老师
陈先生借用的佛教名词“预流”，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名词。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王静安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援庵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寅恪先生也是得到预流果的，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得到了预流果。从饶宗颐先生的全部学术论著来看，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也已得到预流果。
谈到对饶先生学术成就的具体阐述和细致分析，我想再借用陈寅恪先生对王静安先生学术评价的几句话。陈先生将王静安先生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归纳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先生列举的三目，我看，都可以应用到饶先生身上。
一位学养深厚的老人
一、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
饶宗颐教授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他对中国的纸上遗文非常熟悉，了解得既深且广。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国内的考古发掘工作。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再加上他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饶先生则无不注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饶宗颐先生在作画
二、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
饶宗颐教授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中外关系的研究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在饶先生的著作中，中外关系的论文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尤以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更为突出。如在《安荼论与吴晋间之宇宙观》一文中，饶先生从三国晋初学者，特别是吴地学者的“天如鸡子”之说，联想到印度古代婆罗门典籍中之金胎说，并推想二者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
除了中印文化关系以外，饶先生还论述到中国在历史上同许多亚洲国家的关系。《早期中日书法之交流》这一篇论文，讲的是中日在书法方面的交流关系。《说诏》一文讲的是中缅文化关系。《阮荷亭〈往津日记〉钞本跋》则讲的是中越文化关系。
饶宗颐先生书画作品
三、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
我在这里讲的外来观念是指比较文学，固有材料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饶宗颐教授应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源流，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有很多启发。
在《〈天问〉文体的源流》一文中，饶先生使用了一个新词“发问文学”，表示一个新的概念。他指出，在中国，从战国以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天”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有些学者对于宇宙现象的形成怀有疑问。屈原的《天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在《天问》以后，“发问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支流，历代几乎都有摹拟《天问》的文学作品。饶先生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发问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经典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文学作品。他引用印度最古经典《梨俱吠陀》中的一些诗歌，还从古伊朗的Avesta和《旧约》中引用了一些类似的诗歌，以证实他的看法。饶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探讨，是有意义的，有启发的，值得我们认真注意的。
2000年北大学术商讨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周一良、季羡林、饶宗颐、任继愈。
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归纳起来说一说的话，我们从饶宗颐教授的学术论著中究竟得到些什么启发、学习些什么东西呢？我在本文的第一部份首先提出来一个重要的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必须随时接受新东西。我还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预流果”这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在这里再强调一遍：对任何时代任何人来说，“预流”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预流，换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预流，就会落伍，就会停滞，就会倒退。能预流，就能前进，就能创新，就能生动活泼，就能逸兴遄飞。饶宗颐先生是能预流的，我们首先应该学习他这一点。
“南饶北季”世纪会面
预流之后，还有一个掌握材料、运用材料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进行学术研究，掌握材料，越多越好。材料越多，在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方法的指导下，从中抽绎出来的结论便越可靠，越接近真理。材料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往往囿于旧习，片面强调书本材料，文献材料。这样从材料中抽绎出来的结论，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与狭隘性。我们应该像韩愈《进学解》中所说的那样：“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畜，待用无遗。”我在上面已经多次指出，饶先生掌握材料和运用材料，方面很广，种类很多。一些人们容易忽略的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都被派上了用场，有时甚至能给人以化腐朽为神奇之感。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我们应该向饶先生学习的。
饶宗颐到301医院看望季羡林
中国从前有一句老话：“学海无涯苦作舟。”如果古时候就是这样的话，到了今天，我们更会感到，学海确实是无涯的。从时间上来看，人类历史越来越长，积累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从空间上来看，世界上国与国越来越接近，需要我们学习、研究、探讨、解释的问题越来越多。专就文、史、考古等学科来看，现在真正是地不爱宝，新发现日新月异，新领域层出不穷。今天这里发现新壁画，明天那里发现新洞窟。大片的古墓群，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我们研究工作者应接不暇，学术的长河奔流不息。再加上新的科技成果也风起云涌。如今电子计算机已经不仅仅限于科技领域，而是已经闯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藩篱。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再也不能因循守旧，只抓住旧典籍、旧材料不放。我们必须扫除积习，开阔视野，随时掌握新材料，随时吸收新观点，放眼世界，胸怀全球；前进，前进，再前进；创新，创新，再创新。愿与海内外志同道合者共勉之。
1984年9月10日
时为旧历中秋，诵东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句，不禁神驰南天。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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