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电影《战狼2》的票房已经跨过30亿，有关该片的各种消息被刷屏，热度不减，吴京和《战狼》也成为现象级话题。弘扬主旋律军人题材电影能有这样的成绩，出乎所有人预料。但在电影《战狼》总策划李洋看来，道理很简单：尊重观众，尊重市场，软件硬件齐备，主旋律作品才能得到更好传播，正能量才会有机会得到充分释放。那么，《战狼》系列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如何看待军事动作片的类型化问题？李洋给出了他的思考——
中国特色的军事动作片来了
李洋
军事动作片，顾名思义，是军事题材和动作功夫片的有机结合。
能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的，好莱坞有史泰龙、阿诺德·施瓦辛格，中国第一人就是功夫小子吴京。这位华人世界深具影响力的“70后”功夫明星，曾获得过全国武术冠军，与李连杰师出同门。为何独有吴京可以做到军事与动作的结合呢？首先，他有扎实的功夫。其次，他一直梦想着自己的职业未来，左冲右突，寻找自己未来的职业定位。作为中国文化名片的功夫电影，曾推出了像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国际巨星，长期以来也在不断花样翻新，近有口碑佳作《一代宗师》为代表。吴京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打出了一些名气的，当年年纪轻轻就主演了由袁和平、张鑫炎执导的电视剧《太极宗师》，扮演杨氏太极名师杨露禅。后到香港发展，但却始终没有等来自己中意的机会。他说一直寻找着、思考着属于自己的那个有别于前辈的动作演员的时代。这个目标依稀看到了，就是去演一个中国军人，改写自己的人生历史。2012年，这个机会来了。
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电视艺术中心组织创作拍摄的系列电视剧《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击》剧组找到了吴京。从此，功夫小子吴京和军队、军人、军装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我和他相识也是因由这部电视剧。由此开启了一部又一部的合作，让我有机会在交流互动中对他进行全程的观察和了解。影片拍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他来做，组织并主导剧本写作，组织拍摄团队，组织营销推广，集编导演于一身，是创拍制作团队的核心，这一点很像成龙的路数。没有充沛的体力、坚韧的耐力和追梦的勇气，多半会半途而废。我常给他把把关，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处置提出意见，比如军事、外交等，毕竟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我希望能助他一臂之力，看到他在为军事题材奔忙，遇到那么多困难，令人心疼。他的梦想是当前特别稀缺的，很可贵，理当力挺。
在我看来，军事题材作品不少，影响力不够。与同行们分析问题所在，创新缺失可能是最重要原因。令人欣喜的是，两年前电影《战狼》横空出世，让我们看到了军事题材电影爆发能量的机会。记得2007年，华谊做《集结号》，王中军问我的预判，我说这部电影会有大机会，因为中国的军事题材电影在各种潜力挖掘上包括市场元素探讨方面，做的不到位，这就是机会。《集结号》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它的成功依靠的是文学剧作所提供的底蕴，还有刘恒加冯小刚的吸引力，有对军事历史的文学化个人化解读，这一点也很重要。
而《战狼》的出奇制胜，奇点在何处？在军旅题材特别是电影大银幕上积累影响数据几乎为零的吴京何以异军突起？拜军事加动作所赐。有人说，《战狼》是穿军装的动作片，也有人说，《战狼》是动感极强的战争片，在我看来，吴京在系列《战狼》电影中正在摸索和打造一种新的中国电影类型——军事动作片。一些必备的元素渐渐显形，如鲜明的爱国主题，如英雄人物范式，如强悍武力对决设计，如有限爱情把控，如加入适度的人道主义，如贯穿始终的枪战、搏击盛宴等等，这些套路绝大多数是好莱坞玩过的，但加上了中国元素、中国故事、中国主人公，它的独立品格就显现出来了。水下格斗是没有过的，坦克飘移拍的也是无可挑剔，直升机坠落、无人机突袭、军舰导弹发射等，足够劲猛。吴京有追求，且追求完美。两部作品未必尽善尽美，但其精神格局、故事套路以及必备元素已自成一格，中国英雄的人物形象日渐丰满起来。
《战狼》从第一部开始就直接高挂中国精神，“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主旋律曾让业内人士担心会破坏到影片的商业品相，实践说明，票房证明，主流话语用的恰如其分和恰到好处，是会助推传播和扩大影响力的。吴京用坚持做到了这一点，他没有向资本妥协投降，坚持了自己坚信的正确表达，是个霸气的猛士和勇敢的战士。较之好莱坞军事动作片倚重明星大腕和特技设计，《战狼》不遮不掩地亮出了国人的自尊、人道的包容，放大了正在流失的民族尚武精神和英雄主义，应和了正在崛起的大国气象，让人血脉偾张，提振士气。《战狼2》中冷锋从内地走出去，不仅是剧情，拍摄队伍也做到了走出国门，为剧情更加合理脱掉了军装，但他自始至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因其身份，动作元素被放大升格。军事动作化、动作军事化，这就是以吴京为标志的军事动作片的鲜明特质。
《战狼》说的是中国故事，《战狼2》讲的是中国人在世界的故事。二者弘扬的都是中国精神、中国军人的精气神。作为类型片探索，一些元素是可以固化必备的，惟独大故事和故事细节必须是新鲜的、出人意料的、好看的，内容和精神必须是饱满和有力的。在军事电影的探索上，我们仍需努力。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8月9日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