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给我自由选择的权利

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给我自由选择的权利

文|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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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种子

  我的童年是在内蒙古包头度过的,那里的教育水准相对落后。我父母都是中学毕业,但他们很有意识地培养我和弟弟,使我们都上了很好的大学。

  

  我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一直爱看书,也爱买书。所以,我从小在家里能找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书,尤其是俄国文学。我读书的种子就是那时种下的。当时家里没有电视,也没录音机,我闲着没事就看书。我在书里得到的乐趣,比做其他事情得到的多很多。

  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给我自由选择的权利。父母从来不干涉我该学什么、该做什么,他们只是照顾我的生活,我要买书,他们就给我钱。

  有一件事应该感谢我父亲。上初中时,父亲给我选了一所他认为不错的学校——那时还没有考大学的事儿。父亲之所以给我选这所学校,只因为他听说这所学校有很多从外地来的老师。父亲一直主张孩子不仅要读书,还要有见识。他认为外地来的老师能给他儿子课本以外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把我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了。正如我父亲期待的那样,在这所学校里,我遇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都是大学生,各有所长,只是由于“政治问题”被下放到包头。

  例如教我语文的高老师,他曾是《工人日报》的主笔,非常有名,工资是其他老师的几倍。他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文革”中被下放到我们学校。在高老师的作文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可以不必写命题作文。有一次我拿到题目,写了一下午,一句话都没写出来。我就去找高老师:“老师,你出的这个题目我实在写不出来。”高老师说:“那就写你能写出来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我家窗前的一棵树》,有点鲁迅文章的感觉。这篇文章从一棵树写起,写这棵树见证的时代变迁,我与这棵树一起成长,它见证了我与朋友、同学的友情等等。没想到这篇没有按照老师命题写的作文居然获得了全班最高分,还被其他班老师拿到全校当范文宣讲,分析文章为什么写得好。这给了我特别大的成就感,而且悄悄点燃了我想读北大中文系的梦想。

  我的数学老师更“神”。他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讲几何的时候,从来不带教具,上课只带五支粉笔就来了。画圆的时候,只目测标定一下圆心,然后一笔画成。这个圆你看不出它的接头在哪儿。画三角形,说画一个34度角,抬手就画一个34度角。有的学生不信,下课拿着量角尺到黑板上去量,果真是34度,连不爱学数学的同学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教我们生理卫生课的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理卫生专业毕业的。当时我上初三,听生理卫生课能听得入神,不是说我对各种器官感觉好奇,而是觉得人体竟如此神奇!因为老师讲生理卫生已经不是在光讲解剖了,他讲的是人体结构与生命整体及运动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哲学色彩。

  这些老师不仅课讲得好,还都很有个性。他们做事追求极致,却没有一个评上过“优秀老师”。因为当时学校要求老师要坐班、要写教案,而这些老师的知识全在脑子里,根本不用写教案,给我们讲课只带一本教材,课本上也根本没标注什么字儿。

  讲历史的陆老师是南京大学历史专业出身,他天天把课本掖在腰带里。进教室后,他从腰带里取出课本,往讲桌上一放就开讲,从来不看一眼课本,牛得很!这后来影响了我的教学方法——要讲的知识应完全烂熟于胸。

  英语老师最令我难忘。他是学俄语的,不是英语科班出身。他看我很有学英语的潜质,就在一次下课后把我留了下来。他说:“我教其他同学可以,但我看你是个好苗子,你不要跟我学了,你要学正宗的英文。”我说:“我不知道上哪儿去学正宗的英文啊!”

  

  过了一星期,他让我课后去他办公室。见了我,他从怀里小心拿出一个用破报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烂了一个角的大唱片,黑色的胶盘,可以用手摇留声机播放的那种。他说:“王强,我是半路出家。你要想学真正的英文,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好教材。这是国外的。”(那时候听外国来的东西,有一种“反革命”的感觉,因为当时偷听敌台是不得了的事!)他告诉我那叫“灵格风”。上初三的时候,在内蒙古那个偏僻的地方,我第一次知道了英国BBC经典的“灵格风”教材。唱片是破的,可能是从收破烂的人那儿找到的。

  老师的苦心让我特别感动。每天放学后,他就把我带到学校广播站,广播站有一个手摇唱机。老师把团旗往窗户上一挂,谁也看不见;再把门从里面一锁,谁敲门也不开。然后他就一边摇着唱机,一边让我跟着唱机读。

  我考到北大以后发现,英语专业50个人中只有我说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因为我是按照BBC学习的,一点都不含糊。

  老师们的谦逊真诚,以及他们全情投入地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生态度,简直让我叹为观止,这直接塑造了我的人生态度和做事风格。

  

  2

  

自由与自立

  至今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高考前报志愿。

  我报志愿时非常“凶猛”,甚至有些不可理喻。当时我一心想进北京,想进中国最优秀的学府,所以只报了五所全国重点大学。第一、第二志愿报的全是北京大学。这种报法是自杀式的,因为如果第一志愿不录取我,第二志愿肯定也不可能录取我。学校领导一看,急了,说:“这简直是瞎报!”

  

  当年北大英语系在内蒙古只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名额给民族班)。学校领导说我是孤注一掷,被录取的概率太小。如果前两个志愿考不上,我连内蒙古大学也没报,肯定是上不了大学的。当年高考的升学率对学校很重要。学校的党委书记亲自找我父亲谈话,让他劝我改志愿。父亲知道我不愿意放弃——因为上北大是我的梦想,就没答应。党委书记给我父亲做思想工作,讲了一个小时的大道理,结果把我父亲的倔脾气给激出来了:“他考不上大学是我养,又不是你们学校来养。不改!”

  党委书记一听气坏了。他觉得我们做事不靠谱,爱出风头,这会影响学校的升学率,属于思想不端正的人。当时他就把我这个文科班唯一一名“三好学生”的荣誉给撤了,八块钱的“三好学生”奖学金也收回了。

  这么一来,我非常紧张,压力大得不得了。父亲见我情绪低落,就对我说:“怕什么,你又没错。如果连北大都不敢考,你将来还敢做什么?考不上我养你,明年接着考!”

  父亲的话让我感到很温暖。我有了强大的后盾。接下来的时间我拼命复习,因为担心考不好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点燃我梦想的那些老师。

  结果,高考成绩一公布,我是内蒙古文科总成绩第二名,外语成绩第一名。我顺利地以第一志愿进入了北京大学。

  我感谢我的父亲。生活中他的话不多,但关键时刻总是看得很远,看似不经意的话,其实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让我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依照自己的意愿追逐梦想。这使我变得独立而自信。自由给了我自立,自由加上自立给了我今天的人生。

  END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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