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主人发关涉借书之慨时，想来是有翻旧窠出新声的意思，没料想被后世直用成滥调，若有后知，亦会愀然不乐的。毕竟，借书一事，读书人多多少少总是有的，不过其情形及缘由差别颇大，岂可单线条一语概之，即使偶有中的，仍未免简化得令人避之不及。若以个人经验谈谈此事，或有廓清之效，兼及忆往，一举而两得，是不妨一记的。
初始的借书，全然出于匮乏。幼时自己手头的《草原小姐妹》、《海岛女民兵》、《山间铃响马帮来》，还有如《红缨闪闪》之类小孩子机智抓潜伏特务的书，翻腻了，借邻居家的《大林和小林》，没头没尾的格林童话、天方夜谭，《没头脑和不高兴》什么的，看得津津有味。总是特担心没头脑设计的那栋九十九层的高楼，没电梯，大家爬上去，自带的干粮够不够吃?武松在台子上打老虎，怎么也打不死，要不，给老虎下点蒙汗药?阿拉伯的在天上乱飞的毯子，让我看着眼晕，显然超出了其时童稚对世界的认知能力;阿里巴巴故事里，勇敢的女人用滚烫的水浇死瓮子里的四十个大盗，想想那些个强盗的感受，得多疼，竟然一声不吭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全挂了，不可思议。
大了些，知晓金庸好看，就到处觅来。全的不多，东零西凑，且得一本一本借，常常缺斤短两，乃至颠三倒四。如《笑傲江湖》，第一册看了，忽然蹦到第三册，情节断了，没关系，照读，然后是第二册，再然后，没得了，成了断尾巴蜻蜓;《侠客行》，自始至终只看到下册，倒是毫不影响阅读，“狗杂种”的前史在想象中补齐，自有乐趣;《倚天屠龙记》更绝，只有第一册，张无忌的江湖奇遇记刚刚开个头就煞了尾，惹得牵挂不已;《雪山飞狐》倒是薄薄一小册，没缺什么，但胡斐那一刀到底是劈没劈下去，苗若兰在外面等得心焦，让我心里极是担忧。彼时的借书，彷若沙漠中寻找绿洲，惶惶不择，逮着什么是什么，勿管天头与地尾是否齐全，抓来就读，心悬着是免不得的，倒也颇有趣味。
时光忽忽而过，匮乏时代已然消逝，但借书之事并未随之中断。缘由不在少数，先谈其一：有些书，多半只能通过借的渠道才能看到。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想读的时候，尚未有简体版(当然，即使后来内地引进，因删节过多，已不适合研究之用了)，只能从图书馆的港台室借出香港友联版，厚厚一册，繁体竖排，却读得舒服，也快，因为相较国内的同类著作，格调大不同，没有头巾气，独立发声，敢于做论断，虽不无偏见或偏颇，但仍是好看的。
再有，由别的书牵扯出来，算是随机的。如读《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2012年版)，有一篇陈凯歌的文章，极好，知晓是从其自传中摘出来的一节，就去图书馆找那本《少年凯歌》。还真找到了，人民文学社2001年版，读后有些吃惊，既因写得太好(幸而做了导演，否则或会抢专业作家的风头)，亦因发现后出的那本书竟有所删节。也即是说，初版本一字未动，十余年后再出，且是撷取其中的一章，竟要删去其中的“违碍”之处，不知是不是时代在进步的缘故。
另一种借阅，是版本的杂，致使重合中时有遗漏。汪曾祺的书，版本的众多是识者皆知的。全集有1998年北师大版(虽然也是全集不全，遗失太多)，另有据说正在编撰中的人民文学版，前者错过不再可得，而后者标价之昂，显然拟将普通读者拒之门外。除此之外，即各类选本了，我手上有十几种，虽然尽量收集较好的版本，但免不了多多少少重合，亦不可免遗漏。但还是想尽可能将没读过的篇目找来看看的，而许多本子里未寓目的也就几篇，数十页而已，买来是不值当亦无必要的。此时图书馆的作用就相当显豁了，借来多本，抽取来读，阅后还掉就是了。另有想读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两篇小说，并未涉及别的作品，不想为这些篇幅买一整本书，不如去借一本丁玲的小说选，是既经济也省力的一种法子。
还有一些绝版的单行本，借来看看亦是别有意味。如三联有套白皮小书系列，小巧，装帧素净，里面收有金克木的三种：《天竺旧事》、《旧巢痕》、《难忘的影子》(后两册署名辛竹)。尽管后来八卷本的金克木文集推出，这些作品均已收入，但单行小册的雅致精巧招人爱是不会为读书人忘却的，其价值不是其他版本可以轻易取而代之。我们且可发现，这套书的封面设计署“叶雨”，亦即范用，大出版家的别样爱好，是值得细细端详的。而杨绛的《干校六记》，首次在内地问世，也是在这个系列里，想想当初无人敢接手，只得在香港出版，之后北京三联接盘，颇费周折。若在图书馆里看到几种这样的书，即使有的已在别的版本里读过，再借来把玩一番，又有何妨?
如此种种借书的情状，稍作勾画，抛砖引玉而已。忽想起两位前辈学人或作家，钱锺书与汪曾祺，原因无他，只因其家中均无甚藏书，需要读时，显然是需要借的。这样的记述，前者见于来访的后辈或记者的笔下，后者见于子女所撰《老头儿汪曾祺》之中。这是很奇特的事情，因钱为大学者兼作家，汪为学者型作家，读书之多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与家中藏书之少构成鲜明比照，他们借书而阅的频繁及数量是可想而知的。其实略做探究可以分析，钱锺书在清华时放言要扫清学校图书馆，自然是借来看，去英国读书，远行万里，应不会为书所累，亦会借国外图书馆的书读;回国后适逢战争时期，奔波于湖南、云南、上海之间，即使有藏书大约亦会散尽;建国后，想来会有一些藏书，但很快这物什即成为四旧，务使毁之而后快，是存不下多少的。待至海清河晏，钱先生或已没了囤书的兴趣，于是家中三个读书人日日手不释卷，室内却无太多存书，“借”字而已。汪曾祺虽小钱锺书一辈，但四〇年代之后的经历大致如此，日后除手头经常翻的《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宋提刑洗冤录》等，要看别的，多半即从单位借来就是了。
这不免让我联想至目下读书人于书的某些问题，固然不很高雅及脱俗，却也有说说的必要。我们身处太平盛世，自然不会有前辈们在动荡中的忧虑，藏书不会无妄毁去，于是囤书之欲望大增，不过对于许多人而言，买书是买得起的，但放置书的空间却大大发愁，以至沉默无语的书籍渐渐侵占活人的领地，予人不小的压力。当此之时，我们抱怨城市诡异的房价是不可免的，是不是也要稍稍念及一些久已冷落的“借”书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