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十五六岁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加入国民党。二十三岁在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的赞助下创办了当时影响甚广的《教育短波》刊物。二十四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经当时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和北大校长胡适先生推荐，先后到日本、美国留学，而后都因为爱国原因毅然回国。
他一生勤勉爱国，心里装着人民，自誉为“爱国一书生”。
在回忆录中，何兹全这样写道：“我是一个爱国的书生，心中的祖国就是大陆。我回来是向共产党投降的。我真诚地向共产党投降，换取共产党的宽容，真心想在她的领导下，建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新中国。”可见他的报国之心。
提起何兹全老先生，人们总是想到——历史学界的泰斗，知名大学教授，著作等身……还有一个做北大副校长的儿子等，这些足以让你未见其人，先仰其名。其实何兹全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老人，普通的就像领居家的老爷爷，亲切、和蔼、仁厚。
老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都经历的中国的哪些时代变革呢？一起来看关于他的访谈。
主持人：何思源是当时国民党时期的北平市市长，也是你没齿不忘的恩人，还是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女士的父亲，他对您都有哪些影响？
何兹全：何思源是我族兄，我们都是山东菏泽县人。我们老家是书香门第，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1931年我考取北大，是他帮助我，资助我读书、留学，使我长大成人。
解放前夕，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吁，国民党特务在他家里安放了定时炸弹，他的女儿何鲁美被炸死，全家也都受了伤。国民党撤往台湾时，他留在了新中国，直到1982年去世。他对我的栽培之恩，永生难忘。
主持人：你的性格是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甚至还有点软弱，这种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何兹全：可能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祖父时代家境败落，但是后来父亲做了军官，收入好些，我因为是家里排行最小，父母比较宠爱甚至溺爱我，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养成了心地善良，不愿争斗，但却有些平和软弱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进入社会后，交往的朋友各式各样，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有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也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我的态度和立场比较中庸，看什么事都很平和，不走极端。那时我的性格就已形成，即进步，但不过激。
年轻时的何兹全
主持人：您十五岁就加入了国民党，是自愿的，还是稀里糊涂的凑热闹？您那时对国民党了解吗？
何兹全：应该是大半稀里糊涂的，小半有点自己的想法。那时我在南华学校读书的校长非常进步，还有几个老师也很开明。当时有同学跑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我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当时对国民党、政治理想、三民主义等等都没有太多了解，只是有一股冲劲，一腔热血。但我从小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加入了国民党，时间大概是1926年底。
主持人：是什么原因使您选择了学历史？
何兹全：北伐战争失败后，当时有种思潮就是反思革命为什么失败了？于是当时兴起了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农村、中国社会史的思潮。我喜欢刨根问底，也想知道中国社会是如何来的？如何发展演变的？于是就考了北大，刚开始选了政治系，后来发现当时的政治系只讲现代政治，不讲历史根源，于是就决定转到历史系，开始了一生的历史研究。
主持人：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何兹全：有三个人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何思源，他资助我读书，学习。如果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第二个是陶希圣先生，他是我的恩师，是他指引我走上了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陶先生教给我如何用辩证唯物史观的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最后一个是傅斯年，他也是我的恩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机关里写社论，混日子，是傅先生邀请我重回史学馆，使我重新走上了做历史学问的道路。不然我可能早就死了。
主持人：您1947年留学美国，又为何从美国回来了呢？
何兹全：我1947年5月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要学习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史，目的是为了和中国历史比较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回国，另一个是留在美国，或者去台湾。因为当时傅先生去了台湾，而且把我的书物都带过去了。如果我留在美国也没问题，当时我已经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取得了研究院的职位和待遇。但我还是选择了回国，我觉得是“祖国”这两个神圣的字眼带给我的力量，把我这个游子召唤了回来。
主持人：国民党的大队人马都跑去台湾了，您却没去，而是独自一个人跑回了大陆，当时是怎么想的？
何兹全：我心中的祖国是中国大陆。我记得俄国大史学家罗斯托扎夫一生流落欧美，临终时说了一句非常伤感的话：“我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心里特别难受，倍感辛酸。有祖国的人是无法真正体会到一个没有祖国的人的内心世界的。
何兹全夫妇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何兹全长期潜心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并于1989年完成了近五十万字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引起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他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怀有爱国之心，关心政治，一直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情，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国家和人民对他的栽培。
他的一生是无悔的，当别人称呼他为教授、知名专家、学者时，只有他心里清楚，自己依然是那个怀揣爱国梦的“少年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