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生命教育与死亡辅导”清明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田松、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教授胡宜安、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伊华、陆军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刘端祺等专家共话生命与死亡，为中国当代社会的生死教育、生死观念提供借鉴。
张克伟 绘
什么是传统文化中“好的死亡”
田松
死亡不是疾病，而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像怀孕生孩子不是疾病，是生命的一个过程，是人生的一部分一样，死亡不应该成为意料之外的事。
我们现在只有人生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人死观”。我们经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们诅咒一个人的时候会说“不得好死”，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死亡有好的也有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医院里，在临死前见到的是一些戴着口罩的陌生人，而不是自己的亲人，这样的死亡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
在传统文化中，死亡是非常严肃的，不是草率的、无奈的，死亡是有陪伴的，不是孤单的。在这种状态下，生和死是渐变的过程。
根据纳西族人的传统，当老人病危时，应及时通报至亲成员前来守护。村邻、好友、亲戚也会主动前来关心守护。在纳西族人看来，人到老年辞世顺乎自然规律，是正常的人生历程，所以一个人的死亡是被接受的。死者个人知道他要死亡，而所有的人也都接受他的死亡。弥留之际的人在床上逐一和亲朋好友告别，一个个交代后事。死者死亡的过程，是由全村人一起陪着的。
丧葬仪式，同时也是死亡文化传承的过程。在葬礼中要唱诵经文，然后送别死者，把死者的灵魂一步步引向以前生活过的地方。这时候全村人，尤其是孩子们，目睹了、参与了、陪伴了老人的死亡，这个死亡就给他立了一个榜样，他知道什么样的死是好的，他知道自己将来怎么样去死，这时候死亡并不完全是神秘的、畏惧的，这样他将来面对死亡时才可以坦然接受。
在作家丁宗皓的散文集《阳光照耀七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祖父是躺在他生活了一辈子的茅屋的中央等待死神降临的。那时姑已拿出她20年前缝制的殓衣放在旁边，棺材也准备停当。我是亲眼看着他离去的，起初能坐起身，后来只能动手，再后来只能用眼睛说话。我由此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消失于这个人世的，我仿佛看见祖父的灵魂正一点点地走开。”
这个过程中老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知道他生命的过程，死亡对于他来说不是完全被动的，他自己是有清醒认知的。
一些动物也具有认知死亡的能力，比如大象知道自己要死了，它会自己离开象群，走到墓地。
死亡是一种能力。当年弘一法师临终前写下绝笔“悲欣交集”，然后以涅槃卧，安详圆寂。
其实普通人也可以拥有这种能力。比如临死的老人一口气一直吊着，因为小儿子还没有回来，等儿子回来了，老人才死。在这个过程中，死亡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
然而，现在的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阻拦了主动的死亡，把死亡的能力破坏了。
北师大一位院士曾经立下遗嘱，他不接受临终抢救，不愿意插管。但这让他的家人和医院陷入两难境地，最终他的家人仍然觉得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医院也不愿意主动放弃抢救，这显然违背了院士当初的意愿。
死亡的场景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的死亡发生在自己的家里，死者是家里的主人，家里是他熟悉的环境，亲朋好友在这里和他一一告别。可是到了医院，是他的客场，他是这里的病人，主动权不在他手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自主能力也丧失了。
现代的死亡仪式千篇一律。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都是整点开始，通常两个小时内结束，两边挽联换掉，又是下一个人的葬礼，整个过程是商业化、技术化的。很多时候，葬礼的主持人并不是死者的好友或亲属，他和死者是陌生人关系，是没有感情的。
传统社会可以在家停灵几天，那种温柔的过渡现在已经没有了。告别仪式的整个过程，缺少对死亡的尊重。似乎这事赶紧了了，了了之后该干嘛干嘛，生和死之间就像隔着一个闸门。而死亡没有得到尊重，恰恰是人生没有得到尊重的表现。
我由此产生了疑问：死亡能力的丧失，与社会整体的死亡文化的丧失是否存在关联？死亡文化的丧失是现代技术强制干预的后果吗？
讣告上常常写着“因病医治无效”，因病医治无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医治有效，就不会死亡，至少还能再活几年。由此我们会产生一种幻觉，对科学和技术的无限信任，让我们觉得现代医学无所不能，甚至可以对抗死神。
生态文明需要重建死亡文化，其中最核心的是我们要坦然面对死亡、接受死亡，这才是对死亡的尊重，也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到头这一生，难逃那一日。在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的讣告里，写着“寿终正寝”几个字，这就是传统文化中好的死亡。
喜欢鲜花烂漫，也应该静待花落
胡宜安
2000年，学校里搞教育改革，我决定开设生死学这门课，没想到学生们很感兴趣，从那时一直坚持到现在。2016年，我的在线课堂上线了，效果也挺好。
虽然我上生死学这门课有十几年了，但是我内心对死亡那种莫名的恐惧还未排解。我上这门课，一方面是为了和学生探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我救赎、自我解脱。
为什么要开设生死学这门课？
第一，它是生命进程的内在需要。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解决温饱问题，中国人处于求取生存的阶段；上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中国人不再追求大鱼大肉，我们的生命进程进入到追求品质的阶段。追求生命品质，就是要把生和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不是消极防御性的，而是一种内在的积极进步的东西。
第二，它是对生命悖论的思考。在科学昌盛的今天，现代科学可以延长人的寿命，但是它最终未能真正克服疾病，免除死亡，生的希望和死的绝望形成一种极度的紧张。因为老龄化等原因，我们更要直面衰老和死亡的危机。
第三，它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突破与创新。在过去的生活方式下，我们中国人用一种不言而喻的方式把生死问题缓解了。比如，农村的老人满60岁了，就开始暗示儿子得把自己的后事准备一下。儿子非常自觉，把棺木打好，放在旁边的偏屋里，老人家茶余饭后会踱步走到停着棺木的小房子里去看一看。这背后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研究生死，既要传承又要发展，因时势而变化。
目前，对于生死学的研究，大多是以死亡研究为主体，比如关于殡葬、临终关怀、死亡本质与心理、脑死亡、安乐死、自杀等，而较少研究关于生的问题，表现出“以死观生”的主旨。
此外，关于生死学，研究的大多是作为危机状态的生死问题，而很少给予人们正能量的东西。前不久，成都有一个姑娘，她爷爷80多岁了，身体不太好，这个女孩就想，怎么留下爷爷美好的瞬间呢？最后她决定和爷爷一起拍婚纱照。其实，这就是常态下的生死问题，人们可以以非常积极的态度把生与死柔和地放在一起。
我们总以为生死学是负面的，可是，死亡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恐怖。我们喜欢鲜花烂漫，但我们也应该静待花落，落叶缤纷也是一种美。从正面来疏解生死，这是生死学需要探讨的话题。
让告别变成一种艺术
伊华
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寻梦环游记》，讲的是墨西哥的亡灵节，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死的距离、仪式的价值和意义。
殡葬从古到今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的是生命的传承，是人的社会性的集中表现。而殡葬的社会价值，正是通过仪式感来呈现的。殡葬服务的仪式或庄重或寂静，在每一个细节之中，让死也可以矗立起来，和生一样有尊严。
我们每个人都参加过追悼会，中国殡葬协会会长陈群林先生把常规的追悼会归纳为“131”模式，即“一枝花、三鞠躬、绕一圈”。显然，这样程式化的过程，很难唤起人们心中的温情和归宿感。
于是，上海福寿园率先尝试殡葬礼仪改革，并在2008年面向社会，成立了“白色天使”礼仪策划团队。著名导演谢晋的追思会，地点出人意料地设在社区里，仪式环节包括天堂来信、电影回顾、角色人生，层层递进，从事业和生活各个层面展现了谢晋导演精彩的一生。媒体对此报道后，市民反响强烈，新华社的报道中更是赞誉这次追思会是“让告别变成了一种艺术”。
殡葬礼仪师或者策划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位编导，在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将逝者的生命之美浓缩、演绎，这绝不亚于任何一场精彩的剧目。
一位留美的女士叶落归根，回到故乡安葬。告别仪式现场，由白色和紫色两种色彩构成，浪漫而神秘，那是这位女士生前最喜欢的颜色。仪式上没有哀乐，而是选用了优雅的爵士乐，因为她上世纪30年代生活在上海，最喜欢老上海的爵士乐。虽然家属和亲朋好友们都流下了眼泪，但是这与传统概念中的哭天抢地完全不一样。这场生命的告别，对亲朋好友来讲，是一次温馨的回忆，是一次生命的洗礼。
我从事殡葬行业22年，几乎每天都在触摸那些鲜活的生命故事。在我看来，生命的离开并不是生命的句号，它应该是人生的破折号、惊叹号和省略号。
我曾经接待过德国著名摄影师劳尔先生，他在中国举办一个民间文化摄影巡展。当时我问他：劳尔先生，为什么在你的清单里有一个现代墓园的拍摄任务？结果他的一番话让我非常震撼，他说：“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如果连死都能做好，生将不是问题。”
殡葬究其根本，正是为生者建立起一个心灵层面的意义世界。每一场仪式不仅是对逝者生命的浓缩，也是让更多的生者从中感悟生命的真谛，修正未来的人生方向和生命轨迹；而这种体悟，更可以从小家到大家，促进社会正能量的传播，真正做到让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为什么提倡生前预嘱
刘端祺
推广生前预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按照本人意愿，以尽量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世，这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生前预嘱不涉及财产继承、婚姻情感、亲朋关系、医患利害、治病花费，也不涉及安乐死。很多人认为签了生前预嘱，就是准备在某一天给自己实施安乐死，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安乐死在目前的医学界是不赞成、不提倡的，因为安乐死直白说就是“辅助死亡”，违背了医生救死扶伤的最基本的宗旨。所以，生前预嘱和安乐死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在提倡生前预嘱以前，我看到很多病人在亲属的坚决要求下接受了各种抢救，最后非常痛苦地死去。所以签订生前预嘱，可以让人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事先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
阿尔伯特·史怀哲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医生，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德国开始行医，后来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非洲广袤的土地。他曾经这样谈到死亡：“我们终将面对死亡，但如我能使患者在死前享有片刻的安宁，将是我神圣而崭新的使命。”他把死亡前的片刻安宁看得至关重要。
90多岁的王女士是我国第一位执行生前预嘱的人，她也是第一批填写生前预嘱的人。她曾说，自己的几位老战友在去世前都遭受了很多痛苦，国家花了很多钱，家属费了很多心，她坚决不要这样，最后她在医院里非常安详地去世了。
我们到一些养老院去推广生前预嘱，无一例外都被负责人一口拒绝。他们觉得和老人提这事就是咒老人死。但实际上，我们每次宣讲的时候，周围都会有很多老人主动围成一圈来听有关生前预嘱的事，这说明老年人需要了解这些。
不只老年人需要，其实从生命教育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和老人以及子女、兄弟姐妹一起谈论这个事，大家就会直面死亡，明白父母、家人的陪伴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会走到人生的终点，从而使人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解放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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