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曲人敢唱民歌，想唱民歌，会唱民歌，爱唱民歌，因而早在明代志书中就有“户有弦歌新治谱，儿童父老尽歌讴”的记载，并世代相传，绵延不绝。唱来唱去，便将这方“鸡鸣三省”的“五方杂处”之地唱成了“民歌的海洋”。
这一独树一帜的文化现象，自然而然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瞩目。1953年秋，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间音乐研究室晓星、简其华、李明辉、赵宽仁、王树、金湘、苏琴（女）、李一鸣等一行8人，组成采风队，专程到河曲采风、调查。他们三个多月的时间便收集到3000多首山曲儿和42个二人台节目，事后还整理、撰写了调查研究专辑《河曲民间歌曲》（1962年6月第二版，1956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时书名为《河曲民歌采访专集》），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河曲民歌的风貌展现在全国读者面前。而谈到河曲民歌的数量，河曲籍作家燕治国更是自豪地说“如果把河曲民歌全部收集起来，一万首也不止！”前些年编撰出版的《中国歌谣集成·山西卷》，河曲民歌亦风骚独领，约占全书所收民歌的十分之一。
这些数以万计的民歌，内容是老百姓想说想唱、所思所虑的东西，因而通俗、朴实、自然、感人。比如有关走西口的民歌，从“穷光景逼得咱走口外”到“掏根子”“拉骆驼”“挑大渠”，从“碰见个鞑老板，说了两句蒙古话”到与蒙古女子耍逗乐，从口里的女子“丢下小妹妹咋想呀”到经不住光棍汉的骚扰、挑逗而“打伙计”，从“挣下了盘缠回程”到“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从“穷骨头撒在河套川”到“寡妇上坟泪长流”......无不涉及、包容，从而构成一部晋西北汉子相当完整的流浪史、迁徙史、苦难史、创业史，完成了对走西口这一移民运动的历史叙述。河曲民歌厚重、深沉、博大、雄浑，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冲击力。应该说，这种史诗品格是河曲民歌的灵魂和精髓，也是它广受赞誉的根本性原因。
民歌来源于民间，民歌产生的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的民歌手。那么“民歌的海洋”河曲又有多少民歌手呢？实在无法统计。晓星等专家在《河曲民间歌曲》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据采集者在河曲某村调查，全村一千余人，除了髦龄儿童不会‘唱曲’以外，其余的人几乎均可称为民间歌手，只不过有唱得较多和唱得较少、唱得较好和唱得稍差的区别而已。最好的歌手能‘连唱三天三夜都不重’。”事实也正是如此。可惜，过去民歌登不得大雅之堂，甚至还被贬斥为淫词滥调，所以民歌手也缺乏应有的社会地位，史籍中自然也不予记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他们创作的民歌也随之名正言顺起来，才有了晓星等专家的采风活动和民歌手的被尊重。
在河曲，民歌和民歌手被尊重的标志性事件是1957年的进京演出。这年4月，全国第二届民间艺术会演在北京举行，15名演、奏人员，在天桥剧场演唱了《珍珠倒卷帘》《船工号子》《打蓝调》《串河湾》等曲目。演出结束后，观看演出的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接见了代表队全体成员。
1978年由忻州调到山西省歌舞剧团的河曲籍民歌手尹占才和张美兰，则是一对难得的“黄金搭档”。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他们以《拜大年》、《割莜麦》等对唱，多次参加全国、全省性比赛和重要演出，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声音。1978年，他们的对唱亦被评为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族民间唱法独唱、二重唱会演的优秀节目，并参加了当年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国庆晚会演出。
2002年5月，“大器晚成”的河曲县农民歌手辛礼生以《过大年》在全国农民歌手大赛中获三等奖；2004年，他又和刘美兰合作，以对唱《五月散花》《挂红灯》获得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清逸·佳雪”杯CCTV西部民歌电视大赛金奖，成为全国知名的“歌王”，多次参加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地举办的演唱会，每次都无一例外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誉。
因为这一切，河曲县于2006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北方民歌之乡”称号;紧接着，“河曲民歌”又毫无争议地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曲籍作家燕治国，则用近十年时间，搜集、整理和编写了近千首走西口民歌，然后又数易其稿，创作了25集原生态民歌电视连续剧《西口情歌》，将数十首河曲民歌原汁原味地展现于荧屏之上。
还有好多歌唱家，对河曲民歌亦情有独钟。如出生于保德县的军旅歌唱家马玉涛，在60余年的歌唱生涯中虽然没有专攻民歌，但无论是歌剧《小二黑结婚》和《刘胡兰》选段，还是独唱《马儿呀你慢些走》《看见你们格外亲》，都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声乐发声、吐字和音色特点，明显地表露出故乡民歌（保德民歌和河曲民歌几无差别）给她的滋养和影响。就连蜚声海内外的歌坛巨星邓丽君，也演唱过不少以《五哥放羊》《挂红灯》曲调为元素创作的歌曲。
有如此丰饶的土壤和厚实的基础，浩如烟海的河曲民歌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向更高一级的艺术形式——二人台飞跃，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田昌安《娘娘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